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什么应该改变？

如何避免政府主导的经济过热，始终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十二五”阶段或今后十年中，如果能够通过改革，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得以进一步提高，所带来的经济的效益和对国民的福祉恐怕远大于用投资来达到几个行业的增长目标 

最近，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们又开始五年一度的关于五年发展规划的讨论。

历史上，五年规划注重于确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包括GDP增长目标、产业增长目标、投资增长目标、城镇化目标等等。需要重新审视的几个问题是：增长目标到底有多重要？是否有比增长目标更重要的事情？笔者的观点是，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保持经济平稳比追求增长更重要。

历史上，中央确定的GDP增长目标几乎永远是被超过的。过去的四个五年计划中，GDP增长目标平均被超过3.2个百分点。相对于所制定的目标，中国经济会经常性地处于一个过热的状态。也就是说，不管中央定不定一个增长目标，地方都几乎肯定会达到和超过中央的想象。

所以，是否宣布一个增长目标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大起大落才是经济的最大敌人。如果经济不断过热，就要不断进行宏观调控和紧缩，出现“一紧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热”的循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成本是很高的。这就好比开车，如果匀速前进，耗能最小；但如果一会儿加速，一会儿刹车，最后虽然也会到终点，但能耗就会很大。

除了偶然出现的外部冲击（如过去一年多的国际经济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历史上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是内部原因。经济上行周期的几乎都是政府鼓励或允许投资和贷款飙升，导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此后主要用行政手段、贷款额度打压，导致经济下滑、失业等社会压力，最后政府被迫重启刺激政策。

因此，如何避免政府主导的经济过热，始终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十二五”阶段或今后十年中，如果能够通过宏观管理机制的改革，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得以进一步提高，所带来的经济的效益和对国民的福祉恐怕远大于用投资来达到几个行业的增长目标。

要提升宏观稳定机制，就要研究到底哪些体制因素在历史上导致了人为的波动。笔者认为，至少需要从改革如下四个体制弊端入手：

真正改变地方过度追求GDP的激励机制

如果在今后，经济主体的规模（比如地方政府的GDP、国有企业的产值规模、国有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