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学西方谈“民意”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把脉中国城市规划困局

■“中国的很多规划方案不完善，不完善、不专业还管制，才是更大的灾害。”

■“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有问题，回来什么都担忧，这个不敢那个不敢。留学生越多，这就越成问题。”

■“10年前，许多人来新加坡都跟我说：‘你们太可怜，城市太枯燥。’我当时就说，不要听他们的，继续做我们自己的，城市骨架、功能、机理做好了，繁华会自动产生。”

■“民意有两种，一种是当前人民和社会、企业真正的需要，这些需要其实民意会议上听不到，要自己去找、去理解。民意会议上谈的是另一种民意，就是个人利益。”

如今的中国就是个大工地。对于正在改造、更新中的中国城市来说，如何在政府、规划、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似乎是一个极难求解的问题。

但在中国的政府官员们看来，一个现成的成功案例就放在那里——新加坡，这个上世纪70年代还凌乱不堪的小国，现在已经被称为“花园城市”。

刘太格可以说是新加坡经验的典型代表。他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又是中国众多地区和城市的规划顾问，这恰恰说明，新加坡以及刘太格的规划思想已经被中国相当一部分官员所接纳。

刘太格说他的优势在于既了解西方，又了解东方，因而深深地懂得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究竟什么最重要。

政府理应承担更多责任

“虽然也在不停地进步，但和合理的规划还有距离”

南方周末：中国的很多官员到新加坡来学习城市规划和管理经验，在你看来，新加坡的这种成功有什么特殊之处？

刘太格：在规划方面，新加坡政府是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把规划做得很细，甚至每个地块的红线、容积率、高度控制、进出口都有规划。这种做法和西方、和中国都不同。

按照西方的理念，政府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把地块规划做得这么细，就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