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得他们伤悲

看见一个将死之人，媒体过去就应该就是拍照，而他的旁边有相应的人来帮助他们。杨丽娟事件也应该是这样，可是他们没钱买票，没钱吃饭，到了兰州也没有地方住，这个时候本不应该媒体出来做，但除了媒体谁来做？如果没有媒体给他们捐钱，他们也许就会饿死。如果有一个中间机构，那么媒体是不是也就没有所谓的“拿钱买控制”了呢？正是因为社会有缺环，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检讨的是去补缺环的人还是这个缺环呢？

我从头到尾都没把杨丽娟和家人当成怪人，既没有歧视，也没有顺从。

“你能理解我们吧？”我记得杨丽娟和她妈妈不停重复着这句话，还有一句是：“你不会害我们吧？”其实两个问题都不需要我回答。她们说的每件事情我都能理解，她们跟小老百姓没有区别，只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刘德华有关。

我就把她们当成普通人对待，每个人都喜欢回忆让自己高兴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挑拣历史，我有耐心，听她们讲想讲的东西。当晚，杨丽娟的妈妈请求我留下来跟她一起住，为了留住我，给我泡了最后一碗从香港带回来的方便面。

三天之后，她们给了我杨勤冀留下的电话本。我所做的，就是花了两天时间，把电话本上的几十个电话挨个打了一遍。

采访之前，陈明洋跟我有一席长谈，杨丽娟的爸爸是为什么，借钱给他们是为什么……我还记得跟陈明洋半开玩笑地说，也许兰州人都过着《读者》一样的生活。

知道得越多，责任越大。比如最后帮杨勤冀借了11000元去香港的人，一个曾经见义勇为的人，当时也要被逼疯了，自己做点不成功的小买卖，养活妻子和两个女儿，还得为别人还钱。采访完后，我掏出钱包里所有的钱，以纯个人名义给他。后来刘德华知道了，通过我匿名帮他把钱都还上了。

我曾经有过很大的犹豫，要不要这样把他们曝光在世人面前。如何选择材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能绕开的我尽量绕开，比如她们家庭里更多“奇异”的事情，我不断提醒自己，不能让自己的文章出来，让读者觉得猎奇，或者把他们妖魔化。

如果要对杨家的行为问无数“为什么”，有些情况是无法绕开的，比如杨父的奇异家庭、杨母的前后生活、杨丽娟父女的关系。杨丽娟一家如果不是公众人物，没有人有资格把这些东西公开，但他们使用了媒体，并因为成为公众人物获得了好处。另一方面，他们是公众人物，同时他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不能把他们逼到墙角。

怎么使用题材，是一个极其微妙的博弈过程。我非常理解编辑张捷想把杨家父女关系的一段提到导语里，引起读者注意的方法，但我坚决不同意她这么做，而是把这段意思，非常轻地藏在文章之中。

跟张捷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分析杨丽娟一家的逻辑是否重要？张捷说，精神病人也有精神病人的逻辑，精神病人蹲在角落里，他认为自己是一棵蘑菇。我认为，精神病人的逻辑是，这一次他认为自己蹲在那里是蘑菇，下一次他蹲在角落里可能觉得自己是椅子，再下一次别人蹲在那里装蘑菇，他可能会嘲笑别人：你明明是人，为什么要装蘑菇？

就像每个人有挑拣历史的权力一样，每个人也会选择性地遗忘历史，甚至在意念里改变历史，谁能确定杨丽娟真的做了一个“梦”？我之所以不让张捷删掉导语里的纯叙事部分，是因为这些细节能传递出不易察觉的杨家，比如“每次接起电话，她都会以‘我现在真的不能接受访问’开头，跟对方聊上半个小时——从这个记者嘴里听来的话，她经常会放到跟下个记者的聊天中解释，让每家媒体都有‘独家专访’。”也许“梦”也是某个邻居聊天时对他们家的提醒——他们也许就是在人们一步步的常规逻辑下，建立起来了让别人认为可行的逻辑。如果你留意，正文中所有杨丽娟说“梦”的部分，我都加上了引号——这是一个媒体的态度。

我认为把摄像机架在杨丽娟家里，基本上是一种猎奇。我很喜欢风端关于“摄像机”的说法，一个人的悲剧绝不可能是独立发生的，一定有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与其在杨丽娟家架一部摄像机，不如在杨丽娟家外架一部摄像机。

杨丽娟家外有什么呢？一个资源枯竭的小镇带来的上一代的灾难；灾难下无奈而错误的结合；普通人无法摆脱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遭到歧视的精神生活、心理问题；义务教育的缺环；邻里、社会关系的恶性博弈；经济和精神贫穷带来的猜忌、多疑……拆分开来，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无法逃脱的困境和麻烦。

阿干镇的采访要归功王轶庶，我所采访的拍阿干镇纪录片的邴哲，就是他的朋友，王轶庶自己以前也曾去阿干镇拍过很多东西。邴哲最吸引我的话是：“阿干镇出杨丽娟这样的人就不奇怪了。”怎样的人？为什么不奇怪？

第二次邴哲陪我们一起又去了阿干镇。我看到了一个当地的“多国部队”，穿着各种军队组合衣服，像暴烈刑警一样指挥交通的疯子。街道最多能容纳两台车并行，而他舞着旗子几乎占满整个街道。同行的邴哲提醒我不要拍照，这个疯子在阿干镇上很多年了，至今仍然具有攻击性。

杨父跳海之后，有人开始批判媒体，媒体有错吗？

如果没有媒体的资助，杨家母女从香港出境到深圳，身无分文，完全可以饿死；没有媒体资助，她们也无法回到兰州；没有媒体，他们在兰州也只能露宿街头……媒体想把捐的钱找一个中间机构管理起来，既不让他们饿死，也不让他们拿着钱再去找刘德华，但没有人、没有机构愿意接手——谁同意接手都是一个巨大的麻烦，你不能责怪任何人，这本来就是社会的缺环，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

我更想探讨的，是导致杨丽娟一家走到今天的合力。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杨勤冀认为见了刘德华，一家就能好好活下去；杨母认为，自己很委屈，但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家庭和孩子；杨丽娟认为自己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如果多年前就达成，就不会有今天的悲剧了；刘德华认为不能给粉丝错误的鼓励，这样会导致更多的人自杀、卖肾；收到杨丽娟情书的中学老师认为不能伤害杨丽娟，才把情书交给她爸爸……事情的结果，却是一步步走向错误和悲剧。

报道刊出之后，杨丽娟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向我寻求各种帮助，我也会经常给她打电话，问她的近况，提醒她去领社保、找工作。最耐人寻味的，是杨丽娟有一天告诉我，她被一帮疯子骚扰，电话、短信不断，他们就是想要见她，想要帮助她。“你说我该怎么办？”这是杨丽娟的原话——她从没想过，自己要见刘德华的时候，别人是不是也在焦虑这个问题，“你说我该怎么办”？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的好事，但却带来了一个错误的结果。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附：袁蕾访谈

采访整理：黄婷

应该放大的不仅是阿干镇

采访者：我们注意到，各大媒体对于杨丽娟的报道都集中在杨家人身上，而你似乎更加关注杨丽娟的家乡和他们生活的环境背景。

袁蕾：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跟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关，从一个人我们自然而然就想知道他们一家人发生了什么，他们周围又发生了什么。2006年大家可能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追星，大家以为卖肾已经是过激的行为了。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和追星没有太大关系，只是披了一件追星的外皮。现在人死了，才开始郑重其事地关心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从对事件的关注，转变到对他们人的关注。

采访者：在你的文章中用三个词来形容阿干镇的人：“脆弱、敏感、绝望”。三个词能很好地概括那里的现状和环境吗？

袁蕾：这三个词也是在概括中国。他们身上所带有的“敏感，脆弱，绝望”事实上是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有的。你可以分开来看他们身上的每件事，比如他们说的委屈，在班里在单位受到欺负，说自己没钱办不了事，有希望实现不了，而这些都是中国老百姓有的感受。他们去了信访办，给中央领导、央视、香港特首写信，杨勤冀在自己的本子上总结，现在办事，一靠关系，二靠经济实力。他们跟大部分上访的人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如果杨丽娟一家有什么戏剧化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将这些悲剧集于一身；他们上访的目的是见刘德华——一个大部分人无法理解的没有意义的目的。

采访者：把杨丽娟事件的原因归结于阿干镇，是不是对阿干镇其他人不公平呢？毕竟这里就出了一个杨丽娟。

袁蕾：非得整个村都得了艾滋病，我们才能去关注“艾滋村”？一个人无法脱离环境单独存在，一个人也不是只跟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有关，它是一个长期的累加过程。

风端同学说，如果我们的报道是摄影机，那这个摄影机架在杨家家里，无论拍得多好，都会是一种猎奇，这个摄影机要架在杨家外面，杨家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拍摄杨家是怎么一步步跟外部环境合力走到今天的。

也许应该放大的不仅是阿干镇，还有兰州、西北，甚至是中国。

该不该报道VS怎么报道

采访者：你在文章中提到，有记者给她们母女提供像买饭之类的帮助，你赞同同行的这种做法吗？

袁蕾：我也给她们买过饭。媒体成了杨丽娟事件被检讨的核心，虽然我并不同意，但也可以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核心”。首先，媒体该不该报道杨丽娟事件？2006年曝出杨勤冀要卖肾帮女儿见刘德华，这有没有报道价值？如果有价值，媒体报道了有什么错？杨勤冀死后，媒体应不应该报道呢？有人说香港媒体自律，拒绝报道杨家的事情，其实杨勤冀的死最先是香港媒体报道的，刊登在社会版，内容是说有内地游客过来跳海自杀，他们以为这与内地人骗香港的社会保险有关。报道刊登的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原来跳海的人就是来香港找刘德华的人。包括香港媒体在内，都开始大量报道。我问你，你觉得媒体要不要报道？

采访者：这件事不值得报道。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过激行为，媒体报道后，必然会扩大其影响，难免有炒作的成分。炒作之后有可能让当事人“下不来台”，她可能会更加坚定一定要完成这件事的决心了。

袁蕾：那些上访的人，要不要报道？如果报道了，你会不会想到，你事实上给国家增加了难度，这种上访的事很多，但你报道了就扩大了影响，你是不是也破坏了安定团结呢？

采访者：我觉得这个又不同了，因为一个追星事件是很容易被炒作的，而这样一种娱乐化的事件被炒作之后，媒体的作用真的还是在帮忙吗？

袁蕾：香港媒体在报道杨勤冀跳海自杀时，并不知道他们就是追刘德华的人，以为他们是因为其他一些走投无路的原因，那就纯粹是一个自杀案件，应不应该报道呢？媒体不是先知，也不是法官和警察。

采访者：一般人都不太清楚最先进行报道的是香港媒体，只是到29日才看到内地各大媒体上“追星１３年，老父跳海自杀”的消息，大家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消息是怎么出来的，也许就像你说的，香港媒体在报道自杀消息时并不知道内情，而之后才知道了自杀的是追星的那个人，然后消息开始爆发。

袁蕾：现在的情况是人人都会评论，在没搞清楚事情的情况下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评论。我觉得媒体的责任就是要把事情报道清楚。由于许多人都对媒体的报道颇有微词，我们可以从头开始讨论一下，首先，你觉得是否应该报道这件事？或者说应该报道，但应转换角度？

采访者：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要报道，但不应该像这样报道。

袁蕾：那么哪些报道是让你觉得反感，或者不应该报道的呢？

采访者：我对内地媒体对杨丽娟事件的报道做了一个小结，基本上各大媒体都花了很大的版面篇幅来做，许多还将其置于要闻版的位置。我觉得用这么大的篇幅来报道是不必要的。因为篇幅大了，对社会的不好的影响必然会大。第二，我感觉有的媒体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举动帮助她们追星，比如北京电视台，我感觉这越过了媒体的底线。

袁蕾：那我们有一点共识：不是该不该报道，而是怎么报道。

怎么报道？第一，对杨丽娟事件，由于涉及到一个明星刘德华，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事件，也可以被看作是娱乐事件，对我来说，放在哪个版，没有多大关系，一般读者并不是像你们学新闻的人那样，对哪个版面有很强的敏感。

报道会不会促使他们加剧追星？很简单，如果杨丽娟所说的“梦”是真的，并且号称坚持了13年，这13年中似乎没有媒体对他们进行报道，他们为什么还是会坚持下来了呢？他们在这13年中并没有受到媒体的影响还是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所以我并不认为媒体让他们走上了绝路。

采访者：如果媒体没有做错，那么为什么越到后期，媒体越多地开始了反思？你怎么看待这种反思呢？

袁蕾：我认为这是媒体的一种操作方式，就像第一天刊登一条消息，第二天辟谣一样。外界把矛头转向了媒体，同时报道这个又能给媒体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那么反思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又报道了事件，又显示了所谓的正义。

我们应该首先看到缺的部分

采访者：那你认为媒体在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做错的地方？

袁蕾：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文中，我只把北京电视台当作媒体报道的案例。一是因为杨勤冀写信痛斥媒体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个案例，他们觉得北京电视台拿假刘德华来欺骗他们。如果这里真的有欺骗，那我觉得无疑是值得谴责的，但这只是杨勤冀单方说法。我采访了另外一方，北京电视台记者陆纳。他前后三次去杨家采访，第一次去时他对杨家是挺同情，心想是不是我帮他们见了刘德华就能圆了他们的梦呢？就好像其他一些媒体所办的像《真情时刻》这样的栏目，帮你找很久不见的亲人朋友或者想见的明星，帮你完成这样的愿望。

采访者：有区别的，要看对方是否愿意见。

袁蕾：媒体帮助个人完成一个不现实的“梦”是不正常的，但记者代表媒体，同时他也是有感情的个体，他不是先知，帮与不帮落实到细处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事情了。

第二次杨勤冀说陆纳带了一个假刘德华来骗他们，而陆纳的说法是，他联系了刘德华的公司，对方说不能见，他又感觉到杨家可能并不是像他之前想象中的那么值得同情。这时一个在模仿秀中长得很像刘德华的人吴可打电话给电视台，说自己长得像刘德华，表示愿意去见杨丽娟。这时我相信，无论电视台还是吴可，都有炒作成分，但对于一个需要收视率的媒体来说，这样的要求大家都不会拒绝——当然应不应该拒绝又是另外值得讨论的了。如果说像杨家说的媒体骗了他们，那么媒体肯定是有责任的，如果像陆纳他们说的想帮助他们，那么这就是一个“灰色地带”了。

第三次，杨家一家人进北京，他们知道刘德华在北京开《墨攻》发布会，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陆纳告诉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知道的。但他们去找陆纳要求他带他们去看刘德华。陆纳告诉我，这时他以个人身份买了两张票陪着杨丽娟去了发布会，并且这件事没有在任何媒体上报道出来，他没有带摄像机。这又是一个“灰色地带”。

采访者：知道了这些以前不知道的细节后，我觉得这种“灰色地带”确实有值得考量的地方，但我本身还是不赞同媒体介入到这种实质性的帮助中来。

袁蕾：我觉得媒体本不应该承担起给他们买饭的责任，媒体应该承担的是报道事实真相，媒体原则上只应该做这些事，每个人恪守其责，这个社会就能良好运转了。就像你说的，看见一个将死之人，媒体过去就应该只是拍照，而他的旁边有相应的人来帮助他们。杨丽娟事件也应该是这样，可是他们没钱买票，没钱吃饭，到了兰州也没有地方住，这个时候本不应该媒体出来做，但除了媒体谁来做？即使有人捐了钱，也没有人没有机构来接手，民政局也不愿出来，我联系了他们的亲属，他们也不愿意出来。这个时候媒体的行为，或者是动了恻隐之心，或者是有炒作的成分，或者为了自己采访便利，但事实是，如果没有媒体给他们捐钱，他们也许就会饿死。如果有一个中间机构，那么媒体是不是也就没有所谓的“拿钱买控制”了呢？社会有缺环，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检讨的是去补缺环的人还是这个缺环呢？

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报道角度，这是我认为的，杨丽娟事件更值得关注的部分：种种的缺环。就像风端说的，可以从架在杨家外面的摄像机，看看邻居、周围、社区、政府，甚至整个中国。杨家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到今天？讨论媒体的作为和不作为，是一个角度，但这不仅仅是媒体在起作用，媒体大规模报道的是杨勤冀自杀以后杨丽娟的表现。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我更想知道，这13年杨家旁边的人做了什么。如果杨家人是精神病，社会是怎么跟他们“和谐相处”的。

我没写出来的，还有十多个

采访者：你采访前有想到会采访陶菊英的相好之类的人吗？

袁蕾：我不知道陶菊英有情夫，我是一步步采访得来的。但我肯定想找他们一家身边的人。陶菊英给了我一个杨勤冀的电话本，上面有很多人的电话，包括万龙的。

采访者：她为什么给你电话本？

袁蕾：我想是因为我从没有把他们当怪人吧。我从第一天开始就认为他们是普通人，也没用认为他们不正常。陶菊英一直在和我讲她的故事，讲到第三天，她就把电话本给了我。我按照上面的电话一个个打过去，一共二三十个号码，花了两天时间。

采访者：杨勤冀手里会有陶菊英相好的电话，这不是很奇怪吗？

袁蕾：其实从这点你可以想象，他们一直是在一个很平和、和谐的环境中生活。

采访者：我统计了一下，你的报道中出现的被你采访的人有十来个。

袁蕾：我没写出来的，还有十多个。

采访者：这些人是因为不愿意说还是不愿被报道出来？

袁蕾：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提供的可能是无用信息或者重复信息，我没选择让他们出场。

采访者：有没有采访到杨家亲戚呢？他们好像没出现在报道中。

袁蕾：我找到了杨勤冀的侄儿，也是杨家惟一的亲戚，他大哥的儿子。这个人也是兰州一家报社的记者，并且他也是从报道中知道的杨家的事，亲戚之间长期不相往来的。还有陶菊英的一个兄弟。实际上她还有三个弟弟在兰州，据说这些弟弟也都是游手好闲，原来杨家经济还算好的时候，经常来家里蹭吃蹭喝。

采访者：你在采访中有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吗？

袁蕾：这是肯定有的，有人不愿谈，有人大骂他们说他们丢兰州人的脸之类的，还有人说媒体不应该这样做等等。

采访者：我看到你的博客上写到杨丽娟给你发短信，打电话，能看出她是很信任你的。你是怎么取得杨家人的信任的呢？

袁蕾：平等交往。就好像我让你叫我的名字，而不是“袁老师”一样，大家都是平等的，我采访任何人，官员也好，都是直呼其名的。杨丽娟之后给我发短信，打电话，什么事都征求我的意见，她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支持和同情，但我知道我的任何鼓励的话都会加剧她的行为，所以我一直很克制。我看到有人在网上说我对杨丽娟刻薄，但我在博客上写的“你说我该怎么办”，是从杨丽娟这里发的，也是从刘德华那里发的。你不觉得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吗？当她问我怎么办时，我说你也知道会被人骚扰。她会说那群人是疯子，没有理智，打扰她正常的生活。

个人看法

采访者：你可以说你理解他们家，但许多人眼里，杨家人就是疯子。

袁蕾：各人有各人的判断，我不对任何人做判断，但我能理解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现在的人太容易做判断了，记者的职责就是搞清楚来龙去脉，而不是带着先入为主的看法，忙于下判断。比如法拉奇，可能很多人觉得她高不可攀，是因为她采访时提问尖锐，尖锐谁不会，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尖锐到了“点”上。

采访者：你对杨丽娟就没有个人看法在里面？比如我就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人。

袁蕾：我只会在博客上调侃杨丽娟像芙蓉姐姐。当我代表媒体的时候，我不是单纯的我自己，我是在工作，我尽量会不带自己的看法到报道里。我在写稿的时候也有很多挣扎，比如万龙，他说了两个多小时，其中任何10分钟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头版头条，但我很矛盾。杨丽娟和陶菊英利用媒体，他们成为了公众人物，他们的隐私可以被公开；但他们并没有犯罪，没有危害社会，这个隐私的度在哪里？

采访者：如果杨丽娟以后还继续和你联系，希望你帮助她，你会怎么做呢？

袁蕾：我觉得我能帮她的话就会帮她，但我会把握一个度，不会促使她悲剧的再次发生。其实这就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样。如果说我有介入的话，一是帮她们买饭，但我把握的一点是我不会直接给钱；第二个就是借钱给杨勤冀的那家人，我给了他们钱，因为这个人在整个事件中是比较冤枉的人，我比较同情他，所以当时我就拿了包里剩下的三百块钱给他们，虽然这些微不足道帮不上什么忙。后来刘德华那边知道了也觉得这个人挺冤枉的，于是就想偷偷地把这个钱给补上，但是不要出他的名，不要告诉媒体，只要我知道就行了，后来我就把钱拿给他们了。

采访者：杨丽娟有没有向你说过她对媒体的看法？

袁蕾：她说媒体欺骗了她，她觉得媒体就应该同情她，就应该帮她找到刘德华。她就说如果媒体早帮她找到刘德华，安排她见了面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所以得出媒体害了她。

采访者：杨丽娟是一个很会应付媒体的人吗？

袁蕾：她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媒体，而且她对媒体掌握得非常清楚，知道哪些是大报，哪些是小报，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她也知道要给媒体哪些消息，比如我跟她说了某件事，然后她马上接了一个电话，她会转过来捂着话筒问我，你刚才说的那件事可不可以跟他（打电话的人）说。我说不能，她就不说了。她是一个聪明的人。

采访者：你觉得现在事情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袁蕾：现在人们处于一种盲目的反思自醒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