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唐朝前60年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统治者总结隋朝覆亡的教训，对于百姓的敬畏之心有所加强，认真贯彻了“以民为本”的治国为君之道，知道战乱之后要与民休息，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保证耕者有其田。唐太宗特别强调孔子所说的“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说国家要“藏富于民”，不在“盈其仓库”。一个国家富不富就看老百姓富不富，老百姓不富裕，君王怎么可能富裕呢？这就是以民为本的方针的确立，改变了隋朝末年的暴乱之政。

其次，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一系列新的制度确立，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不断完善。比如，三省六部制形成了一个权力制约机制，对中央核心决策权力的制约。这是从汉武帝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到唐代更加完善。中央设三省，宰相们决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遇有事情在政事堂集体商量决策，这跟汉朝宰相一人权力独揽、明朝把宰相废了两个极端都不一样。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有几点值得重视，第一是精兵简政，中央官员从两千多名减少到640多名。第二就是纳谏，纳谏是贞观时期的一个政治特点，纳谏就是为了决策科学，减少失误。第三就是唐太宗很重视基层干部，地方干部的人选，他都很关心，他平常都在屏风上写上他们的名字，谁有做了好事他就记在屏风上，每天都要坐卧横看。最后就是重视法制建设，从贞观年间开始编的《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现存的第一个法典，这部法典影响到宋元明清时代的法律，也影响了新罗、日本和周边的很多国家。

再次，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也处理的比较好。唐太宗实行的是一个包容的、开放的民族政策，他的朝廷里有很多外族的将军、文官。无论是抗击突厥的侵扰，还是后来与吐蕃、西北突厥等少数民族兴起后采用过和亲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而周边民族争权都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总之，由于内政及民族事务处理得到，唐代初年60年的发展里总体是不断向上的，唐太宗继位的时候全国只有两百多万户，他去世前已经发展到380万户，到武则天的时候达到650万户了。经过几百年的分裂和民族融合之后，人心思治，大运河也开始发挥作用。另外生产技术也得到改进，比如江东犁适用于小户耕作，它的发明和使用也促进的生产的发展。台湾学者柏杨曾经提出，历史上的王朝一般有一个发展的瓶颈，前五六十年的时候很关键，假如这个时期或者政权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够平稳度过危机，就会有比较长期的平稳发展。汉、唐、明、清的历史都验证了这一点，凡是两百多年的王朝都因而突破了这个瓶颈，因而享祚长久，其他大多数政权过不了这个坎，结果就出了问题。唐朝前60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决策的开放和科学性，三权互相制衡，立法、审议、执行互相制衡，防止过失。历史上讲的防止过失，今天我们看来就是互相监督。唐太宗反复强调的居安思危，越是顺利就越是要居安思危，经常研究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