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心鉴 一位“老体操”的自述

“2008年奥运会之后，举国体制得改革，但究竟怎么改是个问题。越往上，越难”   

好成绩是这样逼出来的     图 邱焰

　　在李小双体操学校训练馆中，71岁的孙心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一头花白的头发，略带天津口音的普通话。他学生的学生都开始带学生了。对于一位干了一辈子体操的老人来说，体操就是他事业的全部，而对于现在的中国体操事业，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干体操，那是国家需要
　　1953年苏联队来天津表演，那个单杠飘得多漂亮。那个年代中国人能做大回环就已经不容易了，还敢脱只手转一圈，了不得啊。我呢，成天就琢磨这个，结果，啪，玩脱手，摔骨折了。现在胳膊都不是直的，没办法，就为这个，没能进国家队。
　　当时的全国比赛分甲乙组，甲组都是国家队队员，人少。绝大多数人都是乙组，算是一级运动员的比赛。我最好的名次是1957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体操比赛，乙组全能第三，双杠第一，吊环第三，在当时体操界也算小有名气。
　　全国比赛一完，我就回天津一中了，准备考大学。那会儿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比现在要强很多。1958年我读大一，开始大跃进，连测绘学院的学生都喊着要破百米世界纪录——那个年代就是那种状态。
　　大一快读完，临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湖北省要调我出来参加一个为全运会选拔苗子的体操比赛，比赛在测绘学院举行，体育馆简陋得很，半边水泥，半边地板。结果七个项目的第一名全都是我一个人。
　　体委调令就跟着下来，两头做工作，测绘学院的党委书记毛远耀还有院长夏坚白都来动员，我哪敢不听，所以我就代表湖北省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比赛。所以说啊，我们那个时候干体操，都是国家需要。

训练怎么狠怎么来
　　1959年全运会之后，我被正式任命为体操队教练。当时领队都是从部队下来的，非要讲成分，硬是叫我到农村去选队员，要根红苗正，说实话农村里都没人知道体操是什么东西，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成绩怎么可能好呢？
　　1964年，我选了一批小队员，这次稍微有点基础。训练方法现在想想挺残酷的，怎么狠怎么来。开始也是偶然的，队员一个动作没做好，一巴掌打过去，“你用点劲啊！”结果他一急，一下就把动作完成了。屡试不爽之后，就一直延用这个方法了——过硬、简单、见成效。
　　文革时期体操就中断了，1966年到1972年全国没有比赛，有也都是表演性质。
　　我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被查出来祖父是地主，下放到农村劳动了两年多。贴大字报说我打孩子，你一个地主出身的教练居然敢打无产阶级革命小将，这还了得？
　　直到1972年，全国比赛才恢复。那时在体委已经没人管我叫教练了，包括小孩都直呼其名，就因为我是下放农村、受到批判的人。我以前教的老队员也当教练了。新教练和孩子矛盾大，一吵架，说怎么到现在练的还是孙心鉴教的几个动作。军代表一听感兴趣了，就问孙心鉴是什么人。听说我的技术不错，第一个把我从农村调了回来。
　　从农村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回来，真是受宠若惊，拼命地训练，很想搞出点成绩。那时候不敢再打孩子了，不过大环境仍是那个样子。
　　一个江西教练也跟我聊过这个问题。他问我：“老孙，这孩子不听话，揍不揍啊？”我说我吃过大亏，我不揍。他说：“孩子不听话，我和我助理教练一块上！”我纳闷啊：“你们这样那领队不是要批评吗？”他说：“领队一看我们动手，就扭头，当没看见。”

举国体制：向左？向右？
　　现在中国的体操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什么意思？我们国家这么大，每个省都抵得上欧洲一个国家，可体操就要六个人。当时开全国教练员会，别人不敢提意见，我性子直，年纪大，敢讲。我就提出一些重要的邀请赛也应该派给各省一些名额，不要总是国家队垄断——呵，这捅了马蜂窝。
　　举国体制另一方面也造成教练没有动力。现在年轻教练心思大多不在训练上，都向“钱”看。因为培养一个好苗子，对他们来说，收不到任何报酬——各个地方队队员只要进了国家队，就跟省队教练没关系了，省队教练能得到的报酬是相当有限的。
　　在体操房里看训练，也是份苦差事，要寸步不离地守着，练到一定难度还很容易受伤，孩子都是花钱来的，哪能随便摔。
　　现在有些教练本身水平也不高，真正从运动员退下来当教练的，优秀的不多。我做教练那会儿，和孩子们感情很好。1981年我带训练的时候，夏天，天气热，宿舍里蚊子多，孩子们睡不好，我就干脆把孩子全弄我家去了。我老婆回来一看吓一跳，呵，这么多小孩！大小双那时候还是俩小不点，又长得一模一样，我说叫妈，他们就楞叫了二十多天的妈，以后长大了，见面的时候改叫干妈了。
　　举国体制也导致地方积极性消退。以前一个领队曾经跟我诉过苦：“现在参加全国比赛，经费实在是受不了，每年都是几十万。过去全国比赛，国家体委有个竞赛司，参加比赛的话要拨给各队经费，住房都是不花钱的，伙食费交一部分，补贴一部分，各队只要出个交通费。现在可好，交通费伙食费旅馆费，一切全都是各队自己担。”
　　所以，各地的局面越来越艰难，资源越来越萎缩。现在全国比赛，真正能凑出几个队的不多，除了广东，因为有足够的金钱实力保障，可以买队员。有些省市，体操慢慢就垮了。
　　这也造成了现在的运动员流动现象。所以现在我们训练孩子，到了一定程度，也把户口转过来了，这也是留住人才的方式。否则辛苦培养半天，成绩全被别人拿去了。
　　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举国体制得改革，但究竟怎么改是个问题。也许我们能像国外那样，在初级人才培训上实现市场化，但越往上，越难。
　　在美国，国家体操队都是比赛产生，集训队式，都是临时性的。该念大学的念大学，该归俱乐部的归俱乐部，比赛和训练任务重的时候，大学课程可以这次少拿两个学分，5到8年毕业都没问题。州里自己有比赛，州和州之间有比赛，发现好苗子就进高一级的俱乐部，有时候一个俱乐部就已经能完成我们从体操班—省队—国家队所有的培训。

体操中的政绩
　　印度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可近几届奥运会一块金牌都没有，因为他们不搞，不投入。但中国不一样，大力发展体育最初的目的就是要摆脱过去“东亚病夫”的称号，政治因素太浓，体育不单是体育，承载了太多其他东西。
　　不久前，第六届城运会在武汉举行，都是武汉队拿男女体操团体冠军，观众看得可高兴了。其实冠军都是借的买的，都是国家队或是别省的运动员。表面看起来好像武汉体操发展很好，其实根本不是。在武汉举行比赛，成绩不好，就好像跟武汉老百姓没法交代，名次就是政绩。
　　美国体操注册的运动员比中国多得多，人家都是凭兴趣练的。美国那么多奥运金牌，纳税人一分钱不出。我国则是各省去砸钱，要政绩啊。
　　中国人爱搞金牌战略，如果不拿到一定数量的金牌，就好像等于没有政绩。各省为什么支持？因为每块奥运金牌，都可以换算到2009年全运会的金牌里去。像世锦赛杨威、程菲两人拿了六块，一人三块，如果2008年奥运会也是这个成绩，等于湖北2009年第11届全运会一下就先拿了六块金牌。都是筹码，是为了全运会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