事故善后的官方“惯例”——透视“特别重大事故”后续处理

铁路运输事故的法定赔偿金额上限是17.2万，但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可以书面约定高于此限额。但具体如何约定，就只能依靠铁路局与遇难者家属之间的博弈，而类似博弈自有一套惯常做法。

诸如早出殡多给奖励，遗体分散存放，遇难家属分散居住等做法都在各种事故中被反复提及，相关经验介绍文章称这样“避免了家属间相互聚集、串联、攀比”。

惯例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此次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中，国务院调查组详细成员名单的公布就不同以往；而总理温家宝现身特大事故现场，向遇难者家属鞠躬，亦属罕见。

2011年7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7·23”甬温线铁路交通事故现场献花致哀。该事故的善后问题，牵动人心。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图）

事故的发生仿佛按下了一枚启动按钮，从悲剧降临的那一刻起，政府的一整套善后机制便开始轰然运转。十几天前发生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亦不例外。

南方周末记者依据公开信息整理统计近几年来的“特别重大事故”（即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重伤，或造成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善后工作发现，政府部门有一套长久以来的事故后续处理“惯例”。

在业已形成规律的事故后续处理模式中，到场官员、动员模式、权责界限、现场搜救、治疗伤员、安抚家属、商议赔偿、事故调查问责……一切步骤均在按照惯例运行，少有例外。这些惯例中，有的可以寻找到法律法规或政府文件为依据，有的则只能通过统计，分析总结其规律。

不过惯例也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在此次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中，国务院调查组详细成员名单的公布就不同往常；而总理温家宝现身特大事故现场，向遇难者家属鞠躬，亦属罕见。

遇难者名单：较少公布

按照惯例，事故发生后，“紧急赶赴现场”的官员级别往往反映了事故的严重程度。

在特别重大事故中，出现在现场的最高级别官员往往是分管安全生产、交通运输等工作的副总理。从程序上说，他是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委派而至。在本届政府中，担当此职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

部分情况下，受委派到现场的是身为国务委员的国务院秘书长。2009年和2010年，河南平顶山先后发生两次矿难，死亡人数分别是76人和49人，抵达现场的最高级别官员分别是副总理张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