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征途：慕尼黑传奇】“希望你们别遇到这样的问题”专访慕尼黑前市长汉斯·约翰·福格尔

慕尼黑市长汉斯·约翰·福格尔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开幕式上讲话。从市长职位上卸任后，

福格尔又先后担任过柏林市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91年退出政坛，但至今身兼多个社会职位。　本报资料图片

“黑九月”事件过后一周，9月13日，联邦德国立刻加强了反恐演练力度　Hulton Archive/图

    慕尼黑前市长福格尔先生和他的夫人住在慕尼黑城区边缘的一处老年公寓。德方陪同特别解释说，这是相当高档的一种自费老年公寓，这里收费高昂，但比起自己居住雇人照料又要合算，也是为了福格尔先生工作的需要。
    老年公寓的餐厅正要开午饭，满屋的白发苍苍。身材高大的福格尔迟到了一会儿，“对不起，有个会刚完。”隔着一道门他又远远地跟几位“寓友”打了个招呼，才在桌边坐定。快到82岁的老先生，精神很好，脑子也不是一般的好用。不久前他刚出了一本政治生涯回忆录，名叫《福格尔看德国》。他很得意地跟我解释书名的巧妙之处——福格尔（Vogel）在德语里是“鸟”，所以也可以说是《鸟瞰德国》。
    或许因为写书的缘故，36年前自己领导主办那届奥运会，他能随口给出很多精确的数字。不过，个人感情很少流露。德国人的严谨、政客的慎言，可能还有老年的超然，使福格尔曾经亲历的风云变幻与他的自我，总是保持了一份恰当的距离。

“我倒抽一口凉气”
    南方周末：您还记得当年慕尼黑申办奥运会的情形么？最初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福格尔：那是1965年10月28日，离递交申请的截止日期还有66天。德国体育协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威利·道默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你在椅子上坐好了。”我还纳闷：怎么了？没事儿啊。他说：“我提议慕尼黑申办奥运会。”我简直倒抽一口凉气。
    要知道这是战后20年，慕尼黑在1933年以前一直都是不怎么重要的小地方，而且当时慕尼黑还没有任何体育场馆能符合奥运会的要求。还有，东西方还在对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还不承认；就在20天前，马德里的国际奥委会大会上，东西德决定分开参加1968年奥运会。困难非常多，能在西德办奥运，尤其是在绰号“政治运动之都”的这么个城市，可能性实在是非常小。
    不过威利·道默对这两个问题倒是很乐观。一来西德在国际奥委会有很多朋友，东西德在马德里决定分开参加奥运会之后，这些朋友正好觉得应该有点表示；而从奥委会和各种体育联合会的角度，他们也更喜欢新建的体育场馆设施，而不爱用旧的。他跟我谈了一小时，我给说动了一半。
    最后经过汇报和考虑，我们决定申办。如果赢了，对城市和国家都是一大进步，也可以展示另一个德国，与1936年办柏林奥运会那个德国不一样；要是输了也没什么，日子还不是照过。
    南方周末：具体说来，办奥运对当时的城市，最主要的好处是什么？
    福格尔：第一，可以使慕尼黑更加有名，旅游业对我们非常重要，在1960年代就已经如此。奥运会期间这个城市的名字会在全世界一次又一次提起。
    第二，到1972年，慕尼黑就会建成很多有用的基础设施。当时还没地铁，1965年我们才刚开始规划城市地铁，本来计划是要12年建成，因为办奥运会，7年就建成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拨款，资金也就更容易落实。要不是有奥运会，我们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财政支持。城市街道交通也在短时间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建设了更多学校、住宅，当然还有体育场馆。所有这些体育场馆都是为奥运会新建的。
    南方周末：决定了申办之后您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
    福格尔：我立刻先去了柏林见当时的市长维利·勃兰特，跟他要支持的表态。当时柏林也在考虑东西柏林共同申办奥运会，但柏林市议会十分反对。勃兰特觉得柏林计划行不通，他许诺说，柏林将对慕尼黑申奥公开表示支持与祝贺。他也认为对德国的发展来说，奥运会是非常实用的。
    我也跟他谈了挂国旗的问题。如果办成了，东德问题怎么办？能挂他们的国旗么？在1968年之前的奥运会，东西两德在奥运会上都是同一支代表队。队旗是三色旗上嵌五环，队歌是贝多芬的《欢乐颂》。
    勃兰特说，到了1972年那可能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在州里头一个是去见州长阿方斯·戈培尔，他保证全力支持我们。难在波恩的情况复杂，总理艾伯哈德的政府刚在选举中获胜，但财政上面临很大问题。我们在11月去总理的度假屋面谈，除了总理还有总理府办公室主任和内务部长，我这边还有州长和道默。我们报了初步预计的成本，5.5亿马克，州长表态支持，说巴伐利亚州愿承担1/3。
    总理办公室主任极力反对，说很怀疑我们报的价格，还提醒艾伯哈德说一小时后在联邦议会上他还得解释竞选时的哪些承诺为什么没兑现。尤其东德国旗问题，会造成很大影响。总理开始有些动摇，但道默和我又一轮游说，说服了他。
    主任用各种办法、各种身体语言告诉总理别答应这个事。但总理颇有所指地说：不能让民众总是那么消极，必须得有些振奋人心的事情。当晚在慕尼黑市议会厅我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申奥决定，所有人都极为惊讶。

不能姿态太高
    南方周末：有反对的意见吗？
    福格尔：发布会的反响总体很正面。在决定申办之前，我见了大约50个机构和协会，争取他们的同意，所有人都无比支持，惟一例外的是工商总会。他们虽然也同意，但考虑得更多，比如举办奥运会可能造成慕尼黑的通胀——那时候的人考虑事情跟现在多不一样啊。
    南方周末：那时候慕尼黑的优势是什么？
    福格尔：所有的申办报告要在罗马的国际奥委会大会上陈述，不光面对所有奥委会成员，也要面对全世界媒体，要争取他们支持慕尼黑举办奥运。这方面我们觉得姿态不能太高，否则恐怕让人联想起纳粹腔调，或者1936年希特勒把奥运会窃为宣传手段的结果。东柏林已经开始反击我们申办了……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太张扬，台面下的动作多一些，多接触东欧城市比如列宁格勒、布拉格，赢取亲近，让他们知道慕尼黑是向全世界开放的。
    1966年4月26日是最终的投票表决，之前是5天的奥委会会议。那个会议上我们还非常谨慎地接触了一个苏联委员和东德代表团，我们的会面常常是在酒店电梯里，非常合适。慢慢发现慕尼黑还是很有希望成功的，他们也有寻求我们帮忙的地方——那个苏联委员想当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同时东德也想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成员。
    慕尼黑是最后一个做陈述的。我用英语做了6分钟的发言，道默用法语讲了2分半，中间放了一个宣传片。我自己在讲话里强调了三点：慕尼黑愿意为国际奥委会提供一个绿色的、天人合一的环境；我们并不好大喜功，要超越罗马、东京什么的，我们就做一个小城市，欢迎所有运动员和游客；政治方面，我低姿态地强调，到1972年，慕尼黑30岁以下人口将占40%，也就是说那会是一个新的慕尼黑，再也不是1936年的慕尼黑了。
    我想后来我们还是很成功地告诉了大家，这个德国不再是1936年那个德国。
    我还记得在罗马做最后陈述时，底特律市长对国际奥委会官员们说：“我爷爷那时候就站在诸位面前做过陈述了。”我心想：这种话可不是什么好点子。

“奥运会必须继续！”
    南方周末：有种说法，慕尼黑奥运会当时成了有史以来最昂贵奥运会，是这么回事么？
    福格尔：最后是花了19.72亿马克，国家出了50%，州里和市里各出25%。我不记得罗马和东京是更贵还是便宜，总之墨西哥城（那届）是相对便宜的。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筹资手段：我们的联邦财政部长很聪明，他出主意说，可以发行一种特别版10马克硬币。那时候我们最大面值的硬币是5马克。制造10马克硬币的材料成本是2个半马克，于是每一枚硬币就有7.5马克盈余。全世界的钱币收藏家都非常感兴趣，这枚硬币（从1969年5月到1971年11月共）发行了1亿枚，于是我们筹到7.5亿马克。硬币可以在日常流通中使用，但绝大多数都被收藏者买去了，很少流通。
    硬币上的铭文还有个故事，在头1000万枚硬币上，印着“OLYMPICGAMESINGERMANY（德国奥林匹克运动会）”。你想得到的，这引起了苏联、东德的激烈抗议——他们也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他们抗议说你们把东德搁哪儿了？国际奥委会也声明说，奥运会是给城市的，不是给国家的。联邦政府就把之后的硬币改了，铭文是“1972年慕尼黑第20届奥运会”，我们也道了歉。但是这个消息传出去，那枚硬币就像错版邮票，更值钱了。
    南方周末：您还记得恐怖事件发生的那个早上么？
    福格尔：我从卧室起来，很早，打开收音机，5点还是5点半？听到了最早的事件报道。我立刻去了奥运村，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呆在那儿，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任务，因为不关城市警方的事，都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警察部队执行任务。
    奥运会被恐怖分子利用，我想这是头一回。当时我们的警察对这种事情也非常没经验，现在——我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遗憾——我们对这类事情可见多了，因此也更有经验。后来我还代表德国护送了11具灵柩回到特拉维夫，参加了葬礼。只是在机场举行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仪式，因为灵柩抵达的时候是星期五下午，必须在安息日开始之前——也就是周五日落之时——入土。很简短，但是非常感人。
    南方周末：您觉得奥运会给慕尼黑留下了什么？
    福格尔：很多的回忆。不止快乐，也有悲伤。很多人尤其老人，至今还在谈论那些事情，说到底还是美好的记忆。在世界范围，我想对慕尼黑很有帮助，自1972年至今，已经有数百万人造访奥运会场地。不光对慕尼黑，1972年奥运会对另外两个城市也很有好处，一个是举行帆船比赛的基尔，一个是附近的奥伯施莱斯海姆，进行皮划艇比赛的。
    南方周末：在您自己的人生里，这次奥运会意味着什么呢？
    福格尔：一段紧张的日子，彻夜不眠，但也很愉快。而最后的日子，曾经有非常短暂但又无比激烈的争论：奥运会比赛是否应该继续？只有几个小时，因为必须尽快决定。在那天早晨我说，应该结束比赛，但随后，我越来越改变了立场。一个世界性的活动如果因为恐怖袭击终止……
    始终坚持的是布伦戴奇先生，他说“奥运会必须继续！”
    我希望你们别遇到这样的问题。

　　特别鸣谢：歌德学院、歌德学院（中国）、阿克曼院长、柯里副院长

（责任编辑 孟汤 实习生 陈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