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热拉斯到王年一

【秘密书架】

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德热拉斯教我如何论世，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王年一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

吴迪（启之），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记忆》丛刊主编。著有《中西风马牛》、《内蒙 “文革”实录》、《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

我读鲁迅要感谢“文革”。1966年6月，北京四中倡议废除高考，正上初二的我，坐在教室里听那喇叭里的义正辞严，心中窃喜——这回可好了。

学校不上课，同学们先是跑北大、清华抄大字报，随后就是满世界串联。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当不上红卫兵，加上生性孤僻，就一个人闷在家里似懂非懂地读鲁迅。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钉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大字“鲁迅语录”。

吴迪

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

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许！”

“凭什么不允许？”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

我们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告了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厕所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