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多数决原则的痕迹

今日中国人所知所行的多数决原则（Majority Principle），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观念，当然是西方的舶来品。但神州万里，往史千年，中国人的头脑中就从未萌生过类似的思想吗？

前些时候，读到美国政治学家海因伯格（J.G.Heinberg）《多数决原则的历史》（1926）的译文（张卓明译，载《法史学刊》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触发了我的联想和探索，遂对中国古史中的多数决问题作了初步的文献搜寻。因为研治之日未久，积累之功未深，而且此课题又少所依榜，自不可能周到；但考虑到问题的重大，研究的缺乏，姑先草成此篇，以作投石问路。

研究史的回顾

对于中国古典民主问题的追溯，学界并非一无所论，但大都着重于思想层面，仅作思想史的梳理，而忽略了制度和规则方面——多数决问题，似乎就可算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盲点。以我个人的涉猎，则仅知有以下数人而已。

严复1903年所译英人甄克思（E.Jenks）《社会通诠》（1900）一书，有“国家之议制权分”一章，对多数决有专门讨论，称之为“从众之制”：

用代表之治制，而操国家议制之权，则必先有一法焉，而后有以行其制也，则从众是已。夫从众，今日有议院之国所同用也。虽然今同，而云古即如是，则不可。古之民不识从众之义也……议院之从众，仅始于近古，前夫此者，未尝以众同为决议之物也。

可知甄克思认为，即使在西方，多数决也是近代才形成的制度。故严复亦承其义，在按语中表示：

宜乎，古之无从众也！盖从众之制作，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轸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即今中国，亦无用从众之法以决事者。

但甄克思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古代社会有一种“哗噪之选举”：

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书名投匦也，众各呼其所举者之名，为哗噪，所众举者，其声洪以闻，所寡举者，其声微以弱，此其以众蚀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效战陈之行列，而料简其人数，此亦古法也。

通过双方呼声的大小以分胜负，是为呐喊（shout）法；通过分行计算人数的多少定胜负，是为分列（divide）法；两者都是多数决的原始形式。这就意味着，多数决原则虽在近代西方始大行其道，但却不能说仅仅是近代西方的产物。

以西方民主观念和制度为参照，发掘本土相应的史迹，是近世以来中国思想家一种自然而然的思路——梁启超作于1896年的《古议院考》是如此，作于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仍是如此，他在书中引用了《左传》所记栾书（武子）的对话，并说：

……读此一段，可以知吾先民对于“多数取决之制度”，作何等观念。多数取决，为现代议会政治一铁则，良无他道足以易之。……栾书之言谓两善相均则从众，果能如此，真可以现出理想的好政治，独惜言之易而行之难耳。（《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第三章）

又根据《尚书》、《周礼》、《左传》等书指出：

《盘庚》有“王命众悉至于庭”语，《大诰》《多士》《多方》等篇，一读而知为周公对群众之演说辞。以此推之，或如希腊各市府之“全民会议”。盖古代人少，实有此可能性也。《洪范》所谓“谋及庶人”，殆遵此道。……古代人民最少对于此三项大政（按：指国危、国迁、立君），确有参与之权利。此种方法，在人口稍多的国家，当然不可行，故战国以后，无得而稽焉。要而论之，我先民极知民意之当尊重，惟民意如何而始能实现，则始终未尝当作一问题以从事研究。故执政若违反民意，除却到恶贯满盈，群起革命外，在平时更无相当的制裁。此吾国政治思想中之最大缺点也。（《先秦政治思想史》“前论”第三章）

梁氏的分析虽甚简略，但已挑明中国上古存在多数决观念，也存在尊重民意的观念，尽管这类观念有极大的局限性。后来顾敦鍒的《中国议会史》也沿袭了梁氏的见解（苏州木渎心正堂民国20年版）。

据我所见，对中国是否存在多数决原则一事，恐怕以萨孟武研讨最多最详。他曾将德国法学家耶利内克（G.jellinek）的Das Recht des Minoritaten节译成《论少数人的权利》（1895），此著远早于《多数决原则的历史》一文，对多数决的起源已有一定的论述（见《孟武自选文集》，[台]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民国68年版）；六十年代初他的《民主政治的本质》有“多数决的制度”一节，综述了多数决的历史，实际上是多数决在西方的历史——他征引的西学文献，除了前述甄克思、耶利内克的著作之外，也已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