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为何去西藏】绘画断代:向西藏要什么

1944-1949 番女和边疆
国家意识抬头

    西藏题材绘画第一个阶段从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中期,比较集中在1943-1945年之间。张大千较早在青海接触到藏族。日本占领了北平,他只能跑去研究敦煌艺术,发现自己传统中国山水画的东西没法用来临摹敦煌壁画,就去塔尔寺拜藏族画家为师,请了5个藏族助手帮他画画。后来他开始画一些藏女,革除掉明清仕女画的病态美,回到了唐宋那种雍容华贵。张大千的个案,以及后来的吴作人和叶浅予,都跟抗战有关。
    因为抗战,迁都重庆,大量的文化人到了四川,离藏区非常近。以前内地有才华的文化人难得到那么靠近西藏的地区去。他们去写生,回来都是在重庆、成都、上海办边疆画展。因为抗战,国家意识抬头,促使文化人关注西藏这个边疆,其实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边疆概念是1940年代的核心词。


1950-1959 民族团结
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远离现实
    1951年和平解放到1959年西藏叛乱,这几年的关键词是民族团结。这时候决无新旧社会对立,因为旧社会还在,达赖喇嘛、藏政府、农奴制还在。只有民族团结主题,所以都是叶浅予画的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跳舞,这显然完全无视当时农奴的痛苦。
    1954年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通车,但没有一个画家表现,只出了一套纪念邮票。因此以现实主义名义进行的实践,其实离现实非常远,对现实是大量割取的。

 

1959-1978 翻身农奴
政治正确得到保证

    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开始大量出现新旧社会对比,也就是翻身农奴主题。
    1959年一平叛,人民大会堂要弄西藏厅,开始派画家去西藏写生。第一批是吴冠中、潘世勋等人。潘世勋第一次去,回来用4天时间画了一套素描,就叫《翻身曲》。
    西藏翻身农奴、新旧社会对比的题目,跟内地的又非常不一样。别的地区一定要表现旧社会的痛苦,而画西藏的,绝大多数都是表现新社会的快乐,不表现旧社会的苦难。为什么呢?虽然达赖喇嘛逃走了,但是有很多藏政府以前的大官僚、以前的贵族都成了政协委员,是政治协商的对象,不能揭他们的短。
    但是可以表现民主改革,大家可以投票选乡长,很快乐,挺起胸膛做主人。这一阶段20年的跨度比较长。表现翻身农奴的快乐,渐渐变成套话,甚至参加全国美展的一个策略。到“文革”后期其实已经变成一个逃离意识形态控制的避风港,以完全顺从的方式逃离。
    因为画西藏,所以可以尽情地进行形式主义的实验。如果画一个内地的工人,进行木刻语言、肌理对比之类特别形式主义的探索,可能会被批评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可是画翻身农奴,那你的政治正确性早就得到保证,因此艺术家找到一个避风港,可以尽情施展自己在形式上的才华。

 

1979-1983 寻根和反现代
后革命时代的精神家园
    “文革”结束之后,是寻根文学和伤痕文学的阶段,对应的是陈丹青和艾轩。这时候再也没有翻身的欢快,是一个苦涩、荒寒的西藏。我认为这种意识是对革命和乌托邦的一种反动。那个时候拉萨其实已经到处是电线杆了,陈丹青、艾轩他们就是不去画电线杆,他们画最荒凉的牧区。
    在潘世勋的 《我们走在大路上》已经看到拖拉机在修路,到陈丹青这里拖拉机全不见了,拉萨又回到200年前。也就是表现所谓永恒不变的简单生活、质朴生活,亘古不变的荒野,永远不会有人出现的地平线 , 一 朵 云 凝固——那样一种美感。这也埋下了后来 “香格里拉画”的一个根。但它是从反“文革”“红光亮”、反对那种欢快的东西开始的。
    进步主义坚信公路要代替羊肠小道,电灯要取代牛粪饼,未来的生活必定更美好。在进步主义的逻辑下,人们相信了革命,投入了革命。西藏成为中国画家后革命时代的精神家园,西藏提供的不仅是绘画的对象,还是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选择的基本隐喻。

 

1984-1995 象征的崛起
宗教生活登场

    由于上一阶段西藏题材绘画产生的巨大影响,西藏开始成为内地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突出反映是出现了长期旅居西藏的内地的画家和其他艺术家,形成了独特的“藏漂”现象。其中的典型如1973年进藏的韩书力,1983年进藏的于小冬。
    他们试图去把握文化基因而不是视觉表象,所以这时开始出现一些象征性的图式。比如韩书力的《香格里拉之梦》:一朵云,卧佛的身上是布达拉宫,日、夜的形象反复出现。他们开始了一个象征主义的过程。
    在“藏漂”文化人那里,西藏经验一再被表述为一种终极体验。“纯粹”、“震撼”、“寄托”、“超越”、“生命”、“觉悟”之类近乎宗教语言的表述反复出现。在上一个阶段也就是陈丹青、艾轩等人的画面中,大量看到牧民形象,却看不到喇嘛。到1980年代中后期,意识形态控制相对宽松,西藏人宗教生活的内容,开始大量出现在画面中。

1995-2006 最后的地平线
消费符号化的西藏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外国旅行者来到他们心目中“最后的地平线”西藏旅行。对西藏的香格里拉想象影响到西藏绘画,符号化西藏、纯粹消费西藏的模式出现了。
    玛尼石、风马旗、转经筒、藏寺佛塔、藏戏、磕长头的人等最典型的符号化细节,便于读画者确认“这是西藏”。对于西藏服饰、建筑装饰过分的津津乐道,加剧了平面装饰性的泛滥。
    西藏的变化已经真的翻天覆地了:喇嘛骑摩托车、打手机,到处是网吧,背包客横流,拉萨成为跟北京、上海一样国际化的城市。同时藏传佛教出现了满足现代都市需要的伪版本,各种派系和级别的 “仁波切”们混迹于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的公司,收取门徒和供奉。香格里拉画是完全功利性的,只为了卖钱、得奖。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西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西藏题材绘画,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以西藏为资源的艺术,也将面临全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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