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消逝词典之经济词语
放卫星/赶英超美/大锅饭/统购统销/商业合作社/价格双轨制/农业税
[放卫星 赶英超美 大锅饭 统购统销 商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价格双轨制 农业税]
【放卫星】
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
官方只所以选择了“卫星”这个词，是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卫星”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耀，是“高精尖”的象征，是那个时代的“热词”。
经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政府组织的现场观摩，各地群众欢欣鼓舞的效仿，在随后各地掀起了陆续放出小麦亩产卫星的高潮，虚报数字逐渐 增大，例如：8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事迹，该社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随后，各大广播、报纸、杂志的 相关报道宣传也进入了新的高潮，截至放卫星的尾声阶段9月25日左右，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 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语言学家认为，词语像矿产一样，会因为过渡的使用而被淘空。恰因如此，“放卫星”很快因为其自身的臭名昭著，而被官方和民间双双弃用。几十年后，“放卫星”已经作为一个垃圾词汇彻底被汉语遗弃。人们在形容类似情况时，重新选择了“扯淡”、“吹牛”这些生气勃勃的词汇。
（杨继斌）
【赶英超美】
赶英超美这个著名的口号，是中国百年来被迫害感在1950年代的一次爆发。它洋溢民族主义的激情，其背后是对于“赶超”的单维度理解和乐观估计。
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莫斯科开会。趁着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热乎劲，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共识，“社会主义正在上升，资本主 义正在衰退”。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作为苏联的小弟弟，毛泽东表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12 月份，刘少奇向全国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
这一指标最终在高层被压缩到了七年。并随后提出十年赶上美国。紧接着，为实现这一梦想，“大跃进”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研判，苏联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理论已经落伍，凭借中国人发明的人民公社试验，中国很可能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只需三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
彼时，英国年产钢量约为2000万吨，中国的年产量为535万吨。为了兑现愿景，中国决定1958年的年产量为 1070万吨——依照如此速度，只需两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了。全国各地都是土法炼钢的小炼钢炉，大批黑不溜秋的大疙瘩被当成铁块送到了北京。一些地方甚至连 锅都扔进了炼钢炉里。余华的小说《活着》生动逼真地还原了这一悲情。但盲目的计划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央政府最终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愿 望。“超英赶美”遂被搁置。
1995年，中国的钢产量增至9536万吨，终于超过了英美，1996年中国钢产量超过一亿吨，名列世界第一。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
但这时中国人发现，自己却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社会福利，均和英美存在差距。
（杨继斌）
【大锅饭】
大锅饭概念的流行，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真正的大锅饭，持续了也只有一两个月时间。
这个概念的再一次复苏，则要到了1980年代，“大锅饭”代表着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拿几十块钱的工资，每天回家蜗居在 一样的斗室里，吃一样的饭菜——很多时候甚至是单位食堂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而到了这个时候，大锅饭已经成了一个值得批判的反面观点。既然经济效率是 可以追求的目标，那么大锅饭就是需要反对的方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铁饭碗”，强调这种工资分配制度的终身性。
国企改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而国营企业的工资也不再一碗水端平。1990年代末期之后，不仅“大锅饭、铁饭碗”不再出现，甚至连“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都很少提及。
（胡贲）
【统购统销】
粮食领域的统购统销政策开始于1953年。那一年，红色新生政权遇到了粮食危机。由于政府将大量资源用于苏联模式的全力工业化战略——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原则的信条，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再加上朝鲜战争而引发的国际禁运，粮食恐慌已有失控的前兆，粮食抢购风潮在全国蔓延。
作为应对，中央没有选择将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到市价水平，而是寄希望于以固定价格强制收购制度，并适当加快合作化步伐。统购统销由此开始，其意是指， 粮食只能卖给政府，并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半年之内，这一政策就成果显著。1954年的粮食收购数同比增加77.78％，库存增加了51％。不久，这一制 度就扩散开去，糖、烟、酒、自行车、铁锅等一切用品都被纳入了计划体制之中，统购统销。
过度收购使得农民吃不饱肚子，他们产生向城市流动的愿望。1958年，户口制度建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制度被以法律形式固定。
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进而引发了改革时期的最大举措与争论：价格双轨制——在不彻底瘫痪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此项政策才逐渐由调整走向终结。
（沈亮）
【商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提起合作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供销合作社——一种为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设立的销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收购农产品、副业产品的商业机构，简称供销社。也有人称之为商业合作社。通常情况下都是村民每人投资几块钱，由生产大队统一进货，在村里销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镇和乡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化道路，农业合作社不仅包括了供销合作社，还有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不同类型。
1952年后，供销合作社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形成了全国总社、大区总社、省级联社、市县联社、基层社五级组织，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成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供销合作社是活跃在农村的重要商业力量。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国家也逐步取消了商品统购统销政策，人们购买商品再也不用凭 计划、票证，再也不只认“供销社”一个门了，传统意义上的供销合作社逐渐被个体杂货店和乡镇超市取代，有些早已经关门大吉，活下来的那些，已经转型为综合 性农业服务组织而存在。
（黄金萍）
【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并多年不变，这导致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工业品价格要么偏高要么偏低。
1984年9月召开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并被提交给中央领导。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67号文件，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文取消了20％的限制：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
价格双轨制在价格形成上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不仅部分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除了统一收购价，粮食可以卖出其他的价钱，优质产品还可以卖出优价来。
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此后它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被用到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住房制度、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
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价格双轨制带来了新问题：官员利用手中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并转到市场上高价出售；由于转手倒卖的利润远高于正常经营和生产，企业热衷于挤入有限的低价采购通道，寻找倒卖机会……
到了90年代后期，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价格双轨制就慢慢消失在大众面前。
（黄金萍）
【农业税】
在漫长的中央帝国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是和天地一样的永恒存在。一个农业经济体，尤其是重农抑商的统治思想之下，基于农业生产的税收，是支持政权运转的基础。
新中国的农业税开始于1953年的“农业税条例”，国家规定，农业常年产量的15.5％必须无偿上缴。这略高于中国历史上的理想：十一而税。实际 上，新政权与传统中国最大的区别，乃是最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对国民经济最广泛的参与——这自然要求更多的粮食。因此，仅仅是农业税显然是不够的，广义上来 说，国家以超低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的粮食，也是另外一种农业税。
最初的农业税，以实物方式征收，以村（大队）为集体单位上缴。改革开发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业税变成了针对农民个人的无起征点的所得 税。而1990年代前期以后，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部分农户家庭转向非粮食作物；另一方面众多的农民迁徙至城市加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相当部分以 “农民工”的身份加入工人行业；还有部分城郊地区的农户，由于城市的扩展，土地被征收变成城市用地没有土地，从这一时期开始，每年的征收基本上以粮食按照 当时的市场价格折合为货币征收。
直到2006年，中国才彻底取消农业税。当年农民因此增收336亿元。毕竟，对于当年4万亿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来说。300多亿的农业税，真的不算什么。
（胡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