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杀童事件
2010年3月23日早晨6点多,“医生”把 20多厘米长的厨刀包在衣服里,踏出家门。55秒,在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孩子们8死5重伤。他成了恶魔
2010年3月23日早晨6点多,“医生”把 20多厘米长的厨刀包在衣服里,踏出家门。
55秒,在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孩子们8死5重伤。
他成了恶魔
黄昏,空荡的广场突然涌出半场人,女人抱着孩子,老太太手挽老太太,最多的是中年或青年男人,手插进裤袋或抱在胸前,默默盯着。
南平排名第二的专业电影院有很多年没公映电影了,门口玻璃上贴着小字明翠影剧院“承接庆典活动、商务会议”。来者不拒,既有街道主办的“五一”文艺晚会,也有向老人推销可疑保健品的健康讲座。
现在,海报上的比基尼女子和墨镜小生被打着高光,“欲望女神现场写真演唱会——勾起你的欲望”,“暴力摇滚王子拼命阿爽”。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人生才叫做游戏人生?”一个男声把“游戏人生”4字咬得极尽挑逗,伴着劣质音箱吱咯的电流声,裙子只齐大腿根的女孩扭成S型,站在拱门下。
“15块,现在还算钱?”男声不时响起:“一个女人,在等待着你的怀抱。”
S型女孩说:“现场演出是当代时尚。”
徘徊半晌,人一个个走进门,暂时忘记了这个城市前几天被刺死了8个孩子。
150公里外,南平市下属的武夷山,张艺谋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大红袍》 即将开幕。这是南平盛事,街头处处海报,最低票价218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真的大红袍都轮不到我们喝,喝到的都是假的。没印象,大红袍!”
3月24日,南平实验小学恢复上课,老师向孩子们发放白色礼花以寄哀悼
南平实验小学 (吴斌/图)
南平是福建最大的地级市,占全省面积的1/5,2009年GDP只占全省的1/19。外地人印象中的富足福建,只属于东部沿海,不属于闽北诸山。这个始于汉代的地名,甚至开始酝酿改为武夷山,进入了政府层面和报批阶段。
天台路从山脚盘旋向上,拐4个弯,十二三幢破旧的灰楼从苍翠的山后刺出来。
这是南平地势最高的居民区三官堂,路窄,公交车上不来,走到山下的三官堂公共汽车站要10分钟。在这座小城,10分钟可以横穿半个市区。
山下的纺织厂传来低沉的轰隆声,24小时不息,像低空盘旋的飞机。没人记得清这声音持续了十年还是八年。灰楼里的人向许多部门递去无数投诉,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了山下和对面山头的几个居民区,“还包括法院的小区”,依然没有结果。
1990年前后,为了修建水口这个华东最大的水电站,南平城区沿江拆除37.52万平方米房屋,移民1.72万人。这是南平规模最大的拆迁,三官堂社区就此诞生,地图上,它叫“库区安置楼”。
如果选择安置到江边的昼锦坊,比原房多一平方米要交100多块钱,相当于普通人两个月工资。如果到三官堂,只要补交18块。
住惯江边的林姨和其他300多户于是来到山上。这里有簇新的白色高楼,鲜亮的红色门窗,自家独有的厕所和厨房,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半座城,楼下的四季桂3月吐出米白的花苞,夏天就沁得满园香。除了交通不便,从江边的木板房搬来这里还不算太糟。有人想,也许过些年公交车就会开上来。
至于江边的木板房,现在已成了十里多长的江滨大道,有漂亮的高楼和广场。对岸的玉屏山和九峰山上,红楼和白塔掩在满山的绿树里。大道尽头新建的别墅小区用绵延的广告墙宣布:“与平凡生活保持距离。”
现在的三官堂就在这“距离”之外。
黑暗的楼道里,一个外来者跺脚抚墙,试遍开灯办法,终于在贴近屋顶的一角摸到了多年未见的灯绳,啪嗒一声,依然黑暗。
郑家六兄弟姐妹,老二郑民良、老三“小不点”和老五“医生”都住在三官堂。
老二七八年前从塑料厂下岗,老婆从公交公司下岗。两口子一人跑摩的,一人进超市。这是当地常见的搭配。
老三“小不点”下岗后,当了的士司机。
南平正规的士统一绿身黄顶,绝不打表,按人头收费,还随时停车搭其他乘客,被许多人蔑称为“绿龟”。2公里收10元钱、拒载、下雨涨价……公布“忍者神龟”罪状,甚至曝光车牌号,是几个本地论坛里长盛不衰的话题。
司机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每天开车9小时,跑200多元,交100元车租和70元油费,就剩下菜钱,还要跟满城不交税的黑车和摩的抢生意。车主也抗议,买车办手续花30多万,一天只收回早晚班200元,回本起码5年,还得不出事故。
2008年7月1日,南平政府试行的士打表计费,起步2公里4元,之后每公里1.4元。第二天全城的士罢工。一二百辆空的士首尾连成三列,停在柏油马路上,像一辆趴着的绿皮火车。几天后,政府让步,的士上路。还是不打表。
“小不点”决定自己跑运输。花3000多元买辆二手面包车,开起来声音像拖拉机,没人愿坐。没多久,这辆灰面包就钉在了三官堂路口。“小不点”打零工去了——这个城市给中年人的机会,也就这些了。
林姨踩着稀薄的路灯光爬上轰隆响的山坡,扛大米的脊背一跳一跳地疼。下岗后,她去超市应聘售货员,站在成堆的大豆、玉米、面粉前,才知道自己要兼作搬运工。
总有人急吼吼喊“面粉来啦来啦,过来搬一搬”。于是,50多岁的女人们就要排队把50斤的面粉或黄豆压在背上,一步步挪走。
59岁的叶伯除了给老伴捏捏背,只能坐在三官堂路口的小亭子里向邻居周伯抱怨:“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多少人的白骨上面!老板怎么不雇搬运工?他要从员工里面捞取最大利润。我以前看《资本论》、《世界通史》,看马克思的书。我知道!”
叶伯以前在一家国有机械厂做热处理和煅工,把红透的钢放在碳酸氢铵溶液或机油里冷却。这个工作高温高辐射。“大家不想去烧炉,我去,工时高。我一年能拿将近2万个工时,工资全厂最多,比厂长还多。”
相信多干活多拿钱的叶伯几年前下岗了,老伴林姨也是。
夫妻都下岗在这里寻常得就像空气。四五十岁的女人们去当售货员、理料员或者清洁员,很少有人签合同。“你一生病,老板就说回去休息,身体恢复好了再打电话叫你。”叶伯使劲拍手:“结果呢?电话不来了!有的是人求一份工作。”
有一天,“医生”站在亭子口的摩托车旁,向亭子里招手。正在讲“有上等公民,有下等公民”的叶伯一边奔过去,一边回头向周伯咬牙讲:“我们就是下下等公民。”
摩的几乎成了南平的名片。不是缩在城市的边角,而是踞在每一个繁华或凋敝的路口。下岗工人偏爱像当年工装的夹克衫,进城农民穿廉价西装表示郑重,还有待业的年轻人,衣裳艳俗鲜亮。
干这行11年的周伯总结,这3类人是摩的源源不断的主力,“总数以万计。”
山城里摩托车的重要,平原城市难以体会。为限制数量,车牌分两种:“农牌”400多块,“城牌”炒到六七千块。“农牌”进城,抓住最少罚80。
算算差价够罚七八十次,叶伯办了“农牌”。交警心情好时,还是有可能不开罚单的。
叶伯更怕运管和“整治摩的办公室”。
“刚一收钱,突然窜出一辆白色面包车。吓死了!我一点都没发现。”叶伯指指周伯:“他厉害,老江湖,被堵过几次,从来没被抓住。”
扣车,罚款,每次1000元,加停车费每天10元。“钓一次,一个月就白干了。”
“医生”常在傍晚坐叶伯的车去玉屏山桥看钓鱼。五六斤的白刀甩上来,引来一片赞叹,当场就能卖掉。去年叶伯从新闻里重新认识了“钓鱼”这个词。他感叹自己也是其中一条白刀。
倒过几手的摩托车有时只值1000多元,交罚款领车和再买辆差不多。整治摩的办公室贴出一直没人认领的摩托车清单,列出几十个车牌号和发动机号,其中一辆属于郑民良。
郑家兄妹中只有老五没下岗。三官堂人都喊他“医生”,不知道全名。其实他不是这里唯一的医生,不过只有他喜欢闲聊时给大家瞧瞧病。托他到医院买药,价格便宜的话,他甚至自掏腰包。在郑民良看来,这个弟弟喜欢交朋友,和朋友说的话比和哥哥说的还多。
“小不点”一家3口、“医生”和80多岁的母亲住着一套两居室。5个人,61平方米。
白炽灯泡从天花板垂下来,水泥地上已有小坑,白墙被厨房油烟腻成焦黑。最白的一面墙上,挂着郑家父亲的遗像,看上去不过30多岁。“医生”住在客厅中间的单人木板床上。
在六弟去南平化纤厂当上门女婿前,这个房子住6个人。倒插门只些微解决了郑家的房子问题,没解决六弟夫妻俩的下岗问题。两人之后找了同一家民营化工厂,不过是在两个分厂,一个每天向东坐车40分钟,一个每天向西坐车1个小时。郑家大姐也在化纤厂,因癌症去世,留下两个儿子。
“医生”常到小卖部买可乐,小瓶装,走哪儿都抓手上。有一天开始,除了可乐,他还买一瓶果缤纷。原来,小区里最后两个大龄青年恋爱了。这可是新闻。
40岁的“医生”和大他两岁的苏妹搂着肩膀从邻居面前骄傲迈过。“有时医生就搬去苏妹家。”苏妹的邻居阿贝奶奶说。苏妹和多病的父亲住一起,“医生”给她父亲看病,甚至洗屁股。
除了路口的亭子,三官堂最热闹的公共空间是棋牌室,常常一桌打麻将,一桌打红二。“医生”疑心重,打牌时不准人站在身后,有人站了他也不恼,只是不依不饶地缠“求求你,走开吧”。
“医生”还喜欢开着自己的电动车,载四五个小孩子去游乐场玩。杨真小学三年级学生李一最喜欢碰碰车和冰淇淋,“只有一个叔叔对我们这样好。”
从马站沿着唯一的路往东,十多分钟爬到南平化纤厂。破碎的水泥路边,鸟鸣唧啾,黑狗卧在路中间晒太阳。
“我们当然很大!”理发店门口,一个老人顶着刚染的黑发,还湿着,梗着脖子不敢晃:“我们是福建省的化纤厂,不是南平市的,领导都是团级干部!”
郭沫若1962年在南平写下“造纸中心地”、“车船无日夕”的诗句,赞美这个城市的兴旺繁华。这个福建老工业基地,三线建设时迁来大批工厂,无数外地青年赴此成家立业。
1972年4月24日,车间主任陈克明什么时候都能脱口而出这个日期,筹建几年的南平化纤厂开工生产。松木魔术般变成一根根人造棉,被运到纺织厂,和棉花一起织衣衫。
“为工厂奋斗一辈子”、从四面八方分配来的1000多名职工,操着各式不标准的普通话,喊着口号:“解决福建2300万人民的穿衣问题”。后来,整个城市都说普通话了。
左有威虎山,右有奶头山,中间夹皮沟。《智取威虎山》里的地名,被工人们安到了化纤厂。“电影里的夹皮沟破破烂烂,跟我们的‘八幢’一样。”
“八幢”是化纤厂生活区的8幢平房。土墙裂出连片的大洞,糊上水泥还会露出里面的木片。粉衣黄袄的小孩子跑在竹管搭成的架子下。这曾是化纤厂的单身宿舍,后来分给单职工。
“威虎山”上有三四幢红砖楼,“奶头山”上有六七幢栋青砖楼。
两山汇集延伸处,是全厂最好的地段,曾经的化纤厂职工医院就在那里。
1990年,22岁的郑医生从建阳卫校医师班毕业,分配来此。这是一批从高中生里招收的中专生,要参加统一高考,录取分数低于大专。
他读书念全科,工作后越来越偏外科,职工医院专门送他去大医院进修几次外科。回来后,他成了“郑一刀”。
几乎没人来职工医院做手术,最多割皮下囊肿,更大的手术会去大医院。“那个一刀的外号是讽刺他呢,意思是做的手术小,就会一刀。”
口号中的“一辈子”突然变短了。29年后,2001年4月8日,化纤厂破产。“头一天还在上班,突然说停机检修。两个月后,法院贴出通知,大家傻眼了。”
1000多人下岗。退休的走社保,其余按每年605元的价格买断工龄。“605。是不是很可怜呢?”
如果赶在工厂破产前娶一个同厂女孩,作为双职工,排队几年,郑医生有可能和解鸿南一样,分到青砖楼里的一套房。30平方米,两间屋一个厨房,3家共用3平方米洗澡间,厕所在半坡下,墙上贴着“快速治疗男女淋病梅毒”,男厕门口用粉笔写着“田”。
前两年清算组登记没分到房的人,1000多人的厂登记了600多户。
解鸿南的老婆是基督教徒,教堂有活动时,帮忙做些联络工作,每月不定期领几百元补贴。解鸿南清楚记得,七八年前他和老婆去基督教堂看圣诞表演,惊讶地看到郑医生在台上说相声,内容很好笑。
厂里的东西或卖或送,已与工人无关。当年工人们填山造出来的公园被收走,不留一丝活动场所。“我们发火了,推倒围墙,砌起来再推倒,市政府出面协调,费了好大劲,让出了两个榕树的距离。”
还有南平钢厂、化工厂、火柴厂……四处是倒闭、改制、下岗。
早上7点多,不知第几百次,“医生”坐周伯的车去马站上班。
2002年,原来的化纤厂职工医院被南平市延平区卫生局接管,改制为马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相对于1000多名下岗的化纤厂职工,医生们算幸运了。
5分钟的路程,这些年价钱从2元到3元再到5元。
在路上,“医生”抱怨医院同事领导欺负他,周伯听着。这已成固定模式。
“你没道理的,跟领导讲价钱没什么好结果。”周伯终于忍不住反驳。
周伯还在供销社上班时,领导讲:“你明天……”他就说:“好!”不用听到是要出差还是调补料。“领导想叫你做,你不做,以后就没你份了。”
11年前,一直不跟领导讲价钱的周伯下岗了,33年工龄被一次买断,每年700元。他用这笔钱买了辆一直舍不得买的摩托车,做了摩的司机。“现在愿意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上班,多好。”周伯安慰自己。
可能觉得刚才对“医生”语气太强硬,周伯口气软一些:“我心里还不平衡呢!原来干部工资不比工人多,我36块,他36块,我84块,他84块,等到下岗,我工资没了。退休他拿3400,我拿800。没办法,只能自己调节自己。”
“医生”打摩的时喜欢唱歌,用假嗓,像美声。周伯听不惯,他喜欢听放开嗓子唱的老歌。两人对音乐的唯一共识是不喜欢流行歌。
马站到了。“医生”走向社区卫生服务站时,周伯突然有些理解他的委屈了。
患有小肠疝气十多年的周伯曾看遍南平的医院,吃了无数药也没用。一天跟坐车的“医生”聊起,他形象地解释了小肠疝气原理,说吃药没用,做手术立刻好。“以前有医生建议手术,但都解释不清。听了他的,我去第一医院手术,果然立刻好。”周伯觉得,“医生”的医术不比有些大医院的人差,但他只能呆在社区医院里,作一个没有手术的外科医生。
柳姐的脖子上长了个黄豆大的老鼠疔,黑黑的,不痛不痒。想起上次女儿烫伤,郑医生照顾得很细心,柳姐打算去马站找郑医生摘掉它。
“去大医院啦!你怎么敢去卫生站做手术?!”几个人劝说。
“这有什么不能去?”
十来分钟手术就完成,恢复得很好。
早晨是卫生站最忙碌的时候。
十几平方米的输液室里,很快就塞满十几个人,贴墙坐成L型,每人挂着吊瓶,仰头看屋角的CCTV6电影。墙背后是牙科。狭窄的走廊通向厕所,一门一坑,经常排队。
医生的办公桌被砍到单人课桌大小,靠墙两个,靠门一个。省下的空间给了药房,买药不论瓶,论片。很容易在这里发现许多城市已经绝迹的便宜药,比如不带糖衣的黄莲素,每片5分。治好一次简单的拉肚子,只要三四毛钱。
高陡的简易楼梯,通向妇科。楼梯下的边角空间是处置室,这里只能做缝外伤的小手术。
中午闲下来,医生拆开一盒盒阿莫西林胶囊,把说明书拿出来抹平,放在打印机旁,准备用背面的空白打发票。
医生们的工资从400多慢慢涨到600多、800多,到现在的一千三四,刚刚达到本市城镇居民的月均收入,和摩的司机、小店主相当。
何医生拍拍一下午的拿药单子:“都是几块钱的药。我们是自收自支的单位,这状况怎么可能有钱?大城市看感冒都要花一百多吧?”
“还一百多……”刚空闲下来的李医生离开小桌子走过来:“我开药超过20块,病人就会说,怎么这么贵!”
已经退休又返聘回卫生站的前院长王医生下班了,骑自行车回山上化纤厂的家属楼,一半骑一半推。“我们都是这样,有什么奇怪?”他的邻居说。
对面的报摊只卖八九种报刊,《环球时报》和《参考消息》销路最好。郑医生每天早晨或中午来买,这两种都要。
下午没病人,郑医生带着报纸坐在门口孙阿姨缝纫机旁的小凳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妈妈牵着宝宝过来:“阿姨,帮我看下,我去对面买个东西。”有人递来半袋枇杷,孙阿姨散给周边,吃完后发布片擦手。
“10块?这么贵!”代领衣服的顾客抱着大包棉衣质问,这是一下午最大的单。“你不知道有多费劲……”孙阿姨和人争的时候也没时间抬头,扯着下一条裤角,盯着缝纫针,踏出一条直边来。
手脚不停地缝一整月,没有周末,孙阿姨可以挣1000多块钱。比老公打工挣得多。
来往的人都走开了,郑医生说:“我准备辞职了。”
“找好新工作了?”
“没。这应该没问题吧。”
郑医生的声音慢而软,可以说是温柔,也可以说是没气势。
这个皮肤白净的大耳垂医生被女人们私下议论为帅哥,“在马站都能排上号。”但他过40岁了还没结婚。
“郑医生找老婆要求太高了。在化纤厂娶个女工就是双职工,可以分房子。他不肯,一定要漂亮的,家里条件好的。”何医生说:“知道他喜欢漂亮的,我给他介绍过一个女孩,长得特别好看,在理发店工作。他一听工作就不愿意。我就想,再也不给你介绍了。”
“我们南平的观念就是这样,男方没房子,女方不会嫁。不可能双方出钱。”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一直住筒子楼的孙阿姨几年后也要面临这个问题。
孙阿姨的儿子在上海读研究生,学医。这是她最自豪的话题:“他们班就他考上了。”“实习医院的领导都说他好。”但每年花销要2万,压得她有点喘不过气。
儿子毕业后打算回南平的医院,每月只有1000多元。孙阿姨想起来有点抱怨,读了那么多书呀!
“这工作多稳定,工资会涨嘛。”等衣服的阿婆安慰孙阿姨。在每年数百万的毕业求职大军中,这已算有路可走。
然后呢?结婚?房子?
南平市区里的二手房已涨到每平方米5000多元,和居民收入排福建第二的泉州相当。而南平市2009年城镇居民月均收入1322元,在福建9市中排倒数第二,增幅排倒数第一。
孙阿姨想都不敢想了。
马站卫生站嵌在一个菜市场里,墙后几步就是卖猪肉的一溜摊子。郑医生来干货店买一斤茶树菇,还有蛏干和淡菜,“回去给妈妈煲汤。”老板廖阿姨给了优惠,也要小一百块,是郑医生买最多的一次。
“发财了?”
“哪有!以后可能不大来这边,快辞职了。”
郑医生来摊子前聊天时,常说其他医生瞧不起自己,骂他“十三点”。
廖阿姨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觉得吃馒头泡水的人,和吃面包牛奶的人,的确很难说到一起。
住在杨真的廖阿姨和郑医生家挺近。她每天走路来市场,3公里,单程走1小时。
她解释说:“我有哮喘,要慢走锻炼身体。坐摩的太不安全了,价钱又贵。公交要转车,不过可以走一半坐一半。”打的,不在比较范围内。
“这么一小把青菜都要3块钱!”街坊把拇指食指环成圈,比在半空:“肉吃不起,菜也快吃不起了。”
李阿姨掀开大锅,热气腾上来,舀一杯递过去,十几颗牛肉丸沉浮在汤里,下面是鱿鱼干,只要两块钱。洒上葱花、香菜、胡椒粉,坐在街边,时光好像停在十几年前。
也就牛肉丸是老样子了。
几百米外,有一家奶茶铺,装修简单,每杯7元。南平人最常吃的拌面由1块涨到2块,理发从3块涨成8块。
在李阿姨看来,这个世界分为两类人:穷人,或者富人。自己是穷人,对面卖饼的是穷人,几天买一把青菜的是穷人,卫生站里的医生们是富人,起码是比自己富一级的人,除了郑医生。“只有他会来找我们这些人聊天,都是穷人有得聊。其他医生就不会找来。”
2008年6月,“医生”不再是医生了。不久还和苏妹分了手。以前常常带小孩子出去玩的电动车也卖掉了。
他去福州、湖南找工作,又悄悄回来。别人问起就一句“别提了”。
打牌时,邻居看见“小不点”指着“医生”骂:“你个没用的东西,你怎么不去死?!”“医生”不说话,默默走开。
虎年春节前后,“医生”几次大声向人说:“我要做一件很响的事情。”听见的人心里想:就凭你?
2010年3月18日,卖干货的廖阿姨在三元路遇见了郑医生。他主动打招呼:“阿姨走路回去呀!”廖阿姨随口开玩笑:“不走路怎么办?穷人呀。”郑医生喃喃地说:“哪里都是穷人。”
邻居们说,最后几天常见“医生”饿着肚子,默默坐在楼下长凳上。别人打招呼,他还小声回答“吃了”。
2010年3月23日,早晨6点多,“医生”把厨刀包在衣服里,最后一次踏出家门。
所有人都知道了,他叫郑民生。
这天,他最喜欢的两份报纸头条是:《谷歌退出中国开始倒计时?》、《厄瓜多尔拿台湾要挟大陆》。
(文中部分人名经技术处理,插画根据实景照片所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