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1945秋至1946年春，父亲在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视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复明。就医期间，父亲时常与Duke-Elder大夫交谈，相互十分投缘，后来主刀大夫主动提出不收手术费，令父亲非常感动。在英国治疗期间，邵循正、熊式一等多位友人常来探视并帮助写信、念报、读小说及做种种杂事。由于目疾未愈，父亲正式辞去牛津大学教职，候船归国。

1946年春天，父亲搭乘Priam轮横越大西洋绕道美国，是因为当时对美国医师能否进一步治疗自己的眼疾，还抱有一丝希望。本年1月，在纽约的胡适，曾建议父亲到纽约哥伦比亚眼科中心诊治，并要了Duke-Elder所写的寅恪在英国治眼的最后意见书，征询哥大专家有无挽救之方。哥大眼科中心的Mc.Nic大夫与同院专家研究后答复说，Duke-Elder尚且无法，我们如何能补救？4月16日，航抵美国东海岸纽约，停泊在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胡适请全汉升带一信送到船上，告知这个坏消息，左眼复明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父亲很觉悲哀。故船抵纽约，便留在船舱休息，没有上岸。4月19日，老朋友赵元任夫妇和周一良、杨联升听说父亲到了纽约，登舟相会。

父亲国外游学十余年，不只一次航行经过酷热的苏伊士运河，而乘海轮通过巴拿马运河——全球最长的水闸式运河，由大西洋到太平洋，平生唯有此次。由于两大洋水平面有差异，轮船在运河中需上升三个“台阶”，然后再降三级，才到彼洋。父亲在感受船身升降“台阶”的同时，听船上人描述过闸，饶有兴趣。父亲所乘的轮船经美国西海岸，横渡太平洋，于5月末抵达上海。而此时母亲及我们姊妹尚滞留四川，等待交通工具，未能出川。

同年6月，王锺翰老师与我们家四口人，一同乘敞篷卡车由成都到重庆。将要到达时，卡车与对面来车错车，一个急刹车，流求的头部被碰撞，短暂丧失意识。到重庆的医院急诊，诊断为脑震荡，医嘱卧床休息观察。王老师同路到重庆后，旋即回湖南老家探望母亲，不久赴美留学。母亲和我们暂住九姑原在重庆观音岩的家，等候江轮东下南京。复员人数众多，交通拥挤，船票难求。在等船票的过程中，小彭、美延接连出麻疹，母亲又是一番辛苦。此时俞家三舅婆心杏老人、九姑及表兄弟已先行去南京安顿新家，大维姑父因公务有时在渝。八叔登恪一家也从乐山武汉大学来到重庆，候船回武汉。大家好不容易才得到船票，高高兴兴地挤上一艘首次下水的新木轮，船刚起锚，可能由于严重超载，即倾斜进水，不能航行，乘客只得重回码头上岸。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去中央研究院驻渝办事处开具证明，购买飞机票。母亲在渝每日频繁上下山坡，旧病发作。流求天天到售票处问讯，等候购买机票。排了许多天“号”，才买到8月6日、7日分两天飞的三张全票一张半票，流求送小彭、美延登机时和美延同乘一辆人力车，向珊瑚坝机场行进。下坡途中，突然被一辆同方向行驶的吉普车擦碰了一下，人力车向路边侧翻，拉车及乘车人都甩了出去，摔在长满乱草的泥地上，吓得不轻，幸而没有大碍；次日母亲、流求始飞抵南京。这是我们第一次坐飞机，心里有些紧张，生怕患有心脏病的母亲不能适应高空环境，因当时飞机舱内未提供氧气服务，也无空气调节设备，听说患心脏病及高血压者乘坐飞机有风险。复员途中的磕磕绊绊，是还乡人群常遇到的情况，多数人的心情比逃难时平和，但我们家因父亲疗治眼疾彻底失败，成为盲人的一家之长前途未卜，孩子们皆未成年，家中气氛并不轻松。

1947年陈寅恪穿棉袍立于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