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城”——非洲人寻梦中国
■“到中国去吧！尼日利亚用石油换外汇，中国人买下它来打造天堂！”
■“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没想到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你们居然可以不做家务、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
■“我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
■“这次，你做完采访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2003年以来，随着中非贸易的升温，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站到了广州街头。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中国的发廊，不明白非洲的发型，沟通又麻烦，所以全到我的店里来了。”Wiliams颇为得意地说。尽管，这名“发型设计师”常常只是给客人剃个光头而已。 本报记者 潘晓凌/图
在教堂的入口处。宗教与贸易，是非洲人与广州所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在广州，一片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地带，被出租车司机称为“巧克力城”。
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后，“巧克力城”开始活跃。数万名黑人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三三两两，拎着几只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被中国人称为“尾货”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
万里之外的非洲，有近50个需求旺盛的国家正张开双臂，一件不余地接受、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中非贸易的热潮中，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
诱惑 “到中国去吧！”
领到姗姗来迟的签证时，那个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伙计，终于安静下来，在护照上狠狠亲了一口。
黑人Clem像一条怎么也抓不着的泥鳅，在飞速穿梭的车马中灵活穿行。看到南方周末记者犹豫半天，最终从附近的人行天桥走过来后，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抱歉，我还没有形成走红绿灯和人行天桥的习惯。”当被提醒“广州治安不好，注意背包”时，他惊奇地瞪圆了眼睛，“你在开玩笑么？这里的治安太好不过了！”
25岁的Clem来自尼日利亚。此前，拉各斯——尼日利亚最繁华的都市——被他视为天堂。到广州后，他觉得他才站在了天堂的入口，中国才是真正的天堂。
他不停向记者介绍，拉各斯的公交车很多没了车门，逢高峰期，一些乘客就挂在车外面；拉各斯的道路基本没有红绿灯，只有在主干道上才会站着两个警察；拉各斯没有那么多小汽车，满大街横冲直撞的全是从中国进口的摩托车……
如果没来中国，Clem会继续经营他的汽车部件批零店，将合作伙伴从中国批回的轮胎、方向盘、座椅，以高于进价几倍甚至十倍的价格卖出。每次去接货，他总会碰到许多服装店、皮革店、首饰店或日杂店老板，一同等待着来自中国的包裹。每当看见夹着公文包、西装笔挺的中国人路过，有人就会吹起口哨，“瞧，我们从他们国家买的尽是些便宜的玩意，他们却从尼日利亚运走了值钱的石油！”
大约五年前，中国石油公司与中国商人大规模涌入非洲，这让不少本土人觉得，中国在抢夺他们的资源与饭碗。而从压路机到牙膏，无处不在的“Made in China”，又刺激着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周围的朋友几次劝Clem，“到中国去吧！尼日利亚用石油换外汇，中国人买下它来打造天堂！”
在卫星转播的CCTV4上，Clem看到中国的城市摩天大厦耸立、街道宽敞、交通秩序井然，最让他吃惊的是，珠三角的工厂像蚂蚁窝般密集！而他的家乡尼日利亚，除了石油资源，什么都匮乏。制造业极端落后，80%的生活用品依赖进口——而这正是很多非洲国家的缩影。
2007年9月，Clem在欧洲驻尼日利亚领事馆工作的父亲帮助Clem拿到了中国的签证，这让他的朋友艳羡不已。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国驻非领事馆前耐心地排起长队，争逐每年限额发放的签证。与Clem同时拿到签证的一个家伙，九个月前就向中介机构预付了中介费和签证费。领到姗姗来迟的签证时，那个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伙计，终于安静下来，在护照上狠狠亲了一口。
2007年10月，Clem拖着几大箱行李走出广州白云机场，拦了三四次，终于坐上一辆的士。他递给司机一张写着中文地址的便条，没再言语。
Clem的新窝是广州东圃一个10平方米的单间，这是一个尼日利亚老乡为Clem安排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和一张沙发，洗手间得与其他三名非洲租客共用。他刚推开窗，又关上了。窗户半米开外，紧挨着另一幢楼，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祈祷早晨能看见阳光。
大多非洲人对广州的第一印象，从城中村开始。
隔膜 “麻烦，真麻烦！”
“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到中国来，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许多出租车司机不愿做“巧克力”的生意，他们不喜欢这些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斤斤计较的坏毛病，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或“听不懂外语”为由拒载；也有人无所谓，“搭谁不是做生意？”
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
东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
贸易城的摊位没有任何审美层次上的装潢，顶多在门口摆放一个黑人塑料模特，样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和玻璃展柜里。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
这样的卖场却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D&G的牛仔裤、Adidas的鞋子、Gucci的高跟鞋、LV的挎包、Chanel的钱夹、Armani的内裤。它们廉价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美联社前驻非洲记者Arnold在非洲呆了近10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非洲几乎没有工厂，一般人对正版和冒牌没有什么概念：“只要鞋子上印有Adidas就可以了，关键是便宜。”
来自利比里亚的服装商Cote是这几座服装城的熟客。来华淘金的非洲人多数像他这样从事服装贸易，消化了中国大量已过时的库存货。金龙盘大厦一个中国老板调侃：“他们对款式无所谓，只要有弹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个粽子就行。”2004年，中非服装贸易额到达历史高峰，在迦南、天秀等两座老牌贸易城附近，一座座贸易城春笋般冒起。迦南外贸服装城经理江钢龙称，迦南2007年的贸易总额在7000万元以上。
在御龙挑货时，Cote自称这儿有许多中国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走上前，大手拍向店主的脑袋，或是朝对方的小腿肚踢上一脚，大声地问候，“嘿，朋友，近来还好吗？”他的“朋友”却并不领情，有人拨通手机，故意煲起电话粥；有人则不耐烦地摆摆手，中英文一并用上：“不买东西，就Go，快点Go！”
友谊似乎在非洲人之间才真实存在。碰上一些认识的服装商，Cote与他们相互击掌，指头迅速扭转一圈，打出一记响指，再用家乡话聊上一阵。像Cote这样单独行动的并不多，他们多是两三人结伴，奔走于几座贸易城，从中午挑到傍晚，用黑色塑料袋四四方方地包成棉被状，雇车运走。
在一个摊位上，Cote听说他看中的裤子要20元钱一条，猛地将裤子砸到摊主头上，愤愤地责问，“怎么那么贵？！”然后拂袖而去。惊呆的摊主回过神来后，冲着Cote粗壮的背影，张了张口，又改用粤语啐了一句：痴线黑佬！（精神病）
挑了40分钟，Cote终于打算买下500条女装牛仔裤。他要求店主把每条仔裤的包装袋、商标挂牌和夹纸统统取出来。“客户只在乎价钱便宜。而我，在乎的是运输费用！”他边向记者解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店主处理包装。每每发现有夹纸还未取出，他一个箭步上前抽出来，嚷嚷，“我买你那么多东西，热情点好不好？”店主白了白眼，嘟囔道，“麻烦！”
类似的不快，每天都会在中非贸易城上演，有时甚至会惊动110。迦南贸易城一位姓宋的保安说，真不明白，有的人那么穷，还那么嚣张！
谈及与他们天天打交道的客户，摊主们常常撇撇嘴，黑人的杀价本领，让许多中国商人不胜其烦。有的预订200条裤子，最后只要10条，还要求对方以谈好的价格出售；有的取货时，还顺手在摊面上拿走一条。许多摊主懒得学英语，他们觉得，用计算器讨价还价就能应付黑人了。一位摊主表示，如果能和白人做生意，她一定把英语练好。
Cote号称在中国呆了八年，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告诉记者，他的签证期只有一个月，得像鸟一样，不断在中非之间往返，“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寂寞 “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Clem不爱听关于中国的“坏话”。每当听朋友们抱怨中国签证难拿、中国人不讲诚信时，Clem总一声不吭。惟一让他认同的观点是，非洲人很难交到中国朋友。
他喜欢到“小王国”外遛达。城中村之外的广州，才是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模样。每次乘坐公共巴士和地铁，他都让会说些中文的好友代劳买票，自己则站在旁边瞅着。看到地铁票从自动售票机中吐出来，他总小声嘀咕，“其实也不难嘛。”可好友鼓动他自己试一试时，他看看四周投来的好奇目光，又一溜烟地逃到边上去了。
“呆的时间长了，会说中文了，我会交到中国朋友的。”Clem总是这样安慰自己。他觉得问题在于语言不通和自己内向的性格，“我会尝试改变。”
不过，每次听到Clem对中国毫无保留的称赞，Williams常常会打断他的话，冷冷地说，“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中国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只是语言的问题！”
25岁的Williams是 Clem同龄的老乡，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个精力过剩的年轻人。闲时，Williams会打开音响，跟着摇滚乐跳劲舞，边朝记者打个响指，“我承认，中国很多地方比尼日利亚强，但是音乐，你们只能模仿我们！”有客人来了，他便麻利地关掉音响，摘下墨镜，开始工作。“我忙，你不要跟我说话，”他指挥着记者，“但是你可以给我拍照，多换几个角度！”
Williams一年前来到中国，在宇航大厦开了一家发廊。发廊从壁纸、沙发到高脚椅，清一色的艳红。他的顾客，清一色的黑人。“中国的发廊，不了解非洲的发型，所以全到我的店里来了。”他颇为得意地说。尽管他的“设计”常常只是给客人剃个光头而已。“非洲人特别信任、依赖老乡，彼此间以‘兄弟姐妹’相称。”陶瓷大厦物管公司经理陈良仁告诉记者，每个非洲人开的商店，都会成为据点，吸引大批同乡，为大厦的其他店铺增加了客源。他们为此降低了非洲人的门面租金。
和候鸟般频繁往来的Cote不同，Williams和许多有经济基础的非洲人一样怀着“中国梦”。他们希望经过四五年的奋斗，在中国开一间公司或贸易中介办事处，在日益繁荣的中非贸易中获取丰厚的中介佣金。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目前常驻广州（6个月以上）的非洲人达2万余人。
不过像Clem一样，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圈，始终没超出方圆20公里的“巧克力城”。几乎所有受访的非洲人，说不出一处广州景点，也没几个叫得上名字的中国朋友。他们从不向中国的银行申请帐户，也鲜有人会买羊城通，尽管公交车是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广州的非洲人如果在一夜间蒸发，几乎不会在“巧克力城”和这座城市留下痕迹。“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个正在剃头的尼日利亚人说，“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可是Williams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一次与一名中国小女孩交谈并合了影，他还把相片洗出来，夹在钱包里。他还参加了一支非洲业余球队，不定期到天河体育馆，与中国业余球队打比赛。
“跟中国人交往，真是很复杂。”Williams说。这个观点，在他的朋友圈里得到高度认同。
一次，在公车上，他和一个大学生聊了半个小时，临别前，彼此交换了手机号码，还约定下周一起去看球，可晚上照号码打过去，却是空号。
另一次，他与一位老太太在教堂前聊天，得知老太有一个孙女，他问，“您孙女肯定很美丽，她多少岁了？”没想老太突然气愤地转身离去，边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多练习几句中文。”Williams耸耸肩，“这次，你做完采访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他问记者，没等回答，呵呵干笑了几声，“无所谓。”
Williams学中文的另一途径是看电视剧和电影，越看越觉得这个他所生活的国家陌生，“没想到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你们居然可以不做家务、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他向Clem嚷嚷，“你爱中国，可你了解它多少？你知道这些吗？你能接受吗？”
他似乎忘记了此前曾否认自己追过中国女孩，冲记者做出一副夸张的表情，“幸好，我没有泡到中国女孩！”
“他们当然追不到中国女孩。”23岁的小李提起这话题，又气又好笑，她觉得“和他们做普通朋友还行，谈恋爱太不靠谱，还会被朋友笑话。”在她看来，许多非洲青年将搭讪女孩作为打发时光与排遣寂寞的娱乐，被拒绝后，转身即向其他女子示爱。
在迦南贸易城陪Cote进货时，记者被他不断提问，“你有几个男朋友？”“只有一个？为什么不多交几个？”临别前，他很绅士地发出邀请，“今天能和你共进晚餐吗？去我住的地方吧，我可以为你做好吃的非洲菜。”遭拒后，他无奈地摊开双手，“为什么中国女孩总是那么难约？”
经过中国电视剧的“熏陶”，Williams有些明白了求爱失败的原因，“中国女孩也许是害羞，喜欢爱情慢慢到来。”但他的猜测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同在天秀做业务员的女孩王佳（化名）曾经忍无可忍地冲一名锲而不舍的求爱者喊叫：“离我远点，你等一百年我都不会做你女朋友！”
2007年平安夜，单身汉Williams约Clem去泡吧，被拒绝了。这个喜欢安静的内向男孩，拿出新买的电话卡，给远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父母打电话，“我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我的新年愿望，是在广州开一家服装公司！”
而Williams拿起外套，甩门而出。凌晨一点，他一个人来到环市东路的大篷车酒吧。那里放着节奏感强烈的摇滚乐，黑人兄弟戴着圣诞帽，扎堆喝酒、跳舞、大声地说笑。
圣诞节下午，刚从酒精中苏醒过来的Williams给记者打电话，“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爱情 “我已经很中国了！”
这个来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非洲的男人，还幸福地患上了中国特色的“妻管严”。
与那些住在城中村的非洲人相比，如今已经租住小区公寓的年轻的欧玛是被中国人喜欢的少数。他的生活也早已超越了孤独求索的时期，一切尽在掌握。
尽管生意繁忙，欧玛每周都会提前来到石室教堂。每周日下午3点30分至4点50分是英文弥撒时间，海珠广场附近，可容纳两千多人的一德路石室教堂，仍然装不下虔诚的教徒，一些迟到的非洲人，安静地跪在走道上。唱诗班轻柔的合唱，和着浓烈的香水味，在信徒的头顶上空徜徉。
宗教与贸易，是非洲人与广州所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是他们信奉的两大宗教。每周五是穆斯林最郑重的礼拜，非洲穆斯林也停止了工作，聚集到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圃公园清真寺，仔细地清洗头、手和脚，跪朝清真寺方向，向真主安拉祈祷。
做完祷告，欧玛又移步到旁边的慕道堂，参加非洲天主教徒特有的仪式。几百名非洲人随着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宗教音乐，边跳边拍出统一的节奏。舞毕，一人站出来，引导大家向上张开双手，闭着眼睛，嘴里喃喃的，渐渐的，语速越来越快，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狂热的神情。
身着紫红衬衣、黑西服的欧玛认真地履行完仪式，走出慕道堂，迅速恢复了平日彬彬有礼的状态。他拿出手机，用流利的中文告诉妻子，晚上兄弟聚餐，不回家吃饭了。
在来广州的非洲人当中，欧玛是为数不多受过高等教育，且在大学中选修过中文的人。三年前从家乡尼日利亚来到中国，本以为凭借语言优势，能够很快适应全新的生活，可没想到了北京，不行；转到上海，不行；继赴浙江，还是不行。当时，欧玛一位在美国做生意的同乡劝他去美国，那儿生活着各种肤色的人，没人会被人一眼认出是个外国人。
最终，他还是到了广州，在“巧克力城”扎根下来。广州是在华非洲商人最密集的城市。周边的增城、新塘、花都、中山等地区及城市，聚集了上千家外贸工厂，每日受理着来自“巧克力城”数以万计的非洲订单。
对于欧玛而言，兄弟和工厂同样重要。“到了广州，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其他地方留不下来，”他说，“在‘巧克力城’，起码没有人过来教训你，‘嘿，这儿可是中国！’”
这正是广州的吸引力。在广州的永平街，甚至隐匿着许多非法入境与逾期滞留的黑人，他们合住在每月一两百元的房子里，昼伏夜出，或卖苦力扛货包，或从事贩毒等非法活动。白云区警方透露，2007年11月开始，他们在陈田村查出一批非法滞留黑人，运往云南，再遣送出境。那是一座难以监管的“王国”。
欧玛的生活顺风顺水。来广州一年后，他在迦南中非贸易城开了一家服装店。很快小有名气，大家都知道，欧老板不但能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做人、做生意也很踏实。欧玛的商店几乎每天都是整座商城最晚关门的，包括平安夜。晚上7点店铺打烊后，他匆匆回家，和妻子共度节日。他的家乡尼日利亚，每到平安夜，只有圣诞树上的霓虹灯在工作。而中国的平安夜，人们和闪耀的圣诞树一样繁忙。
高挑的妻子来自山东，一年多前因生意结识了欧玛，2007年婚后，欧玛的父母专程来到中国，对儿子的婚姻与黄皮肤的儿媳赞不绝口，甚至还同意了儿媳暂时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在迦南大厦，有四五个开店的非洲老板，凭他们的才干、诚恳，当然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获得了中国女子的爱情，有的还生了孩子，黄色的皮肤，卷曲的头发，像极了芭比娃娃。按照迦南贸易城经理江钢龙的理解，在中国扎根、开店的非洲人，一般要奋斗四年左右。他们成功的首要原因，是“讲诚信，按中国的规矩办事”。
婚姻给欧玛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习惯了过圣诞节的新方式，他渐渐走出“巧克力城”，被妻子的家人和朋友所接受和欢迎。迦南的摊主们在抱怨黑人素质低时，总会补充一句，“可瞧人家欧玛，一点都不非洲！”
“我已经很中国了！”欧玛边说边呵呵直笑。如今，这个来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非洲的男人，幸福地患上了中国特色的“妻管严”。朋友常拿他开玩笑，欧玛每赚到一分钱，第一件事就是上交老婆。他听了也不以为意，只嘿嘿地乐。
未来 “我希望她有一个中国头脑”
Cisse向来访的记者举起他未满一岁的黑色宝宝，兴奋地说，“瞧，她可是中国女孩！”
在美联社前驻非记者Arnold看来，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磕磕碰碰，是中非交往初期必然的磨合过程。中国对黑人并不存在种族意义上的歧视，“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和黑人打交道的时间太短，短得彼此还来不及了解。所谓的歧视，不过是类似于城里人对没钱又不懂规矩的乡下人的嫌弃罢了。”
Arnold觉得，非洲人寻“中国梦”与中国人寻“美国梦”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大多并不迫切地希望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成为中国公民。中国移民政策的苛刻、文化的天壤之别与宗教的普遍缺失，对许多非洲人并无吸引力。就像他们喜欢喝牛奶，但显然不愿意一辈子呆在奶牛场里，而是把牛奶挤光，然后带回家。
天秀大厦B座E层09号店铺的老板Cisse，他的“中国梦”是为他的CBB（China-bornbaby，出生在中国的孩子）规划的，他向来访的记者举起他未满一岁的黑色宝宝，兴奋地说，“瞧，她可是中国女孩！”
至于Cisse和他的黑人妻子,二人并不打算获得中国绿卡。Cisse还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尼日利亚生活。Cisse是名穆斯林，三年前，携着他的其中一位妻子从马里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妇幼医院生下了这个宝贝女儿。
两个月前，他们请了一个中国保姆，教宝宝说中文、学习中国礼节。“以后我们的宝宝要在中国上幼儿园、中学，一直到大学！”他强调，“中国在非洲的分量越来越重要，中国人的头脑非常厉害，我希望她有一个中国头脑。”
Cisse打算等中国的事业安顿下来后，在广州和尼日利亚各住三个月。平日，他会隔两天给家乡的妻子打电话，当着眼前的妻子的面，倾诉她的思念与愧疚。
这个温和的穆斯林看到记者的惊愕，主动解释，“古兰经说，你可以娶你们爱悦的女人，两妻、三妻、四妻，但如果你不能公平地对待她们，那么你们只能各娶一妻。”他微笑着说。“我认为我是个好丈夫。”
对于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和计划生育，Cisse从男女比例和国家人口的角度表示理解，“这样的政策有利于中国，就是好政策。”
Cisse的家族兄弟对兄长的善解人意不以为然。提起中国，他和许多初到中国的非洲人一样充满怨气——中国人拿非洲签证，比非洲人拿中国签证容易得多，不公平；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太可怕……
每当彼时，Cisse总是笑而不答，等他唠叨完了，才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12月22日，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古尔邦节过后，紧接着是圣诞节。每年此时，Cisse的商店及整个中非贸易城进入了淡季，“巧克力城”几乎成了座空城。
而这段时间，在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候机厅，工作人员进入高度紧张状态。上万名非洲乘客身后，都跟着一长串小山一般，超大超重的行李。
来自利比里亚的“候鸟”Cote几乎被他的行李所淹没。换取登机牌时，Cote被告知需要到“超重行李托运处”办理托运，他开始讨好般地称呼工作人员为“sister”（姐姐），并请求“sister”放他一马。要求自然遭到拒绝，Cote焦躁地把行李重新放回推车，边走边说，“中国，麻烦！真麻烦！”
最终，他还是交了超重费用，过安检口时，Cote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快，回过身来向记者挥挥手，“明年3月份，我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