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冷静的“玉女”
关于写作：写东西时，会慢慢丧失其他能力……
关于80后:不仅我应该告别“80后”，和我同龄的作家也应该集体告别“80后”
关于抄袭门：我和郭敬明曾经是朋友，我们有对方的MSN……
张悦然想以她发表在《收获》杂志，后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誓鸟》告别“80后”，也就是“转型”。
小说源于一次灾难。2005年春天，东南亚海啸后三个月，张悦然从新加坡去了泰国普吉岛旁边的皮皮岛，想看看当地人如何在海啸之后重建家园。突然间，海水向岸上淹过来，张悦然和当地人乘船漂流一夜才获救。事后她才知道，那天没有发生海啸，而是发生了印尼大地震。
因为这段经历，张悦然对灾难的意义理解更深了：“海啸过后，马来西亚那边死去的人，每天都在打捞尸体，我觉得人很脆弱的，对于大海和灾难来说都很渺小，什么东西能够比人更坚固地留下来，长于生命的，就是记忆。我想活得再用力点，有更坚贞、持久的东西。”
激情用完了，阅历跟不上
记者：你总是强调告别“80后”和“超越”，是不是过于焦虑了？
张悦然：坦白地说，有这个问题。刚开始写作时我特别有激情，后来不断出书，激情用完了，但阅历还没及时补给，人其实是空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的问题，是这一代写作者面临的瓶颈。
现在我觉得，生活阅历不是你走出门去拼命体验就会有的，这要慢慢花时间去等。
我的另一个焦虑是，自己的想象力在递减，这甚至使我感到恐惧。所以我必须趁现在还有想象力时，把她们抓在手里，写得更天马行空些。有人评论说：张悦然通过《誓鸟》，克服了自身创作的瓶颈。我听了很高兴。我在慢慢放慢速度，力图写得更好一些，希望对我有质疑的人能宽容些。
记者：你说过要在写作中“反思当今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你怎么看待“‘80后’是电脑儿童，网络、游戏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过分自我、自私，不关心他人和现实世界”的评价？
张悦然：你刚说的那些，我也是其中一员。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字经常像说梦话一样，有种“呓语”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兄弟姐妹，我们小时候，在家拼插玩具时，就习惯自言自语。我们写作，是因为我们特别寂寞，呓语是从小的习惯。我小说中的人物没办法“跳出来”，活得不够“用力”。宫崎骏的动画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觉得原因就在于片中人物活得都那么“用力”。这一点，也许就是我的反思吧。
记者：怎么看待这一代人一直书写的主题：爱、寂寞、孤独、忧伤。
张悦然：和上一代人相比，我们常常陷入无爱的恐慌中，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总觉得爱不够多。慢慢地，可能导致我们缺乏向外施与的精神，成为“电脑儿童”，对什么都漠然处之，与环境缺乏沟通，擦不出火花，丧失爱的能力。
社会学家估计，我们这代人的离婚率会非常高。我们仍然会结婚，因为我们都特别需要依靠；但我们又没学会怎么和一个人协调生活，没有学会谦让，不会分享，所以必然就会有太多的矛盾。
我觉得，“80后”是很现实的一代。我们可能会在竞争的道路上，而不是在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我也理解，为什么有人说“80后”看起来显得那么霸道，又那么盲目。
记者：为什么你们都爱写玄幻和遥远年代的小说，而不愿意对现实生活发言？
张悦然：对前辈作家来讲，现实是沉重的山，所以他们可以写现实。而“80后”眼前没有山了，所以也许我们更喜欢往远处看，往玄处看。童话和神话，也许更是文学本源。
还有一个原因，也许因为我们的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现实对我们的刺激不那么强烈，远方让我们更敏感、更向往。
是告别一切幼稚和错误的时候了
记者：怎么看待“80后”作家和以往作家的不同？
张悦然：我觉得老一辈作家，是到了一定年龄，才忽然受到某种外力的冲击，而我们这一代从小就兼收并蓄，米老鼠、唐老鸭、小红帽跟我们毫无隔阂。
在评论家和市场的包装下，我们被迅速套上了“80后”的枷锁，成为文化标本，接受各种研究者的观摩，被市场推广。我希望在我们这代人中，我是出类拔萃的作家。我觉得不仅我应该告别“80后”，其他和我同龄的作家也应该集体告别“80后”——是告别一切幼稚和错误的时候了。
记者：你对“70后”有什么感觉？
张悦然：小时候我特别羡慕“70后”，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而是羡慕他们的状态。他们的青春期有种忽然开放的状态，那时候去一次西藏像当一次英雄一样，《回到拉萨》满大街地放。
但我们长大时，似乎已经没有未知之地了。我们看到，所有的地方都站满了人，而且绝不比你差。我们一直生活在现实层面，我们骨子里最欠缺的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我的同龄人，在一起很少真正聊文学。当然，也可能是我太看重文学了吧。
在对待文学的态度方面，我觉得自己与“70后”完全不一样，残雪那些传统作家反倒让我更感亲切。
记者：你是怎么走上写作道路的？
张悦然：我父亲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做教授，研究现代文学。我家的客人都是山大中文系老师。小时候《看图说话》，我说得就比别人好，上学后写作文也写得比别人好，但我从来没想过当作家，因为我父母都动员我学理科。
我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获奖后，觉得自己可以像“前辈”一样，保送清华大学，就没怎么学习。到了4月，国家突然宣布文科生保送取消了。临阵磨枪，考上了山东大学，学理科。我当时有种被欺骗、被抛弃的感觉，感觉离文学更远了。
后来我到新加坡读计算机专业。出国后很孤独，有触动，就在新加坡开始写作，投稿给《萌芽》。有一次在《萌芽》网站上看到网友评论我的文章，还问，张悦然去新加坡了，不知道过得好不好。我终于得到回应了，而且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希望这种回应一直伴我走下去。
我不需要借郭敬明炒自己
记者：这次作协大会上有人呼吁，吸收你和韩寒这样的“80后”加入作协，你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吗？
张悦然：曾有人介绍我加入北京作家协会，但他们说我还是个学生，而且人在国外，户口也不在北京，怎么加入作协？所以我到现在还没加入作协。对作协我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加不加入作协，这种距离感都不会改变。
记者：你怎么看待作协这个组织？
张悦然：我觉得这个组织是个很人性化的存在，是一个能为作家提供生活保障的机构。一个认真写作的人变成作家后，在其他领域他也许会慢慢变成一个废人。一些做不了其他工作的职业作家，可能确实需要作协这么一个机构。
我觉得，我也有“不得不成为”职业作家的“危险”。写东西时，真的会慢慢丧失其他能力。比如，原来我很准时，而现在我没办法确定时间。原来我很有责任感，还做过班干部，写作以后我发现自己变得没办法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负责。
但我心里不希望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作家，我希望尝试其他事情。
记者：你喜欢残雪那样的作家，那有可能意味着不畅销，生活艰难，不像你现在一本书开机就可以印20万册。
张悦然：残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我也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但这是艰难的。我有时也会担心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诱惑，我能不能抵挡得住。
另一方面，我觉得少年成名虽然可能会让人浮躁，但成名也是一种财富。你拥有了这种财富，就不会特别看重，就有可能把虚名看破。对我来说，成名是把双刃剑。
记者：市场对你有影响吗？会影响你的写作吗？
张悦然：我认为这个问题有很多方面因素，我的小说不是特别畅销，但是有同代人的共鸣。和我一起成长的一代人，他们都在变化，而我也一样，不管我多么努力想要停留，都不可能一直停在这个阶段。从《誓鸟》开始，我也在选择自己的读者，那些喜欢我以前作品的读者不一定会喜欢它。《誓鸟》我写了两年，按照我这种写书的速度，我想我会失去很多读者，以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红。
为什么不能让一个人在充裕中走向理想？为什么一定要在匮乏中朝拜理想？我一直是充裕的，不会有暴发户的感觉。我只是很欣慰自己能养活自己了。金钱对我影响不是特别大，文学其实现在是我的信仰，我向着我的信仰去走，心态是健康的。
记者：你怎么看待你的同行们？比如韩寒、郭敬明？
张悦然：在别人看来，“80后”不是循规蹈矩的一代。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80后”更现实，更脚踏实地，我的同龄人中有很多认真的人。
我对郭敬明本人没有恶意，我和他曾经是朋友，我还为他的《幻城》写过序，我们都有对方的MSN，但这件事后再也没聊过天了。我写博客是针对“抄袭”二字而言，我觉得他就该给对方一个说法。虽然有人说我是“落井下石”炒作自己，但我想说的是，我一直在靠我的作品说话，不需要靠其他东西来炒作，我那样做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这起事件使我丧失了一部分读者，但我不惋惜。
生于1982年的张悦然，现在还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四年级学生。24岁的她已经出版了7本书，曾获“春天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最佳新人奖”(图片由张悦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