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氏家族 中国面向世界的微观样本

“看来英家人还是得吃‘洋饭’啊！”瞅着英达、英壮、英宁几个子侄辈儿把情景喜剧这只美国汉堡端进中国千家万户，撒上点葱花，放一撮盐，盛出《我爱我家》、《候车大厅》、《东北一家人》这些热腾腾的中式家常菜，英若诚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从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开始，老英家人就开始吃“洋饭”了。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22岁开始便笃信天主教。32岁那年他写了一篇《论兴利先除弊》，议论国是，声援维新，公开称赞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

英宁对这位先人很崇敬，“康梁呼吁变法图存令人景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我曾祖父是满族正红旗人，我曾祖母还是皇族，照现在的说法，人家可是体制内的，有这个觉悟多不容易啊！”

英敛之

英家的满族老姓儿是“赫舍里”，英敛之本名赫舍里·英华，字敛之。

他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1898年前后，参与成立了一个名为“爱国会”的维新组织，袁世凯作为新军首领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袁世凯倒戈叛变，英敛之痛恨不已，1902年他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垒10年，这是后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其后辗转落足天津。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受挫，他意志更坚，一意西学，希望借助“欧西学术”的引进，“启我同胞聪明”。

他把12岁的独生子英千里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若诚的五弟英若识啧啧称奇，“我祖父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被周围的人讥笑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装，不听家人劝告，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从天津四面钟到劝业场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结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脱下西装一看，原来自己连衣服架子一块儿穿身上了。

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西方绅士星期天必须骑马，特地买来几匹马，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到街上跑一圈，这个别出心裁的节目苦了他娇小瘦弱的妻子。英宁家里收集了许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敛之一家三口的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挂在客厅里。那张照片英若诚小时候看过，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国人的睡衣，他在回忆录里很是同情自己的小脚祖母爱新觉罗·淑仲，这位满清皇族跟着他祖父这个超级革新家没少受改造。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6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

自1902年创办《大公报》到1916年9月意冷心灰将报纸盘售给大股东之一王郅隆，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一心向往和全意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儿子的教育“失败”，是他“全盘西化”改革的又一大挫折。

《大公报》初创时，大股东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教友柴天宠和天津本地建筑商王郅隆，严复也入了小股。法国驻华公使鲍渥听说之后，也积极入股。英敛之以为，“余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他个人是同意法国公使入股的，但他在上海延请主笔时，《中外日报》负责人汪康年再三告诫他“万不可入洋股”，“谓其定受压制”。

果然被汪言中。《大公报》的教会背景虽然在创办之初为英敛之赢得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报社赢得了“敢言”的美誉，但其间教会和法方不满报人们“御侮图强”的爱国之情，时常召唤总经理兼主笔英敛之面见，对“报上不合诸端”之事进行干预，股东们也都提心吊胆，“不安于位”。

英敛之曾多次萌生去意，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甚不快，百感纷集，颇思他去。”

他的信仰世界也在松动变化，自青年时期便对教会无比忠诚的他反思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的作为，开始斥责一些外国教士的愚民之术。

推行教育、变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的宗旨所系，重视向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教更是由利马窦开创的一大传统。然而自晚清开始，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修会渐渐偏离了这个传统。天主教会与枪炮强权深度勾连，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甚至说，“在中国，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此外，教士们奉行向中国社会底层传教的新政，主张“天主教会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

反倒是新教后来居上，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对教会发展的推动作用。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在华全国大会上，教士狄考文力主把高等教育作为今后教会发展教育的重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异教徒国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培养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有影响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

当中国政府开始创办高等教育时，天主教传教士并不支持。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先委托天主教会莫里主教主持，“竟辞不受”，后来只得延请新教教士丁韪良任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