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一顶“安全帽”

城市的建设哪里没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衣服脏/口音土/但我们的手不笨/我们能盖出漂亮的高楼/我们能修成宽广的马路

已经两个月了，张劼颖、梁自存、张慧鹏以及他们的同学还没有等到深圳市领导的回信，仿佛那些农民工没有等到劳动合同。

“之所以给深圳市领导写信，从实践的角度，希望这个事情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北大社会学系的张劼颖说。

这封信的集体作者来自北大、清华“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与保障”调查小组。这个调查小组里的许多同学是一个名为“安全帽”的学生组织成员，他们来自北京的各所高校，平时的活动是关爱建筑工人。

建筑工人

农民工对楼外墙进行粉刷　图/施忠威

农民工在工棚里吃饭　图/施忠威

症结何在？

27岁的张慧鹏来自河北农村，他知道农村有多苦。“从小想着要摆脱那种环境，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能一直读到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张慧鹏本科阶段是在秦皇岛的一所大学就读，学的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但这并不能解答他的众多疑惑，校园生活也不能消弭他的“孤独感”。考入北大社会学系之后，他觉得终于找到一些人可以谈国家社会了。

2008年初，为了做关于农民工的课题，他进入了建筑工地。

“第一次进工地的时候挺震撼的。”张慧鹏说,“我是从农村读小学一直这么上来的，前方是一个个独木桥，你只能把一个个同学给挤下去，假如我没有继续升学的话，我就会是这座城市里农民工的一员。”

到了2008年六七月份的时候，这些工人就开始向包工头要他们的工资了。因为他们得回老家收麦子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没有工资，每月只有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他们拿不到工钱。跟着包工头老乡在干活。包工头说没钱，年底再给你。”张慧鹏说，“白条都没有。”

工人们能在工地上干活，靠的都是老乡关系，没有契约，几乎所有的建筑工地上都没有劳动合同，靠的是老乡的良心。“觉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吧，想着是老乡。”

到了年底往往不是这样，给的钱往往少于约定好的数目，有的干脆就不给了。“有工人跟我说，到包工头家要钱的时候，旁边站着几个人，给多少就拿多少。”梁自存说。

“一些包工头也有苦衷，因为他们手上也没钱。”张劼颖说。

在两年多对全国多个城市建筑业的调查中，同学们发现，用人单位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此情况下，这一认定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劳动关系的认定直接关乎工人合法劳动权益的保障与维护。这就是工地上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劳动合同关系的缺失。

在同学们看来，从法律上讲，劳动行政部门在整个事件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是1995年的《劳动法》，还是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都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管责任。

黯淡生活的偶尔光亮

“安全帽”替工人维权第一次引起社会关注，是北京马连洼工人猝死事件。

57岁的农民工潘志源在马连洼“西山华府”工地上猝死。工地原本只赔了2万元。“安全帽”和工人们要求更合理的赔款，最后将赔款提高到6.4万元。“这其实也很少，正常的赔付其实可以达到20万。”张慧鹏说。

但这6.4万元已经让工地很气愤了。工地觉得这些学生不好好在学校读书来工地上瞎掺和什么啊。工地的人觉得他们不懂，破坏了行规。他们说，北京哪处工地也死了工人，也是给2万的。“觉得我们是故意找碴。”张劼颖记得，工地的一些人在她面前挥动手臂，推推搡搡地让她“滚”。

梁自存有一次跟着工人到某处工地去谈判的时候，被工地上的人卡着脖子推了出来。

有的工人在争取权益时被逼无奈，将工地项目部的门锁了。警察来将他们带走，然后跟项目部的人说，他们锁你们的大门一个小时，损失多少，你给我列一个单子。而那些被带走的工人，他们的工资被拖欠的时间用年来计算，损失又是多少呢？

张慧鹏和他的伙伴们觉得自己做事情一直是很温和的，他们觉得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就可以解决问题。“法律就在那，就看是执行不执行了。”

除了干活与讨薪，工人的生活极其单调。学生们后来买了一些旧杂志，比如《知音》、《读者》，拿到工地上，出乎他们的意料，工人们把这些书都抢疯了。一些年轻的喜欢看玄幻小说。学生们买了一些书送过去，但并不是给他们。“借书要登记，每个人交5块钱押金，下次来还了书再把押金还给他们。”

根据工人们的特点，学生们逐渐摸索了一些适合工地的制度，一些工人也加入其中，帮助他们做事情。

最壮观的场面当属放电影之时，那是工人的节日。当学生们把从学校租来的投影仪立起来的时候，“那个场面啊，好几百人，加班的都不想加班了。”

学生们原本想着放一些有内涵有深度的片子，比如《活着》、《盲井》、《盲山》，但很难吸引他们。《集结号》、《十全九美》，是他们喜欢的。

工地上也会有假期，学生们会到工地上组织一些演出。“最开始主要是北科大的一些同学来做演出的事情。”

张慧鹏以前觉得工人们比较大老粗，后来发现工人里也有多才多艺的人。

来自河南的来子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干活，没拿到工钱，劳动局以没有证据为由，未受理其投诉。他写下了一首名叫《北京 北京》的歌。“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没有我的家”是其中几句反复吟唱的歌词，这首歌后来在各个工地传唱开去。

老聂不老，是个80后，在工地上多年，他有时会写一些小诗。“城市的建设哪里没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衣服脏/口音土/但我们的手不笨/我们能盖出漂亮的高楼/我们能修成宽广的马路。”

城市里到处是建筑工人的身影，已经占了农民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从1984年开始，国有建筑公司不再招固定工人，建筑业农民工就大量增加。工人们涌入北京。许多人在聊天时会说，西直门那“三座大山”是我们当年盖的，“鸟巢”的贵宾门是我们建的……但这些楼在盖完之后跟他们就没什么关系了。

在海淀区的一处别墅工地，1000万一幢的别墅开始装修样板房了，工人们将要离开。一位女工拉着张慧鹏，让他给她在别墅前留影。“拍照的时候，看到她的表情很复杂。”

1000万一幢的房子意味着什么？工人们如果能在年底从包工头那里顺利足额拿到工钱的话，大概有两万的收入。1000万是他们500年的收入。如果从明朝正德年间积攒这个数额的全部年收入，他们可以在2009年一次性买下这幢别墅。

重要的一步

张劼颖觉得自己和建筑工地挺有缘的，在西安老家，他的父亲就是一名工程监理。

但直到2007年的冬天，她才算真正接触到了建筑工人的生活。“那天是早上，没有电，没有暖气，一些年纪大的人需要喝酒来御寒和减轻压力。”工人住在活动板房里，门口和楼梯都结着冰。

张劼颖觉得“安全帽”的活动是循序渐进的。前期主要是调查研究。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基本上研究清楚了建筑工地的用工体制，后面主要是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清华社会学系的梁自存来自陕西汉中农村，他进入“安全帽”比较晚，但很积极，现在已经是“安全帽”的主要组织者了。梁自存现在主要给工人们普及一些常识，比如讲一讲《劳动法》，发放类似城市务工手册的小册子，可以告诉他们如何去咨询，拖欠工资该怎么办等等。梁自存在河北调查的时候，工人对粉尘的危害还不是很了解。他觉得应该让工人至少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有的工人还说，那些粉尘是钙粉，可以补钙。”

许多工人不敢强硬地跟资方抗争，因为他们耗不起。“西方的工人挺有战斗力的，是因为他们的工人有基本保障。我们是没有的。明天我没饭吃了怎么办？对他们来讲，没有经济基础来应付这些不合理的东西。”梁自存说。

张慧鹏认为“安全帽”给自己带来了改变。“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如果一再退让就不会有改变。”

张劼颖最近在忙着“建筑工人关爱日”的事情，北京好多高校都加入其中，希望在12月5日那天走入工地，关爱建筑工人。他们的口号是：尊重劳动价值，构建和谐工地。

高岳飞年纪不大，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已经有6年半的工龄。繁华和荒凉他都见过不少，但那些城市人看他的眼神还是让他觉得不舒服。“有一次在火车上，一个家长对孩子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长大后就让你和他们一样打工去。’那孩子说了一句话让我伤透了心。他说：‘我现在要好好学习，我才不要向他们那样呢。多丢人！’”

没签订劳动合同而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老何已经40多岁了，他对学生说：我时间不多了，我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东西，不然我儿子出来打工的时候还是这个环境。

按照《劳动合同法》，不签订合同用人可以追讨双倍工资。老何开始告其所在的劳务公司，相关部门也已经受理。这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