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吕布 拿起相机，我的手就不会抖！
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成长的家乡。我们总是被相反的、不同的东西所吸引。但现在所有的事都对齐了，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
马克·吕布（Marc Riboud）的姓，被译作国人熟知的剽悍武将，但有人说，按照法语发音应该翻成“里布”。仔细想想，“里布”+“吕布”，恰恰诠释了这位法国摄影大师羞涩却充满自由精神的个性。
3月初，87岁的马克携妻同行，现身上海美术馆，脖子上挂着的，依旧是一架M6莱卡。他坚持抓拍、只用现场光，无数次，这个小相机轻柔的快门，助他走进被摄对象的世界，铸就“跨越东西文化的传奇”。
“如果我们要抓住某个瞬间，我们说‘拍张照片’，但其实应该说‘照片抓住了我们’，是图像触发了这种诱惑，刺激我们来抓住这一瞬间，这很有趣。”
马克·吕布的女儿克莱芒斯 （九久读书人/图）
Marc Riboud （黄欢/图）
马克将此次摄影回顾展命名为《直觉的瞬息》。亮相的118组照片时间跨度50年，由马克和助手从35万张小样中精心挑选而出。老人微笑道：“我靠这些档案出了很多书，现在靠它们谋生。”
“洋眼看中国”的摄影师，马克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著名的一个。这个“拿小相机的小老头”，上世纪50年代至今20多次来访中国，拍下大量经典照片，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与变化。他曾出版过《黄山》、《中国印象》、《中国：旅行瞬间》等摄影集，1966年《中国的三面红旗》在纽约获海外新闻俱乐部奖。
作为玛格南图片社的元老之一，马克在全球的跑动半径大得惊人。他主要将镜头对准亚洲、非洲和美国，是越南战争爆发后惟一获准入境的西方摄影师，从越南和美国两个方向记录战争的残暴。
3月3日傍晚，马克在其下榻酒店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他常强调自己害羞，事实并非如此，回答了一阵提问，他就对记者说，“来，说说你吧？”聊着聊着，转向边上的摄影记者：“现在太多学校，我不知道他们会教些什么，你在学校学到东西了吗？”谈到女人，他脸上光芒四射：“看到美丽的脸孔、一个美女，我们一定要把她拍下来；如果有可能，我们会想拥抱她，这也许不够体面，但为她拍张照片当然可以。”千万别问他，你这么大年纪还拍照吗？他可能立马就怒了——“拿起相机，我的手就不会抖！”
大摄影师不谈自己的杰作
马克1923年6月生于里昂，是家中第5个孩子。“在家里，我哥哥姐姐总有说不完的话，我只在一边悄悄听、默默看。或许是这个原因，我的双眼逐渐学会自己找乐子，形成了自己观看世界的方式。”
五六岁时，小马克午后常独自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一线从窗帘缝隙滤进的阳光。“每次一有人从窗帘后边走过，他们的影子就把那道光扫向同脚步声相反的方向。这太奇怪了！”若干年后，一节光学课让他明白，当初房顶上的人影原来是个倒像，窗帘缝隙充当了镜片，小马克的屋子在那一刻竟成了一个相机暗箱！“直到今天我还觉得，时常用孩子的眼光观看这个世界，发现那些只有孩子才能发现的奇形怪景，对一个人多么重要！”
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羞怯、怕见生人。第一次给人照相，正是这种状态。“那年我8岁，一个人在路边骑车，一对摩托男女停下来，招呼我过去给他们照相。他们摆好姿势，亲热地搂着，我都不敢看他们，胡乱按了快门，递上相机，一句话也不说骑上车掉头就跑。当然，我永远没有机会看到那张‘生平第一照’了。”
中学毕业后，几何成绩不错的马克进入一所工科学院，接着找了份玻璃厂绘图室的工作。1952年，趁着一周假期，他跑去为戏剧节拍照，结果再也没回工厂。
一年后，他挎着莱卡相机前往巴黎，在那儿遇到卡蒂埃·布列松，学会使用一种传统镜像取景器——特别之处是，透过它看到的图景是颠倒的。
带着这个新家伙，马克在相机里塞了卷底片，登上埃菲尔铁塔。“铁塔正在重新刷漆，我赖在盘旋而上的窄小楼梯上，那里有帮握着刷子的油漆工，实际上，他们更像杂技演员。我很害羞，不敢上前同他们说话。正当我试着构图，一个工人突然头朝下出现在我的取景器里。那一刻，这个神通广大的取景器本应帮我判断构图平衡，结果差点让我自己失去了平衡！后来，我把小样给卡帕看，他圈出了一张。”
没多久，照片被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凭着这张门票，马克进了玛格南图片社。
“1953年加入玛格南时，我就被卡帕深深迷惑，奇怪的是，2到3周后，布列松成为比我亲兄弟更亲的人。布列松90大寿时，一个编辑要我写点东西，电话里问：布列松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一个大师？我写的文章开头就说：不，布列松想要的，是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朋友！”
在玛格南大家庭，马克收获了很多建议：怎样深入阿拉伯人的生活、从以色列到埃及如何换护照、背着铺盖卷穿越印度时怎样预防在尼泊尔公车上遭抢、怎么对印尼人的礼物表示答谢、怎么在雅典找到正宗好饭馆……此外，无数联系方式为他打开各洲各国各城市的大门。
“惟有怎么照相，几乎没任何建议。在玛格南最初几年，我几乎从没听人谈起照相。每次从一段长途旅行归来，这些最伟大的摄影师们根本不谈自己的‘杰作’，只对刚刚造访的国家津津乐道。”
正如从前加入地下抵抗组织、放弃原先职业一样，马克加入玛格南后，首要想法就是离开巴黎，到东方待上几年。
半个世纪的中国情结
“Can you speak Chinese？”（您会说中文吗？）
“Mei You, Mei You.”（没有，没有。）
不会说中文的马克，看过黄浦江上的昔日风帆、登过8次黄山、对北京全聚德的方位了如指掌。
上世纪50年代，马克用了6个月，从巴黎一直开车到加尔各答。待在印度期间，他认识了周总理身边的人，通过这层关系来到中国。“1956年9月，我接到正式通知，允许我1957年1月1日起待在中国。作为一家法国杂志的记者，我在中国工作过4个月。上海某部门安排我拍制陶工人，但我不感兴趣，希望能参观工厂。他们很不理解，为此，我还罢工了两天。”
1957年去延安时，马克拍下一张毛泽东睡过的床。普通的物件，经由他特殊的用光和构图，升起一股宗教感，“毛泽东说，蚊帐是他在延安时期拥有的最奢侈的一样东西。”
196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拍下北京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的课堂，“毛泽东严禁所有裸体模特，他们被认为是颓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写照，当年只留下这个课堂还有裸体模特。”
同年，他还记录了中国民众在天安门前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背后是胡志明与毛泽东的海报；上海码头工人正在向右奔跑，方向与招贴画上毛主席领导下向左前进的工农业相反。
进入1990年代，马克多次回到中国。1992年，他将镜头对准《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型宣传画，拍下脚手架上一名工人为画像着色的照片；1994年，他拍下深圳建议人们购买股票的广告，下面是撑伞路过的行人，广告板上的金币则像雨点般落在木质人行道上。
中国的“年轻”摄影家们习惯昵称他“老马克”。1990年代，他与肖全、吴家林、杨延康等人成为忘年挚友，其中，来自云南的吴家林更是借由马克的推荐登上国际摄影舞台。马克说，中国摄影师应该积极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受一些西方蹩脚摄影师的影响，要用镜头把中国传统的美与真实传递给世界。
他拍摄了一系列带有浓重当代意味的彩色照片，表达了他对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所抱有的深情。解说词是这样写的：黄山虽叫“黄”山，但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是蓝色的（1985年安徽）。紫禁城的墙上满是传统的中国红，这是喜庆、富足与幸福的象征（2005年北京）。“没见过的上海”系列中，2005年摄下的里弄生活，虚晃的画面和看似不确定的构图，决然打破了他过去的专属风格。
“我非常热爱东方，远远超过我们的城市，或者我们成长的家乡。我们总是被相反的、不同的东西所吸引。当我到东方时，我发现东方确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思考方式、行为和文化都截然不同。现在，所有的事都对齐了，麦当劳和所有西洋的东西，中国再也不是远东，它已经变成远西了。”
在战乱中心按下快门
“我的另一个相机在哪里？伊拉克……伊拉克……”
纪录短片《年度瞬间》片头，2003年伦敦反伊战游行，马克将相机举过头顶，对准汹涌人潮。他的身后，正是其1967年拍摄的反越战名作。
“1967年10月，我身在美国华盛顿，发现自己被裹入一股宏大人流……大批情绪激昂的群众为了越南和平游走街头。成千上万年轻人——不论性别、肤色，从四面八方聚拢，向五角大楼示威……我疯狂地按动快门，傍晚时分胶卷已经用得精光。最后一张是最棒的，凝固在我的取景器中：那是一朵柔软的花，被固执地举在一列刺刀面前。”
20多年后，马克又见到了照片中的女孩Jan Rose Kasmir，2006年两人通了电话，“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在为全世界和平而战。我说，如果做这个工作，就不会失业了。”策展人尚陆补充道：“其实马克自己都忘了，他最后拍了两张。全世界都只发表了一张黑白的，非常有名，美国人当时叫做《Flower Power》（花的力量）。最近他还找出一张彩色的，去年巴黎回顾展时，终于调出来了。”
短片中，马克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树下，回忆“9·11”。他痛心地闭起双眼：“周二早上9点多，来了个电话。Lida Asher跟我说‘快开电视！’我找到遥控器后，以为要找个新闻频道，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同一个画面。我看到了直播的第二架飞机。我想，即便那些播音员也怀疑第二架飞机是否也是一次事故？！我能做什么？我问自己。我拿出身边的相机对着屏幕拍摄，接着，我跑到时代广场，那里一切正常，人群、出租车，熙熙攘攘。在最靠近世贸中心的联合广场，警察封锁了街道。我们能够看到浓烟滚滚。联合广场挤满了年轻人，大家都在哭泣。有一个人边兜圈子边叫：‘一无所有……无中生无。’”
1955年，巴基斯坦边境，部族武器车间里持枪的小男孩，“等这个小伙子长大后，他会拿起枪作战吗？他参加的又会是哪场战争？”；1960年，加纳北部，一个与现代世界隔绝的村庄里，“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跑来欢迎首位西方人的到来”；1969年，越南河内，信奉天主教的妇女在北越Phat Diem大教堂祷告；1971年，印度加尔各答难民营里的年轻母亲；1979年伊朗德黑兰的蒙面者，“是一位试图躲避旁人注视的高雅妇女”……
“新闻摄影师嘴上挂着自己那套行话，讲的也是只有他们业内人士才懂的笑话，我总觉得融不进他们那个小圈子——直到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那次，我一刹那间切身体会到他们那种记录新闻事件的迫切欲望，人们为了占领‘拍摄最佳点’疯狂地你推我搡……卡帕总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可现在呢……我们没法再做旁观者，我们本身就是这剧烈动荡的一部分……身体的直接冲突和让人震动的画面完全驾驭了我们的感情，让我们和整个人群同呼吸。置身人群，我的情绪不止一次被这样调动起来：尼赫鲁的葬礼、尼泊尔国王的加冕礼、1968年5月的巴黎，还有在德黑兰……”
我家有一条美人鱼
“这是我女儿，像条美人鱼。”
说这话时，马克的脸上漾起奕奕神采。
相片里的女孩，趴在水池边，贴着几缕湿发，玲珑可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家庭的生活，幸福又辛苦。
1981年10月4日，58岁的马克与现任太太卡特琳娜·谢纳（Catherine Chaine）诞下女儿克莱芒斯。不幸的是，新生命被诊断出先天智障。
当年，卡特琳娜35岁，克莱芒斯是她第一个宝宝，医生的诊断仿佛宣判了死刑：“那个萦绕在我们梦想中的小女孩死了，对我而言更糟糕的是，一个我完全不想要的婴儿代替了她的位置，她蜕变成一个令我脑海翻腾的词：‘先天智障’。”
起初，卡特琳娜充满怨气，根本不愿面对小克莱芒斯。“然而马克的目光在那儿，满怀着爱与盈盈不落的泪珠”，他以悉心的关爱撑起整个家，“为了和我在一起，马克凌晨3点就从我们在都兰的家园赶来了，第二天他还有拍摄任务。”
为了消解妻子的痛苦，马克带着她重回当年去过的吴哥。“马克凭着直觉决定带我同行，尽管当时柬埔寨时局动荡，战争涂炭生灵，还差点升级为种族屠杀。……我们首先动身去了河内，那里的一切都让马克回忆起越战时他做过的报道，范文同和胡志明先后接见过他，以及他在越南北部和南部的数次旅行。悲伤依旧挥之不去，好像油画的底色隐隐绰绰始终在那里……但是听他讲故事，仰慕他话里话外流露出的清醒与勇气，还是很幸福的，他无论讲述什么都洋溢着幽默与谦恭的气息……极尽谈古论今之能事，来分散我的心思。”
“看到吴哥窟那些庙宇与雕塑虽历经战火，却几乎完好无损，他高兴极了。……为了拍摄双乳浑圆、丽质动人的飞天造像，马克像山羊似的爬上崩塌的土块和庙宇的矮墙，时不时在取景器窗口前眯缝起眼睛。他滑下来的时候，我从半空中一把抓住了他的裤腰。那些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在马克的陪伴下，卡特琳娜对女儿慢慢流露出怜惜之情，学会以爱接受残酷的现实。发现小克莱芒斯喜欢在水里扎猛子，马克甚至为她在花园里挖了一个游泳池。克莱芒斯极佳的水性让她有了一片新天地，也有了更多小伙伴。
在马克温情脉脉的家庭胶片里，克莱芒斯的脸蛋清晰细腻，像一尊牙雕的小菩萨，那么健康、饱满、美丽；母女相处的欢悦时光，更是令人动容。
克莱芒斯22岁时，卡特琳娜写下《有我，你别怕》一书，如实记录智障女儿别样的成长，以及为人母的心境变化：“你的出生是一道伤，而我们俩终于成功地筑起了一道爱之墙，来抵御最初的惊惧。”书本扉页的题字，平淡而温暖：献给陪伴我度过生命中每一秒的马克。
《年度瞬间》中有段迷人的影像：高瘦的马克，裹着红围巾、戴着黄绿条纹的绒线帽，走在自家花园里，冬日暖阳下，喃喃自语道——“我喜欢站在这里，当酸橙树的阴影成直角延伸到这里，这就像身体的动脉和静脉……小孩出生时，我们说他见到光了……如果没有光，就没有植物，没有花，世界不复存在，也不会有摄影；摄影——就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