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监督，不少政府“不屑一顾”

“透明度报告的基本结论是，政府的透明度整体上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所谓的第一、第二，充其量不过是矮子里拔高子。”

连课题组都不敢相信的是，人大财经委和预算工委所能得到的信息量也非常缺乏。

排行榜最终公布后，课题组并没有接到任何地方政府的反馈，“好像他们根本不在乎”。

“今年很多省不给我们提供信息，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需要一事一申请’。我们提出113个项目就意味着要分成113个申请。”

6月19日《云南信息报》报道，网友在政府采购网发现昆明多个政府部门“加价”或“大宗”购置办公用品。其中，昆明市纪委一次购买上千件办公设备，花掉近700万元；昆明市财政局一次采购服务器4台、台式机68台、笔记本电脑8台，花费近58万元……对于纪委的“出手阔绰”，此网友揶揄：“这是要办门户网站跟知名网站作战么?”

巧合的是，此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中心发布了《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意欲通过政府主动公开花钱秘密的程度来评价政府透明度。在公开的省级政府透明度排行榜上，云南居于垫底位置。

此排行榜是上海财大课题组历经一年社会调查而完成的，是继2009年之后第二次推出，每年甫一公示便引发热议。近日，课题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详细披露和对比了打榜两年后，报告之外看不到的“苦衷”与“发现”。

2010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名：

1福建、2宁夏、3北京、4广东、5陕西、6黑龙江、7江西、8内蒙古、9浙江、10海南、11上海、12江苏、13四 川、14甘肃、15湖北、16天津、17重庆、18安徽、19山东、20河北、21湖南、22河南、23广西、24辽宁、25贵州、26青海、27山西、 28西藏、29吉林、30新疆、31云南一年进步了0.16分

“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的编制方法，实际上是上海财经大学的近百名师生，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信息公开办公室和财政部门索取2007年度的113个本级财政决算信息。得到的信息越多，透明度评分越高。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级政府信息公开机构有提供这些信息的责任和义务。根据“透明度报告”，和一年前相比，中国省级财政的透明度没有实质性的提高，31个省份的平均得分为21.87分，仅比去年增加了0.16分，相比于满分100分来说，这点进步几可忽略不计。如果直观地描述，113个项目中，政府选择主动公开的仅有10项，即使是提供信息最全面的福建省，仍然有40项信息无法获得。

和2009年的“透明度报告”相比，今年的报告除了继续公布“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之外，又新增了“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个部门机关的2007年省级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进行了评估，全国的整体评分平均只有3.24分。在341个受调查部门中，只有5%的部门主动公开其中的部分信息。

课题组牵头人之一、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兵说，考察政府财政透明度可以有很多视角，比如全面性、具体性、及时性、规范性等。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所考察的只是最低的标准，“就是能不能把信息周全地公布出来”。

事实上，去年第一份“透明度报告”推出时，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人们议论最多的是，“透明度报告”有“粉饰”之嫌。一个排名第一的省份的网民曾经评论说：“我们这个省有那么好吗？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课题组负责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这种误会的产生和媒体的报道有一定关系。一些媒体的报道是“透明度排行榜公布了，某某省名列前茅”。同样的数据，不同的提法，实际上把意思完全弄拧了。

2010年的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上，以满分100分计，得分最高的也不过50分。蒋洪说，透明度报告的基本结论是，政府的透明度整体上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所谓的第一、第二，充其量不过是“矮子里拔高子”。

“看门人”失明？

在正式出版的透明度报告中，实际上都没有提及课题组所做的另一项调查。连续两年，他们都向31个省级人大财经委和下属的预算工作委员会发了调查函，按照课题组的设想，作为政府预算的审核单位，这两个机构理应掌握充分的信息。

但反馈的情况却并不理想——去年和今年都只有两个省的人大给了回复，其他省份则石沉大海。这个结果让蒋洪十分失望，他本以为自己是在帮助人大履行职能，理应得到人大的支持。

而让蒋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是，这仅有的几份回复显示，人大财经委和预算工委所能得到的信息量也非常缺乏，和普通公众差不多。蒋洪更愿意相信，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人大不受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约束，因此人大没有公布相关信息的义务。

假如事实和这个结果相吻合，将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按照制度设计，人大财经委、预算工委本应扮演财政预算“看门人”的角色，人大财经委对于预算的意见书，直接决定着人大全体会议是否通过这个预算。而现在，“看门人”什么也没有看到。

从1990年代末开始，蒋洪自己担任过两届上海市人大代表。以他自己的经验，人大也许真的无法对预算草案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督。“因为信息披露太有限，无法让代表作出判断，无法让社会公众作出反应。”

蒋洪说，实现政府财政预算的公开透明，有很多环节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要能得到信息，其次是有足够时间处理这些信息，第三是要有足够的人力和智力资本以及组织体系处理这些信息，最后还要看处理这些信息的人如何产生、代表谁在说话。“这些问题一个比一个复杂，‘透明度报告’实际上挑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其他先不管，先把情况摊出来给大家看。”

新阻力：113个项目要分成113个申请

综观两年来各地政府部门对待透明度报告的态度，蒋洪说，部分地方和部门还是不重视，严重点的说法是“不屑一顾”，更多的地方则是观望和等待，他们既怕自己在某些方面走得太突出，也怕太落后。至于最终公布的调查结果，刘小兵说他们并没有接到任何地方政府的反馈，“好像他们根本不在乎”。

2010年的透明度报告显示，去年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个省份，今年都往后退了一步，福建省虽然依旧排名第一，但足足退了12分，另一方面，2009年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平均得分率有了上升，从15分升至17分。

在2009年的调查中，“保密”成为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拒绝公开相关信息的理由。蒋洪由此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出修改保密法和预算法的建议。这个障碍短时间内显然难以排除，而今年，蒋洪和他的团队遇到了新的问题。

“今年很多省不给我们提供信息，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需要一事一申请’。我们提出113个项目，如果‘一事一申请’，就意味着113个项目就要分成113个申请。其实，就算我们提出113个申请，他们以同样的道理还可以推，因为每个项目里实际上都包含着好几个甚至十个以上的信息项，还可以要我们‘一事一申请’，每次申请只给一个数字。”

更重要的是，蒋洪发现很多省份提出的拒绝理由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他推测，各省之间已经有过某种协调沟通，步调高度一致。

表面看起来，这种“协调沟通”显示出透明度报告已经引起了部分地方政府的重视。但是蒋洪说，这个重视的方向和期待的方向并不一致，“我们期待的是，你有多重视就多透明”。

蒋洪假想中推动力之一是社会公众的要求和呼声，但他更期待的是另一股推动力——领导自上而下的推进。

但现实是，当下最缺乏的恰恰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力。从这个角度说，让更多的社会公众意识到问题，提出有关的要求和呼吁，通过舆论产生压力，并进而激发第二种推动力、影响领导的决策，显得更加现实。

无论如何，现实遭遇都意味着，随着财政透明度报告年复一年的延续，课题组的调查难度将越来越大。

蒋洪说，关于透明度的努力一定会碰到很多障碍，但与学术研究相比，推动社会变革更需要信息，“有了信息，无力者会变得有力，不至于蒙在鼓里；失去信息，就仿佛失去知觉，有力者也会变得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