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学家罗曼史：严复

天行与人治看上去是格格不入的，其实也是暗自蕴合在一起的。

1900年7月26日下午，上海沪西的张园，《亚东时报》主笔，33岁的章炳麟举起一把杭州剪刀，“咔喳”一声剪断了发辫。在会场两百多人的惊愕叹吁中，在莫衷一是的君主立宪和革命民主的争论声中，中国第一根辫子落了地。会场中，有一位名叫“严复”的福州人悄然离去。

1900年这一年，对46岁的严复来说尤其艰难。虽然味同嚼蜡的教职生活，让他在天津未能施展才能、青云直上，天津对于这个吃过洋墨水的委培海归来说，本也无可留恋；但眼睁睁的看着，20年供职的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水师学堂被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们打砸抢烧，夷为平地，也难免有所感触、一番怅惘了。

然而乱世是不适宜感触的，正如严先生在此前就写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句子那样，他此刻最关切的是如何生存的问题，而绝非什么拳匪、洋务、联军、立宪等诸多国策政事。他一溜烟跑到了上海，可还是看到了年轻人剪辫子这一幕，只得再一次避而远之了。

这一年，巴黎正在举办世博会，而同乡人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年前已初版，严先生读着这本洋小说聊以怀旧，怀念一些过往旧事和曾经去过的洋国。“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先生一边看着洋小说，一边吸着“福寿膏”，抛下这句云里雾里的感言，自顾自消遣着。

黄昏时分，广东路河南路口的同芳茶居，严先生又来喝莲子羹，伙计们忙前忙后的张罗着。严先生打着舒适的呵欠，环顾周遭。邻桌搁着一本摊开的书册，再熟悉不过的字行映入眼帘：“天行人治，常相毁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这即是严先生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