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挨骂？
历史将感激那些为中国改革发展做出过真正贡献的经济学家，并原谅经济学家们在某一时期政策建言的不完全以及人格上的软弱。
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或者说更多注重了经济变革却忽视了政治体制的变革
前不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观点在网上网下受到了激烈批评，这引起了不少的关注。一位年轻的老朋友给我写信。他说，从改革开放之初，厉以宁提出承认人性的自私自利开始，就被骂得厉害；最近的吴敬琏，提到春运涨价的问题，也被骂；当然，被骂的还包括去年的改革第三次大争论中的经济学者。
但事实上，我们都从经济学家们那里获得好处，他们推动了市场改革的进程，那为什么人们还要骂他们？是民众真的不知道谁代表他们的利益吗？还是经济学家太傲慢或是太过于理性？由经济学家来开中国药方会有什么问题？
这倒是给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挨骂。从中外历史看，经济学家挨骂不乏其例，有闲且有兴趣的朋友今后完全可以编一本《经济学家的被骂》的小书，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故事。
经济学家被骂的原因随时代的不同情况也不同，很难一概而论。如果经济学家被骂只是个别现象，那么被骂的原因可能是相当个人化的原因，例如观点错了，或者人格有问题，又或者是某些做法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遭致被骂。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学家被骂更接近于某种“社会现象”，因此需要探讨其中的社会原因。
经济学家被骂的历史溯源
经济学家被骂，最根本的一点是与今天中国社会利益的分化有关。经济学是所谓的世俗哲学（worldly philosophy），它关心的是社会公共福利，其研究结论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除某些极个别的例外，纵然是声称只进行纯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或者标榜自己做的完全是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家，其研究结论隐含的政策含意也往往牵涉到利益。这使得经济学家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家，很容易陷入到利益争执的漩涡中，成为不同利益各方或称赞、或攻击的对象。
经济学的历史并不久远，如果从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算起，到现在为止不过231年，如果从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将这一学科的名称由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算起，则只有117年，但中间曾经历过激烈的论战。最明显的是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以“革命者”的角色出现，他们批判和怒骂的前辈及当代经济学家可以排成长长的名单。
马克思还首创“庸俗经济学家”一词，并将所有他骂的经济学家归入“庸俗经济学家”的行列，怒斥他们的理论是为资产阶级辩护，为资本家辩护。应该说，马克思的批评并非出于私愤，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民众。假设当时有网络的话，他们的言论想必会赢得最高的点击以及最多的喝彩。
“庸俗经济学家”被痛骂的最主要的社会背景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当时的欧洲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迅速，“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共产党宣言》）然而，另一方面，经济繁荣的成果并没有被广大民众所分享，相反工人阶级陷于极度贫困，阶级对立特征明显。例如，根据恩格斯的调查，当时的情况，“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层呻吟的人们的苦难！”（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社会的不公使得马克思成为斗士，对资本及其“人格化的代表”——资本家发出了最强烈的控诉，他指出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829页)马克思、恩格斯还对“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庸俗经济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20世纪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的情形与马克思时代多有不同。一方面，西方的市场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收入分配中产阶级化，阶级对立几成历史。另一方面，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科学实证”，数理化特征明显，融合了古典市场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无论是在解释现实还是指导现实都取得明显成效。所有这些，带来的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地位的认可，以及人们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信服，挑战与批评渐渐不闻。
经济学家的自身责任
中国的情况，则是在改革开放后，一批懂得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对市场经济思想较为了解的学者，因为能够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建设性方案而迅速应运而起，而经济学家们的建言在相当一段时间不仅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也受到了民间的鼓励。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家与政府及社会公众的关系都是最好的，他们得到的“表扬”和眼球相比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事实上，放眼全世界，人们很难看到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成为媒体的明星，具有那么巨大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
说到底，是中国贫穷的时间太长，中国的老百姓太渴望致富，政府太渴望经济发展了！这导致了致力于研究“国民财富”的经济学家一枝独秀。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从大红大紫突然成为被骂的对象呢？其原因同样在收入分配。今天的中国，许多情形当然与19世纪的欧洲大不相同，但有两点非常相似。一是发展神速，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当年的欧洲，中国在过去20余年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1000年的成就。第二就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迅速由平均主义式的分配走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许多人甚至陷于赤贫。
也就是说，经济繁荣了，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被社会公平地分享。当初，人们对中国经济繁荣充满了希望，然而现实却是一些人仍然贫穷甚至更加贫穷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不能不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愤怒。
对于中国今天发展的困境，人们要问，谁该对此负责任？第一肯定是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是决策者；第二则是富人，当然是致富不当的人，在公众看来他们的财富有原罪，他们剥夺了公众的财富（如房地产商的财富增长就的确有掠夺的嫌疑）；第三就轮到经济学家了——经济学家曾经被认为是为政府出谋划策的，那么理所当然地也要承担其中的责任。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被骂的其实不仅是经济学家，社会愤怒的矛头所指，是决策者、富人以及为经济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社会公众以此来表明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公共政策的不满。
感激与原谅
对此，中国经济学家需要有一个理性而平和的反思。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承认，过去的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或者说更多地注重了经济的变革却忽视了政治体制的变革。
所有上述不足，最主要的责任无疑要由决策者承担，而不能由经济学家负责，但经济学家无疑要对今天的中国走向失衡负一定的责任。
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却因为被骂而走向与民众意见的对立，以为民众是愚昧的，不可救药的，没有看到社会的批评其实更多包含的是公众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未来改进的希望，其中也包含着对经济学家们的期待。
中国经济学家还必须承认，他们至今仍然缺乏勇气面对真理和真实，缺乏维护民权的意识和意志，缺乏推进中国最需要的政治改革的决心，以及在今天利益多元、改革纷繁复杂的时刻提出真正合理的改革方式的智慧、能力。他们更多想到的是一己利益的得失，而不是社会公众的利益。
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承认，他们的学术能力与国际相比有明显差距，他们的政策建议也常有不周到的地方。
中国曾经出现过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如顾准、卓炯和孙冶方等，他们是那些勇于探索真理又敢于表白真理、坚持真理的人，而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即使与前辈经济学家相比，也有明显差距。
我个人对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诸多被骂的经济学家大多抱有敬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历史贡献，也深知在中国建言仍有许多羁绊。我个人同时也对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的更加全面、平衡、科学的发展方面抱以乐观态度。
我相信，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国家将不仅保有繁荣还会有繁荣的共享，不仅有现代经济的变革还必然伴随有现代宪政的变革，不仅有民生的强调更有民权的保障，不仅有经济文明的建设而且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届时，中国经济学家生存的土壤将发生根本变化。
历史将感激那些为中国改革发展做出过真正贡献的经济学家，并原谅经济学家们在某一时期政策建言的不完全以及人格上的软弱。
前不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观点在网上网下受到了激烈批评，这引起了不少的关注。一位年轻的老朋友给我写信。他说，从改革开放之初，厉以宁提出承认人性的自私自利开始，就被骂得厉害；最近的吴敬琏，提到春运涨价的问题，也被骂；当然，被骂的还包括去年的改革第三次大争论中的经济学者。
但事实上，我们都从经济学家们那里获得好处，他们推动了市场改革的进程，那为什么人们还要骂他们？是民众真的不知道谁代表他们的利益吗？还是经济学家太傲慢或是太过于理性？由经济学家来开中国药方会有什么问题？
这倒是给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挨骂。从中外历史看，经济学家挨骂不乏其例，有闲且有兴趣的朋友今后完全可以编一本《经济学家的被骂》的小书，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故事。
经济学家被骂的原因随时代的不同情况也不同，很难一概而论。如果经济学家被骂只是个别现象，那么被骂的原因可能是相当个人化的原因，例如观点错了，或者人格有问题，又或者是某些做法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遭致被骂。
然而，今天中国经济学家被骂更接近于某种“社会现象”，因此需要探讨其中的社会原因。
经济学家被骂的历史溯源
经济学家被骂，最根本的一点是与今天中国社会利益的分化有关。经济学是所谓的世俗哲学（worldly philosophy），它关心的是社会公共福利，其研究结论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除某些极个别的例外，纵然是声称只进行纯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或者标榜自己做的完全是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家，其研究结论隐含的政策含意也往往牵涉到利益。这使得经济学家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家，很容易陷入到利益争执的漩涡中，成为不同利益各方或称赞、或攻击的对象。
经济学的历史并不久远，如果从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算起，到现在为止不过231年，如果从马歇尔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将这一学科的名称由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算起，则只有117年，但中间曾经历过激烈的论战。最明显的是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以“革命者”的角色出现，他们批判和怒骂的前辈及当代经济学家可以排成长长的名单。
马克思还首创“庸俗经济学家”一词，并将所有他骂的经济学家归入“庸俗经济学家”的行列，怒斥他们的理论是为资产阶级辩护，为资本家辩护。应该说，马克思的批评并非出于私愤，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民众。假设当时有网络的话，他们的言论想必会赢得最高的点击以及最多的喝彩。
“庸俗经济学家”被痛骂的最主要的社会背景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当时的欧洲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迅速，“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共产党宣言》）然而，另一方面，经济繁荣的成果并没有被广大民众所分享，相反工人阶级陷于极度贫困，阶级对立特征明显。例如，根据恩格斯的调查，当时的情况，“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层呻吟的人们的苦难！”（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社会的不公使得马克思成为斗士，对资本及其“人格化的代表”——资本家发出了最强烈的控诉，他指出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829页)马克思、恩格斯还对“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庸俗经济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20世纪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的情形与马克思时代多有不同。一方面，西方的市场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收入分配中产阶级化，阶级对立几成历史。另一方面，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科学实证”，数理化特征明显，融合了古典市场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无论是在解释现实还是指导现实都取得明显成效。所有这些，带来的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权威地位的认可，以及人们对主流经济学家的信服，挑战与批评渐渐不闻。
经济学家的自身责任
中国的情况，则是在改革开放后，一批懂得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对市场经济思想较为了解的学者，因为能够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建设性方案而迅速应运而起，而经济学家们的建言在相当一段时间不仅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也受到了民间的鼓励。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家与政府及社会公众的关系都是最好的，他们得到的“表扬”和眼球相比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事实上，放眼全世界，人们很难看到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像中国的经济学家那样成为媒体的明星，具有那么巨大的政策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
说到底，是中国贫穷的时间太长，中国的老百姓太渴望致富，政府太渴望经济发展了！这导致了致力于研究“国民财富”的经济学家一枝独秀。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从大红大紫突然成为被骂的对象呢？其原因同样在收入分配。今天的中国，许多情形当然与19世纪的欧洲大不相同，但有两点非常相似。一是发展神速，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当年的欧洲，中国在过去20余年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1000年的成就。第二就是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迅速由平均主义式的分配走向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许多人甚至陷于赤贫。
也就是说，经济繁荣了，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被社会公平地分享。当初，人们对中国经济繁荣充满了希望，然而现实却是一些人仍然贫穷甚至更加贫穷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不能不让许多中国人感到愤怒。
对于中国今天发展的困境，人们要问，谁该对此负责任？第一肯定是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是决策者；第二则是富人，当然是致富不当的人，在公众看来他们的财富有原罪，他们剥夺了公众的财富（如房地产商的财富增长就的确有掠夺的嫌疑）；第三就轮到经济学家了——经济学家曾经被认为是为政府出谋划策的，那么理所当然地也要承担其中的责任。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被骂的其实不仅是经济学家，社会愤怒的矛头所指，是决策者、富人以及为经济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社会公众以此来表明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公共政策的不满。
感激与原谅
对此，中国经济学家需要有一个理性而平和的反思。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承认，过去的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或者说更多地注重了经济的变革却忽视了政治体制的变革。
所有上述不足，最主要的责任无疑要由决策者承担，而不能由经济学家负责，但经济学家无疑要对今天的中国走向失衡负一定的责任。
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却因为被骂而走向与民众意见的对立，以为民众是愚昧的，不可救药的，没有看到社会的批评其实更多包含的是公众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未来改进的希望，其中也包含着对经济学家们的期待。
中国经济学家还必须承认，他们至今仍然缺乏勇气面对真理和真实，缺乏维护民权的意识和意志，缺乏推进中国最需要的政治改革的决心，以及在今天利益多元、改革纷繁复杂的时刻提出真正合理的改革方式的智慧、能力。他们更多想到的是一己利益的得失，而不是社会公众的利益。
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必须承认，他们的学术能力与国际相比有明显差距，他们的政策建议也常有不周到的地方。
中国曾经出现过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如顾准、卓炯和孙冶方等，他们是那些勇于探索真理又敢于表白真理、坚持真理的人，而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即使与前辈经济学家相比，也有明显差距。
我个人对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诸多被骂的经济学家大多抱有敬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历史贡献，也深知在中国建言仍有许多羁绊。我个人同时也对经济学家在推动中国的更加全面、平衡、科学的发展方面抱以乐观态度。
我相信，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国家将不仅保有繁荣还会有繁荣的共享，不仅有现代经济的变革还必然伴随有现代宪政的变革，不仅有民生的强调更有民权的保障，不仅有经济文明的建设而且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届时，中国经济学家生存的土壤将发生根本变化。
历史将感激那些为中国改革发展做出过真正贡献的经济学家，并原谅经济学家们在某一时期政策建言的不完全以及人格上的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