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拍摄暴力心怀抵触——对话马克·吕布
这些是和我一样的人，他们淌着血，发出痛苦的哀嚎，在我眼前遭受折磨慢慢死去。让我举着相机挑选角度给他们拍照，我怎么能做到？
北京烤鸭不比以前好，我们就白革命了
人物周刊：这次展览，我们看到一张您拍毛泽东的照片，之前没有发表过，当时怎么拍摄的？
马克·吕布：1957年，我应邀在北京饭店参加毛主席宴请波兰总理的国宴，出席的有300名贵宾，我是当时惟一的外国摄影师。来到中国后，我就被告知，千万别拍毛泽东，但那次国宴的最后，两三个中国摄影师和我被告知可以去主桌拍照。毛主席站了起来，走到台前，我凑了上去，镜头盖开着，所以我拍到他好几张照片，感觉真不错。当时，我们被告知只能拍正面，但我拍到了他手放在口袋里的姿势（得意地笑），你知道，那是领导人的非正式状态。
主席演讲完，大家祝酒，我抓拍到了他和波兰总理夫人碰杯的照片：照片上酒杯是完整的，但总理夫人只拍到一只手，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手，还有一个女人的手，但不知道那是谁的，很神秘！等我回到法国，我告诉兄弟让，“你知道吗？上周，我见到了毛泽东，和他吃饭了，还拍了他的照片。”他非常惊讶，“哦，这不是真的！”
那是一顿很不错的晚饭，有好多桌，我都不记得有些什么食物了……
人物周刊：北京烤鸭？
马克·吕布：对对对！北京烤鸭。有位中国朋友告诉我，毛泽东和周恩来私下说过一件事，如果北京烤鸭不比以前好的话，我们就白革命了。这真是个有趣的说法！
人物周刊：说说您拍周恩来的几张照片。
马克·吕布：1965年我拍过周总理，但我觉得1971年拍的那张最好，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每次见面，他都记得我，都跟我握手。我们第一次见面，周总理和来宾握手，了解他的人都用左手。我不知道他在长征中受了伤，不能用右手，当时周总理用他受伤的右手和我握了手，第二次我就知道用左手了。那时候，我跟着一名法国记者同去，等到晚上11点钟，周总理把我们留下来，一直谈到早上4点钟，很有意思。我们谈了一些常识，交流了一些对中国的看法、兴趣，以及来中国的意图，还有中国的艺术，比如国画。我给他拍的这些不是新闻照片。
人物周刊：1971年那张照片上，周总理好像做了个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是您让他摆的吗？
马克·吕布：哦，那不是胜利的手势。当时法国部长阿兰·佩雷菲特问他，在巴黎留学时学到些什么？他伸出两根手指，说，我学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列宁主义。
我没认识任何女孩，但我拍了很多照片
人物周刊：作为玛格南图片社元老之一，您如何定义玛格南精神和评价它的体制。
马克·吕布：玛格南是一个密切合作的组织，这里有50到80个天才，每个成员都有强烈的独立感和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有责任保护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不同，他们的共同点是，将照片的美感表现出来，而不是将金钱放在首位。
人物周刊：玛格南的新闻照片很强调现场，您怎么看待现场？您工作中最危险的拍摄经历是怎样的？
马克·吕布：二次大战期间，我参加过法国地下反法西斯游击队，打过德国兵，那当然很危险。作为摄影师，我也经历过一些危险，但我不愿刻意寻找那样的地方，我一些朋友离现场和死亡距离非常近。通常，我经历的危险只有两三天，有好几个月我都躲起来的。
孟加拉独立的时候，军人们在运动场举行演说，作为给听众的额外奖赏，演说结束后他们让狂热的人们“欣赏”如何处置战犯。记者和摄影师受邀来见证这可怕的一幕，我看到其中一个人已经投降了，他们还是用刺刀把他戳死。那景象让我反胃，我没有拍照，仓皇逃离现场，跑去找官员求助，要求他救人。这些是和我一样的人，他们淌着血，发出痛苦的哀嚎，在我眼前遭受折磨慢慢死去。让我举着相机挑选角度给他们拍照，我怎么能做到？我对观看和拍摄暴力心怀抵触。
我一直说，我不是新闻摄影师，只是摄影家。玛格南里有不同的摄影师，不只是新闻报道，还有时尚摄影，我也拍过时尚。我只记录吸引我眼睛的、美的事物，最主要的还是拍摄时寻找构图，画面构图是布列松给我的最大启示。一张漂亮的照片，几何感很重要。（随手拿起一张照片比划）就像这张照片，有些圆圈，看上去像两个小球在亲吻，气球代表一种轻松和自由，还有这雾，非常美。我没预先想拍这个，这些球在不停地动，我看到它们，然后按下快门，拍了两三张照片。有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这种视觉的效果我最感兴趣。
人物周刊：您第一次遇见布列松是什么情景，请说说你们的交往。
马克·吕布：那时，布列松刚出了他第一本书，大家现在常说的《决定性瞬间》。我之前听说过他，所以去见了他。之后两三年，我们成了好朋友，相互合作，有时他7点钟就打电话叫醒我了。50年代，他在莫斯科拍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回来就给我看他拍的照片。他没教我什么，但他让我意识到照片的整个视觉构图非常重要，摄影的语言就像作家写书的语法，用词要准确。我从他那里学会，（边说边演示起来）看一张照片是不是好照片，要把它颠倒来看，这样我们就能马上感觉到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也好，中国12世纪国画的黄金时代也好，构图都是基础。布列松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
人物周刊：听说您1953年加入玛格南时，最崇拜的其实是卡帕？
马克·吕布：我没有崇拜卡帕，而是被他深深迷惑。卡帕对我非常友善、温柔，好像我就是一个小朋友。我不记得有没有给他看过我的照片。人家告诉他，有个年轻的马克·吕布拍得不错。那时我的英文讲得不好，卡帕就跟我说，“你去伦敦，做3件事：多认识英国女孩子，学学英语，也可以拍拍照。”我说，“好好好，卡帕，我去。”6个月后，我回到巴黎，跟他说，“我没认识一个英国女孩，也没学到英文，但我拍了很多照片，这是最重要的。”
2000人面前，巩俐跟我吻了很长时间
人物周刊：展厅的第一张照片，是您1993年拍的巩俐，请具体说说当时的拍摄。
马克·吕布：啊，对！你有没有巩俐的电话？我很想给她打个电话！当时我是在平遥，北方下着大雪，我一直跟着《活着》摄制组。巩俐人很好，非常有趣，尽管她不会说英文，但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以为在中国，女人和男人不会亲吻，但是，那次在舞台上，2000人面前，巩俐跟我吻了很长时间……（害羞地笑笑）我给你这么好的素材，你一定要把巩俐的电话给我啊！我知道，她可能在新加坡或香港，我还有些照片没给她呢。我这里有张照片，她坐在沙发椅上，脚上没穿鞋，腿是半裸露的，（开玩笑道）她不是脱光的，我啥也没做，很可惜，我没看到，你千万别跟她说这些哦……
人物周刊：还记得14岁时从父亲那里得到第一部柯达相机的情景吗？
马克·吕布：我爸爸给我相机的时候什么都没说。这样也好，我就像发现了一台新机器，摆弄着上面的光圈手柄和快门按钮。我告诉自己，把相机放稳，用这个曝光，我想按多长时间就按多长时间。那时我很幼稚，我以为曝光时间越长，照相效果越好。我把相机放在桌上，正午阳光很强烈，我放了两三分钟曝光，我以为，哇，我一定有张很好的照片。冲洗出来后，一片黑茫茫！第一次冲洗胶卷给了我教训，还好，后来我拍巩俐时没犯这个错误。
人物周刊：拍埃菲尔铁塔油漆工那张经典照片，应该算是您的第一笔收入吧？
马克·吕布：我不记得了，你知道，钱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爱钱，难道你不爱钱吗？这不是个秘密。但我真的不记得具体报酬了，重要的是，它占据了美国《生活》杂志整版的篇幅，那是我发表的第一张照片。
人物周刊：您在中国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广州车厢里的一位女士，为什么选择拍她？
马克·吕布：当时我很害羞，我不认识什么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的习惯等等，但我很急切地想拍些东西，希望回国时能带去一些有趣的照片，这对我很重要。那位女士坐在从香港前往广州的火车上，样子体面端庄。要知道，拍照时，你必须非常小心，很重要的是，被拍的人没有在看你。我拍照是为了记录快乐，如果被拍的人不快乐，那我可以做的就是改变心境，对人微笑。如果你微笑，对方就会回应你的微笑，这很重要。
但有时也会遇到比较难的情况，某些国家的人并不是很友好。我去过一些穆斯林国家，在巴基斯坦，我靠近他们，举起相机，暗示要拍照。一些男人冲过来，打算向我扔石头。我就明白了，你得理解一些地方的现状。
人物周刊：您还拍过日本车厢里的睡美人，说说您眼中的东方女性美？
马克·吕布：哦……（拖长音，点头）我跟东方女性接触很长时间啦！我正期待又一次相遇呢，估计要再等很长时间。所有的东方女人都不一样，我可以看到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的分别，我了解日本女人更多些，比对中国女人多一些。（注：马克·吕布出过一本摄影集《日本女人》，销量很好，已经断货了。）
人物周刊：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的分别是什么呢？
马克·吕布：（调皮地）这是个小秘密。
（感谢比极影像策展人尚陆先生、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彭伦先生及上海美术馆在本文采写过程中的大力帮助，感谢Louis Le Guillou先生对部分文字的校译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