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不懂夜的黑

台北的仁爱路转进一个弄巷，有一家“阿才的店”，是党外运动时名噪一时的窝子，施明德和陈水扁，当年都是熟客。1987年台湾解禁时，老板阿华在这里开业，几十平米，无数人在这里浇过胸中块垒。有新闻说，今年夏天这家老字号就要被阿凡达了。

台湾近20年的历史有一半从这里出发，充满有理想、有预谋的荷尔蒙。几年前我应邀去东吴大学。晚间，一群绿营的青年干部，拉扯与会者到阿才的店。吃过的菜大多忘了，只有一道“常堕落”不可能忘，就是大肠、四季豆加猪肉。这家店和川菜大概有渊源，下水用得很多。四川的火锅喜欢吃“下水”（各种动物内脏）。四川话骂人也说，你下水吃多了？

下水，以往都是穷人的吃头。早年的民进党人不富，所以吃下水，吃多了，就“常堕落”。这个悲剧，其实是全人类的。陈水扁的故事，如果只是半截的坏蛋，台湾就白出了个阿扁。施明德也在这里吃过下水，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说，在《圣经》世界观眼光下看，陈水扁就是施明德，施明德就是陈水扁；国民党就是民进党，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再说下去就要挨骂了：其实中国人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

那个晚上，我很奢侈地，回到了历史现场。墙上，贴着“小心匪谍”、“隔墙有耳”。对面，挂着民进党诸侯的题字。饭桌上，几个党中央的少壮派朝气蓬勃，对时局挥斥方遒，对自己的党哀其不争，几至流泪。我仿佛看见青年陈水扁，坐在当年的同侪中，忧国忧民，痛心疾首。把酒一干，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调查局的密探，就在身后，悄悄拿笔记着，回去交差。

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在过去一百年里，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颠了多少次倒，翻了多少回梢，依然跳不出魔鬼的掌心。民主的意思，是对独裁者的拦阻，不是对反抗者的加冕。权利的意思，是阻拦国家用强制手段干预个人选择，不是赋予个人选择以德性。选择的意思，是要死要活都可以。从个人主义价值出发，“权利”的结果，好像列侬唱的，“Let me be”（别管我啦）。但从普世主义价值出发，“权利”的结果，往往也是“Go to hell”（下地狱吧）。

台湾之子，两颗子弹的故事，最大的教训是叫人知道，民主是好东西，而好东西是更好的东西的敌人。制度一定有好坏，好制度通常可以减缓“常堕落”的速度。但民主和权利本身在伦理上是中性概念。反抗独裁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自古以来，反抗独裁的人，却往往因为被反抗者在伦理上的破产，而在自我德性上虚假注资，从一个仅仅有正当理由的反对者，升值为克尔凯郭尔说的“伦理英雄”。

人类波动最大的股市，是在公共领域买壳上市的道德观。看一个人的道德行情，不是看他对妻子如何温存，是看他激扬文字的檄文。我在多年前，曾希望自己是小施明德，其实只是小陈水扁。当我无法抑制地对最亲的人扔出冷言冷语；过后5分钟，我又不可抑制地想起了整个国家的苦难。我忍不住想，刚才和我吵架的那个妇人是多么庸俗，她竟然不理解自己的丈夫心里装的都是“中国怎么办”这种伟大命题。

按我菲薄的经验，我以为，吴淑珍女士在婚姻、人生中忍受的伤害有多深，她在“第一夫人”的地位上对金钱的贪心就有多深。她不是嫌钱少而是嫌爱少。按我有限的洞见，陈水扁先生在婚姻、人生中遭遇的谎言有多深，他在寡人宝座上对金钱的贪心也就有多深。他也不是嫌钱太少，是嫌真正的尊重太少。

政治心理学可能比政治哲学更重要。有牧师说，“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这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危机。民主的威力，只配打倒独裁。但缺乏爱与尊重的男女，却可能败坏整个政权。

我略为惆怅，因为影院里看片的人竟然不多。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国内公映的、民主制下的阴谋论影片，或第一部关于民主选举的国语片。华人世界，要拍这样一部片子，代价之高，必须等一个政权垮台，等一个政权点头，还要等一个政权望风。对我们而言，甚至可以假惺惺地模仿张爱玲，说，“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这部电影，所以一个陈水扁倾覆了。”

台湾不珍惜民主，刘国昌不珍惜台湾，我们不珍惜电影。

2008年，陈水扁一倒，刘国昌就拍了此片。社会纪实加香港电影桥段，可惜影片最大的肤浅，是忘了那家“阿才的店”，忘了这一票人当年慷慨歌燕市的少年情怀。将陈水扁的黑枪，简化为全然败坏的阴谋，其实是把民主制下的贪渎和威权制下的残忍，集中在一个品牌上了。

历史一旦被简化，人性就必然被美化。因为历史的最低目的就是为人性的复杂与堕落，提供细细展开的舞台。若不是人性罪恶罄竹难书，历史就用不着这么漫长。

也可能，因为我在“阿才的店”吃过“常堕落”，所以剧中秉持正义的警察、“红衫军”天下围攻的宏伟场面，都不能使我像画外音一样觉得人类有希望。因为比这些更勇敢的反抗，广场、法庭、监狱、绿岛的小夜曲，当年来“阿才的店”喝酒的人们，一一承受过。这一切磨难，在公众眼里，通常是道德上的优良资产。事实证明，却成为受害者上台后堕落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