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六十年家国】贺龙 国安定，家就安定

受访者：贺龙之女贺晓明

建国初，那段美好的时光

1949年大部分时间里，贺龙都没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西柏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先是去了东北，然后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最后又率领18兵团进军大西南。他的妻子薛明，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贺黎明等都还留在延安。当时贺晓明刚满两岁，她的哥哥比她大两岁，最小的妹妹贺黎明刚刚出生。

开国大典之后，向西南进军，贺龙的家属还有其他18兵团的家属，都要转移到西安去。这些刚刚从窑洞里走出来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属们，行军的行列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保卫，而贺晓明，甚至差点就被人贩子拐跑。

贺晓明：到西安时，我们是土包子进城，什么都带个洋字。洋花布，洋白糖……没吃过糖啊。

我哥哥也土，是穿百家衣长大的。要生他时，朱老总的爱人康妈妈（康克清）拿着朱老总的旧衬衣来了，跟我妈说，也没什么东西，就朱老总这一件衬衣，可以再接着穿下去，你拿这件衣服改个小衣服。谁穿过朱老总的衬衣？也就我哥哥了。

1949年11月，贺龙率部进军西南。图为贺龙正在研究作战计划　图/CFP

我们这些人刚过渭河，吃饭时我就被人贩子抱走了。后来妈妈弄了一辆吉普车，就往前面的集市上追。看见有个大人边上露出来我穿的小花衣服，就把我抢过来了——就这样，我们从农村进到了城市。

1949年11月23日，中共西南局成立。贺龙任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此后解放成都，解放大西南，西南军区的总部最终设在重庆，贺龙和他的家人都在西南的几个城市之间奔波。尽管依然没有长期安定，但毕竟战争已经结束，作为“高级干部”的贺龙，一直能有家人在身边陪伴，并于1954年从重庆回到北京。

贺晓明：我自己最开始的记忆是在重庆。当时，我父亲和母亲都在西南局工作。然后是“镇反”、“三反”、“五反”。刚解放那会儿，国民党的特务特别多，镇反就跟现在的“打黑”是一个意思。后来我们去昆明，我还记得在昆明街上看见斗地主，斗完就枪毙。我妈妈不让我看这些，拉起我就走。

1954年秋天，我们家搬回了北京。然后去海淀的八一小学念书。我、哥哥、妹妹都在这个学校读书。我们学校集体精神非常强，比赛都要拿第一。大炼钢铁，除四害，那么小的小孩，北京市有什么活动都参加，一次都没落下。在我的记忆里，50年代到60年代初，整个国家都特别安定团结，朝气蓬勃。

敢言贺帅，文革磨难

但对于贺家子女来说，家庭生活其实并没有真正远离过国家的变迁。从1960年代开始，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计划就被推行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革命家庭”的子女们，从小对自己的期许，都与军队、与国家不可分割。人们对解放后贺龙的许多记忆，都来自于贺晓明记忆中那段 “最美好”的时期。从1952年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被誉为“新中国体育奠基人”，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庐山会议之后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罗瑞卿等一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贺晓明：中学毕业之后，我就面临选专业的问题，我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而实际上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东语系。

因为我看报考的单子里头，东语系有印度语，我觉得那个是打印度时有用的。当时东语系热极了，我们学校的孩子们都认为自己将来一定要当兵打仗，东语系用得上。

那时中苏正好在论战，冲突很激烈，我妈妈就对我说，你能不能换一个系呢？学国际政治吧，“以后工作需要”。

我考虑再三，听了她的意见。我哥哥不同，我感觉爸爸妈妈把他当栋梁栽培。女孩儿嘛，就跟着干点事吧，要求就比儿子弱很多了。到中学后，那时候有勤工俭学。我哥哥是北京四中的，打铁回来了爸爸还看他手上有没有茧。如果手上有茧爸爸倒高兴，证明孩子磨炼出来了。学校还给点小补贴，打了一个月的铁，给了两元人民币。

我是1965年入党的。我们老爷子听说我入党了，非常高兴。那时候他在外地，我打长途电话告诉他。他正在吃饭，说为我女儿干一杯。

当时的贺晓明并不清楚贺龙的经历，庐山会议等等当代中国历史上与贺龙相关的历史事件，贺晓明都是后来才慢慢听说。直到“二月兵变”事件的发生，从彭真而贺龙，政治斗争的形势决定了谁来为莫须有的“兵变”负责。贺龙薛明夫妇也被送往西山隔离审查，贺晓明和她的哥哥贺鹏飞离开北京，与父母和妹妹都失去联系。

贺晓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穿着军装接见红卫兵，这是对红卫兵最大的肯定和支持。反应最快的就是这帮干部的孩子，毛主席都这样了，咱们就破四旧去吧，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文革”中的经历我不想细谈，太乱了，整个国家都颠倒了。我和哥哥在外面躲避一阵之后，又回到了北京，我父亲在1969年6月去世了。1970年我从北大毕业，此后就分配到了贵州，我哥哥分配到甘肃。

父亲去世后，造反派把我和哥哥单独叫到一边，很官样地通知我，说我爸爸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间去世的。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下来了。哥哥就捅我，很严厉地说我，怕我控制不住。但他自己出了许多汗，一个劲地往下流。他就抽烟，待了不到两个小时，抽了两包烟。“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就回北京了，开始找妈妈。我们就写了封信给总理，什么苦都没说，就说这么多年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希望总理能尽快安排我们去看妈妈。

大概两三天后，总理就安排人来找我们。说信总理收到了，现在安排你们去看你妈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她已经在北京了。我妈妈那时候身体很差，说话不利索，老要用手打比方。

国运与家运

1973年底，毛泽东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连鞠7个躬。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表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随着国家慢慢安定，从文革后期开始，贺家的生活也逐渐走上正轨。贺晓明被重新分配工作，因为毕业于北大东语系，被分配至外交部。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贺鹏飞则被分配到北京市外贸局，他以后在军队历任总参装备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等职之时，也主要负责军队的新装备引进与建设。2001年，贺鹏飞中将病逝。

贺晓明：周总理跟我爸爸的友谊时间是非常长的，两人可以说是莫逆之交。我妈妈被他从贵州救出来以后，他亲自交待我妈妈，说你是和贺龙同志最后在一起的人，应该把贺龙同志最后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就这样，我妈妈写了一个汇报。总理看后，非常震惊和难过。

后来我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想回北京。一个星期后有人找我妈，说你家女儿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总理要我们来了解她学的是什么专业。我妈说她都不知道，她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就这么分到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

我哥哥回来以后，先是在北京市外贸局工作，他那会儿工作特别累，成天押车，运往越南什么的。他后来因为心脏病病逝，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累的。他是2001年走的。现在走了8年，我们现在家里还老提到他。

老帅们给国家立了两个功，先是建国，然后是护国——“文革”十年，没有他们的坚持，国家眼看就要走不下去了。我们这一家，和国的命运贴合得太紧密了，只要国家安定了，我们的家就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