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仅限于第十二章第四节

前些日子，每天都有不少网友以严厉的口气，命令我去“好好读读”汪晖先生的“皇皇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靳大成先生也在4月7日的《中华读书报》上著文说：“王彬彬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把汪晖成熟后的著作找来读读（这些书在书店里很好找），回应一下汪晖近十年来提出的那么多重要问题，而用不着对一个求学过程中的年轻人的习作大费周章地上辅导课。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这么多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汪晖提出了不少很有见识并经过深入思考的理论观点，其态度更明确，思考更深刻，这些都值得认真的读者来严肃对待。媒体的新闻效果虽然能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满足时下读者们无聊的好奇心，也能让某些人自觉高明，洋洋得意。但是理论问题就是理论问题，历史解释就是历史解释，仍然没办法轻易绕过去，真想批驳汪晖的理论观点，首先我们得读书，得学习。”网上的言论可以不去理会，著名学者靳大成先生的呵斥、教导，却不能不认真对待。“汪晖成熟后的著作”，当然以“卷帙浩繁”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代表了。于是，请人从网上购到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费去一百五六十元。虽然有点心痛，但该花的钱总得花。

汪晖先生的这部巨著，初版于2004年，我买的是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2版第2次印刷本。在“重印本前言”的最后，汪晖先生说：“此次重印，我对书中的一些语句、标点、个别概念、引文和注释体例做了订正。”这套书分两卷，每卷又有两“部”，共四大本，一百五六十万字。我读书有个坏习惯，即从目录上找自己分外感兴趣的部分先读。读完后如果还没有倒胃口，再从头读来。将这四大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搬回家，一本一本地翻看目录，翻到下卷第二部第十二章第四节停住了。这一节的标题是《作为反理学的“新理学”》，研究的是吴稚晖。——正是我分外感兴趣的人物。便立即正襟危坐，一字一句地拜读起来。阅读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困惑、疑问。这里姑举二三例，就教于汪晖先生和关心此事的学界人士。

换个主语，就能指鹿为马吗？

将其他人著作中论述某个或某类人的话，不加任何说明，直接移到自己书中，变成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论述，似乎是汪晖先生很喜欢做的事。当然，主语要换掉。在关于吴稚晖的这一节中，我似乎又遇到了这种情况。

汪著第1260页，有这样一段：

从康有为对“诸天”的持久观察，到谭嗣同用“以太”对宇宙及其现象命名，直至吴稚晖的自觉的宇宙论构想，自然的观念始终是被反思的课题，并不断地获得新的特征。以此为基础的越来越激进的思想活动随之也被赋予了新的面貌。说中国近代的思想发展以自然的观念为基础，并不是说自然的观念是在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及伦理思想的情形下首先产生的，也不是说当一种宇宙论成型之后，人们便在此基础上建立激进的、反传统的思想体系；我所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非时间关系，而在思想史的过程中，时间关系和逻辑关系常常正好相反。从特定意义上看，社会思想家对宇宙论的反思和运用，就如同一个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