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柔滑的父权

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分别是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母亲节和父亲节。本刊这期的专题是“父亲·女儿—上辈子的情人”，之所以选取了这样一个父女亲情的角度，是想呈现一个家庭内部最坚韧部分与最柔软部分之间的微妙关系，最大可能地呈现人伦亲情的美妙动人。

我们的编辑做好专题后，我细读了文章，有一种感动，但是我想到的，却是鲁迅先生九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我们怎样做父亲》。

从第一个人诞生到世间以来，我们就产生了“父亲”这样一种身份，面临着“做父亲”这样一种工作。这种身份、这种工作似乎是天经地义、无需过多追问的，但是五四时代的鲁迅，却提出了一个命题，此命题，就是要革老子的命。

革命，在前现代的中国是时常发生的，中国每一次王朝的周期性震荡，都是革命。贫民揭竿、宫廷政变、臣弑君、子弑父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发动反抗父权、进行伦理革命，只有到了五四时代才兴起。挣脱父权的枷锁、使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人，这不同于那种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是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是为了获得一种真正意义上可称其为“自由”的灵魂。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男权、夫权、父权一直是紧密结合的“三权”，此相互不独立的“三权”又与政权牢牢地靠在一起。我们历朝历代的文化又为其添砖加瓦，以致于三权重压如泰山。在父权这一块，父亲对子女形成一种永久占领的关系，有时是以教训责罚的名义，有时是以爱的名义，反正，父亲的虎威神圣不可侵犯。做子女的在长辈那里低眉顺眼，临到自己做长辈，也就继往开来，摆出一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架势。长此以往，受虐者与施虐者轮流坐庄，我们的家庭权力文化也就源远流长。

但终究需要人来反思这种权力文化的合理性，进而自动终止施虐者的伦理惯性。我常常敬仰五四时代的思想巨人，不是由于他们干出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由于他们敢于在自己身上开刀的勇气，所谓的“抉心自食，欲知其味”。鲁迅就是这样，“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如鲁迅所说的，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权力思想要核减，我们不过是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父母，已经淡化了自己的权力欲望，因而才有了那些温馨，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被软化的权力，那么温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