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现代迷信（二）

第四章一石激起千层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检》一文引起的反响

1、一个严厉的电话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十一时，在报社上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胡绩伟同吴冷西“文革”前在《人民日报》共事，吴的电话自然受到胡的重视。胡绩伟手执耳机，边听边记：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后来，吴冷西在一次会议上说，胡绩伟的这个电话纪录，不是他的原话，而且对他的主要意思也纪录得不准确。所以，他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复述了他打电话的内容：

（一）这篇文章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应当全面地阐述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可是文章只强调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象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二）这篇文章在第一节中引用了《实践论》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之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这个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性和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那么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什么要为之英勇奋斗呢？全世界的共产党存在和它们进行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没有根据的。文章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报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

（三）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不是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如何犯了错误和修正错误，接着就指出，不仅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要修改，而且他们的理论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说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虽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会引起思想混乱，读者会提出：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出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象这篇文章那样公开在报纸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把干部和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按照这篇文章的这些错误观点去宣传，会在国内引起很坏的反应，在国际上也会引起很坏的反应。

（四）这篇文章把“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同毛主席过去批判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逻辑，“四人帮”似乎真的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的错误只在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一伙反革命。文章认为，现在主要是批判教条主义，批判那些“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错误倾向。这就颠倒主次，方向错了，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胡绩伟在这之前将吴冷西所要的他的电话纪录送给他时，就曾附了一封信，说明“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

吴冷西在“文革”前曾担任新华社社长，后又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那时胡绩伟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两人虽然是老朋友，但因这个电话十分严厉，在胡绩伟听完电话后即回答说：“既然你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有意思的是，在吴冷西的电话之后，还有一个电话。那是5月13日，当时的《红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文章。真是无独有偶。曾涛当时就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可王殊后来还是对别人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2、邓小平的支持— —再次强调实事求是

五、六月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在会议期间有人坚持维护“两个凡是”，反复强调凡是毛主席、华主席讲过的话，都不能改动。当会议提出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时，李曼村认为不能提“新的历史条件”，因为华主席提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否则和中央的口径不一致。他还反对提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说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六月二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在讲到的四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只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从毛泽东缔造党的最初年代开始，一直到1963年，列举大量事实，讲述了毛泽东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的。1963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又指出，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邓小平接着说：

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谈得上什么。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已收在《邓小平文选》中，读者可以仔细去阅读，而且会发现，讲话未见一字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文章观点的支持，而且是在直接批评这篇文章的反对者。

直到后来，即八月十九日接见当时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传出来之后，大家无不相对莞尔。邓小平对他们说：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六月二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3、 汪东兴的批评
就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后的第十三天，六月十五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这个平时常常显得很随和甚至可以说相当温和的人，这次火气很盛：

……

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现在我们党性还不够强，路线觉悟不高。有一次会上，我针对一个问题（注：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讲过：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宣传上下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

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二月八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在政协会上，还有人要翻《二月提纲》，说是“红文件”，要翻过来。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还要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过来了。这些是政协简报登的，简报不能有闻必录，要录就要批，否则简报不能登……

……

宣传要对党负责，党性第一，个性要服从党性，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冲击，王、关、戚一直追着整我。比你们，我只少了一个喷气式，少了一个住牛棚。毛主席说，冲一冲很好嘛。有些干部冲冲还是必要的，洗掉污泥浊水有好处……

……

我倒可以给大家讲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一直跟着主席，没有断。现在就是我一个，总理去世了，“四人帮”完了（这时，有几个人说将来找个机会请他讲讲文化大革命，我可以讲。

……

有些特约评论员文章，对干部问题评得不很对，只讲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好象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这要研究，我有意见。《人民日报》对部队政工会议的新闻标题也有问题，对邓副主席讲话标题是精辟阐明了毛主席思想，这对。但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比一下吧，三大标题各一个样，为什么？……

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有篇讲青年的，没讲清楚。有篇讲老干部的，也没说清楚。这些文章不经过宣传部，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上那样搞，要注意。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登了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提法就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么高，文章说青年在错误路线干扰时跟着跑是很难避免的遭遇，说没有什么窍门避免这种遭遇。这就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为什么不可避免？《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我和胡耀邦谈过，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

4、《人民日报》加入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如果读者还记得的话，这是对三月十六日该报那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读者来信提出问题的回答。文章说：“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说明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科学家提出的某种科学假说是不是真理，不能根据这种假说的推理是否严密，表达是否清晰，而是要着实验的结果，当实验的结果和这种假说吻合时，才能最后证明这种假说的科学价值。一个军事指挥员拟订的作战方案是否无误，在战斗打响之前只能作出种种估计，只有通过战斗的实践，才能得到验证。同样的，一个党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最后也只能由它的实践结果来检验。当然，这决不是说，科学假说、作战方案、方针政策等等不需要利用间接经验。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间接经验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这终究不能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

文章在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说：“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作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样一个问题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全部文明发展的最完善、最正确的科学总结，当然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举例来说，现代自然科学中许多原理是否真理，难道不需要通过它自己的科学实验，而由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原理就可以证明的吗？难道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一原理来判定高能物理学关于某种基本较小的性质的推断和遗传工程的关于某种遗传密码的假说吗？如果马克思主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对于真理的验证或成了多余的了，人们无需参加实践，一样可以证明真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给抽掉了。”

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人认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其实这不是什么侮辱，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真理的标准，既违背了客观实际，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种观点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无需实践检验、无需通过实践来发展的命定的、自然的、自我封闭的认识体系，这样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真理，只能是某个‘先哲’的神秘的精神产物。持这种观点的人尽管可能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善良愿望，殊不知结果造得其反，欲褒实贬，倒是真正玷辱了马克思主义。”

这篇文章从理论观点上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作了较有说服力的解释，起到了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相互呼应的效果。

5、《解放军报》加入

几乎就在同时，在西郊美丽的万寿山山影尚能投到的一个安静的大院里，吴江正在奋笔疾书。后来有人评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这篇文章，是在“冷静思考中满怀激情一气呵成”的。

经多方商议，这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送到解放军报社长华楠手中。

拿到文章，华楠立刻想起罗总长罗长子——虽然他现在已经不能高高地站着，而且总长正由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兼任。早在5月中旬的时候，华楠和军报副社长姚远方曾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住处向他汇报全军政工会议的宣传工作。罗瑞卿坐着轮椅从卧室出来，见面的头一句话就问：“真理标准的文章，你们看了没有？这是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想劝劝他们。”黄埔出身、曾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46年的军事调处谈判、共和国成立之后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敏感，是最早看到这场讨论历史意义的高级干部之一。

华楠立即将吴稿进罗瑞卿阅。罗瑞卿对文章亲自修改过两次，还给军报打了五次电话，提出非常具体的意见，嘱咐军报的同志和中央党校的同志共同商量，把文章改得无懈可击。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已是罗瑞卿大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月。自1976年10月以来，他拖着被迫害致残之躯而表现出的朝气与乐观精神，令所有见到他的故旧部下动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军报发表，是他充满了冒险与传奇、豪迈与隐忍的一生直接关心的最后的一件大事。

6月24日，同样以该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发出。有人说它堪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姐妹篇；有人则认为，与前两文相比（包括《人民日报》的邢贲思文），它更尖锐、更泼辣。

第五章众人拾柴火焰高

1、自然科学家“敲敲锣鼓”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出之后，许多人都在细细咀嚼这篇文章，参透文章所深涵的底蕴。思想理论界似乎出现暂时的沉寂。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短，也不过一周左右，但在那种节骨眼上，焦心地注视着事态发展的读者，就觉得这几天显得相当长了。

其实，对大家如此关切的问题，是不会沉寂的，随后，科学家们站出来了。用当时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的话说，《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人主张不再讨论下去。他们想挂起免战牌，我们不能同意。真理标准讨论才刚刚开始，不能现在就停下来。

童大林给人的印象是做官而无“官样”。这不仅表现在他待人的“没大没小”，更在他时常署名撰文——并非只在重大的历史性场合——文章观点鲜明直率，而且从来不用别人代笔。

他研究理论出身。他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转拆关头，解放思想特别重要。深入批判“四人帮”，就遇到了分歧，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现在迫切需要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还在五月中旬，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即在方毅主持下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文章，并且做了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在这个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童大林接着还说了一句笑话：“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虽不是主力，但我们也要敲敲锣鼓。”

要理解这句笑话，必得了解中国国情——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仅只默许自然科学界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天经地义的命题。在这个领域里，属于“凡是”范畴的“真理”不多，曾有过的几个如摩根、李森科等，也为老人家自己化解掉了。

重大林或许未十分留意，中国的自然科学界之所以得以安享这一命题而不必再花大力拼争——其实也未必，读者在下文将读到——是因为已然有过人类的代价，包括哥白尼终生的惕息、布鲁诺烧焦的尸身和伽利略高贵尊严的舍弃：面对教会酷刑，这位七十岁的老人不再说“我已看到”，他说的是“我一直相信，现在更加相信神圣的天主教和罗马教会所主张告谕和教导的一切，亲自写下这份放弃异见的自白书”这种真理不必由实践检验的话。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出面，召开有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参加的讨论会，以“敲敲锣鼓”。会议定名为《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7月5日在科学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以后再陆续举行。在会上发言的有罗伟、朱洪元、何祚麻、汪容、吴汝康、徐联仓、李宝恒、严家其、方励之、赵功民、于光远、吴江等。

自然科学家们用自然科学史上的大量事例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在实验中得到证实的。例如，19世纪末，有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认为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已是十分完善的了，只是天边还有两朵小小的乌云。这指的是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实验。可恰恰就是这两个实验向经典物理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把经典物理学当作一种教条和偶象，人们就将不会去理会这两朵小小的乌云。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正是从这两个实验当中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量子论。

汪容指出：自然科学理论刚提出时往往只是假说，只有当实践证明了以后，才承认它是科学理论。例如原子论，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就提出来了，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假设。但只有到了近代，科学实验才证实了原子论。爱因斯坦的后半生，花了很大精力研究统一场论，要把自然界各种相互作用统一起来。很多人对此不理解，有的人就指责他。近年来的高能物理实验证实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统一的可能性，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就又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按：1979年有三位科学家因弱电统一理论而获诺贝尔物理奖。）

吴汝康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在发言中说了这样一件事：1965年他参加过一个关于“东非猿人”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人类历史有200万年。这本是根据“东非猿人”的发现的有关科学材料而产生的观点，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批判，说这是“反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在1964年说过人类的历史“大约一百万年”，吴汝康的说法同毛泽东说的不一致。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人类历史50万年，后来根据科学事实，改说一百万年。

严家其发言的题目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他说，在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利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时常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上。”

 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塞罗是这样说的’，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人的绝妙的写照吗？

于光远发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现在就在这个常识上发生了问题。经济学也有这种情况，从去年开始，对按劳分配能不能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讨论了一年。这也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在这些常识问题上进行讨论，可见我国理论混乱到了什么程度。既然在常识问题上不一致，我们就需要在这些问题上进行阐发，从而坚定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信念。真理标准问题，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是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关键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南其辕而北其辙。

当然，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当中，也确实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解决，对这些问题要进一步研究，这样可以把讨论深入下去，而不能仅限于常识问题。

吴江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问题，是从我国政治生活中提出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常识问题，为什么会有争论？这里涉及到一种思潮，一种政治思潮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出来，有人看了不舒服，提出指责。我看也不怪他们，他也不是别有用心，这不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一种思潮。

有人说，这是理论问题，讨论不要超出理论范围。小平同志在全军政工会议上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没有限制在理论范围。

吴江说，有的同志很激动，说讨论真理标准向题，对“高举”不利。这个帽子较大。我说：你“高举”，我也高举。第一，我不跟着你糊里糊涂去“高举”，不用你的指挥棒；第二，究竟是谁高举，还要用实践来检验。十多年来，理论被林彪、“四人帮”搞得面目全非，我们有一个恢复本来面目的任务。大乱之后，不仅经济有个恢复工作，理论也有个恢复的任务。

2、理论界的盛会

童大林的“敲敲锣鼓”终于引来了一阵“紧锣密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于7月17至24日邀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有关人员160多人在北京朝阳区委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问题。时值盛夏，但会议气氛比天气更热。

17日上午，讨论会开幕式在中央歌剧院礼堂举行。天虽炎热，但能坐千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孙耕夫主持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首先讲话。他明确提出，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邓力群希望哲学工作者在这次会议上，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要只停留在一般的哲学理论的阐述、宣传，而要针对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作些调查研究，使哲学研究工作出现新的局面。

冯定、王耕今、马沛文、汪子嵩、胡福明、李秀林、林京耀等在大会上发了言。

马沛文在大会上发言时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修改和发表的经过，并讲了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些看法。

汪子嵩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多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

李秀林在发言中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实践标准和理论提导的关系。

周扬以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在7月24日的闭幕式上讲话，他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他说，现在，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的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有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

讨论会后，不少省市的代表回去作了传达，从而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了全国。

第六章多事之秋

1、《红旗》保持沉默
就在各界此起彼伏的讨论中，《红旗》一直沉默着——从春末、到夏初、直到暑气蒸腾的7月。这是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呀！究竟……读者纷纷投书，海内外一片疑虑，接着就是种种猜测。答案其实很简单：她的不置一词与《光明日报》当初的冲锋陷阵有着同样的成因——总编辑的主意。

熊复是5月17日到《红旗》接任总编辑的。在这之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职。就在到任的当天，在同《红旗》的几个负责人见面时，他就针对《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直抒己见：在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难说。他还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他又说：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光讲马列怎样说是不够的，毛主席发展了嘛！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来谈什么按劳分配。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数不算数？！

第二天，5月18日，汪东兴找熊复同《红旗》前任总编辑谈话，谈交接工作的问题。汪东兴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它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并说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后来，各界都动起来了，真理标准讨论十分热火。汪东兴对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对真理标准问题“就是不表态。”

第三天，5月19日，熊复在《红旗》杂志向干部传达汪东兴对《红旗》工作的指示，并谈了他的办刊指导思想：

“《红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

“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这就是熊复到《红旗》后头三天的情况。

二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各报发文，小平讲话，科学家们表态，全世界都在关注……熊复坐不住了。七月底，他终于布置写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且把这件事交待给当时的一位副总编辑。怎么写呢？八月份，他在一个小会上说：“关于实践标准的文章，要写，但要注意现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不应强调用新结论代替旧结论，而应强调坚持和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读者在这里肯定已经注意到了“不应强调发展和创新”，这句话出自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口，本身就已经是“发展和创新”。其实，除了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学派强调自己是不可以发展与创新的，就连对《圣经》的这种“捍卫”也是徒然，还是出了路德，出了加尔文，出了拥有数亿信徒的新教。

根据这个调子，执笔的那位副总编辑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于9月11日写出了初稿。全文共分六大部分，二万多字。从9月11日到9月19日，经过几次修改，拿出了第三稿。这中间主要的修改之点是：
初稿的标题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熊复说，他请示过汪东兴，汪开始不同意写这篇文章，后来同意了，但认为文章的标题要改，改成“《实践论》的认识论”，只讲一般的认识原理，不专门讲实践标准问题。因执笔者不同意这样改，所以，将标题改为：“重温《实践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初稿第一段中曾有这样几句：“同志们反映这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弄清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而且关系到我们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熊复说，汪东兴认为这样讲估计太高了，不是什么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只能说是有利于开展百家争鸣，活跃思想。于是这几句话就改为：“出现了敞开思想，勇于争鸣的新气象。我们认为，通过这次重温毛主席的《实践论》，弄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以利于在政治思想领域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具有重大意义。”

初稿在第三部分批判“四人帮”的“阶级标准”时说：“我们向来认为，一切客观真理的本身，不论是自然领域的，还是社会领域的，都没有阶级性，它以实践为检验自己的唯一标准，而不以任何人或任何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熊复则坚持社会领域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并说《五·一六通知》中关于真理阶级性和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话是毛泽东加进的，批这两句话就是批毛泽东。因对此有不同意见，所以确定不写真理有无阶级性，但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是批了一下。

初稿第四部分，在批判林彪的“句句照办”时，指出了“今天也还有些好心人受了他们的影响，存在这种糊涂观念”之后，还有一句：“同时也不能排除今天或今后还会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继续袭用这个老谱。”在熊复的坚持下，后面这句话被删掉了。

初稿第四部分原来的结语是这样的：“由此可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标准，反对唯心主义的主观标准或二元论的主观标准加客观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举旗’而不是‘砍旗’；相反，坚持唯心主义的主观标准或二元论客观标准加主观标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标准，那就不论你的主观动机如何，归根到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砍旗’而不是‘举旗’。”这一段被熊复全部砍去。

此外，还砍去初稿中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整整一段。

这就是第三稿，也叫9月19日未定稿。

这个未定稿的六部分的小标题是：

（一）当前重温《实践论》讨论实践标准问题的重大意义

（二）重温《实践论》，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真理标准的罪行

（四）正确认识理论指导与实践标准的关系

（五）对怀疑论、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

（六）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不断攀登真理的高峰

从这六个小标题当然看不出文章的是与非，如果照录原文，又太长，颇费读者时间。那么，还是摘录其中的一些段落吧：

由于实践发展的有限性，带来了实践标难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这表现为三种情况：第一，实践在一定条件的范围内，只能相对正确地检验某一认识的真理性……第二，实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对现有的一切理论和观点都作出正确的判断……第三，在某些实践中，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起作用，使实践结果带来局限性……

历史上的进步阶级，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所以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认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拥护真理。只有近代无产阶级才能充分认识和完全拥护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是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完全一致的，是同客观真理的本能的要求（主观要符合客观）完全一致的。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革命性）与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也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敢于公开宣布自己的学说是具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能是无产阶级及进步人类的认识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完全错误的。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关键在于弄清理论的指导与实践的检验作用的关系。

至于革命导师的片言只语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主思想，我们要把它的基本原理、个别结论既作统一理解而又有所区别，把它的片言只语与它的精神实质既加以联系而又有所区别。

上面已经提到，林彪、“四人帮”搞乱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特别是搞乱是非标准所带来的严重毒害和影响之一，就是在不少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一股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思潮。

……他们（指“四人帮”——引者注）妄图把全国人民的思想都围圈在他们的网罗之中，禁锢在他们的囚笼之中。与此同时，作为他们这种唯我独“是”的歪风的副产品和消极抵制物而出现的，是一股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普遍思潮。

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真正的“海外奇谈”。谈些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是在“打破永不犯错误的神话”；是要“改变一直讳言犯错误的做法”，是要克服什么“晚年”的“僵化”，“解脱几十年来中国人奉若圣旨的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的束缚”；是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直接间接的责任问题”；等等。看来，他们是在把问题引向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现在实践已经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找到了反修防修的对症良方……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经验的；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狭隘眼界，都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批评家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会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迎接一个新的光辉的日出！

这个稿子曾以《红旗》杂志社党委的名义于9月20日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哲学研究所经部分同志阅读和座谈，于24日提出六条意见退给《红旗》杂志社党委。

六条意见是：

一、文章的标题是《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个问题很重要，题目抓得是好的。但对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反复强调的关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阐述得不够，不是说文稿中没有讲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文章的大小标题上没有突出这个问题，然而，从文章所阐述的具体内容上看，从整篇文章所阐述的着重点着，对于实践是“第一的和基本的”这个根本观点的阐述，是不够的。与此相联系，对于毛主席所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根本观点，也讲得很不够。我们认为，这是文稿的一个根本缺陷。

二、文稿中提出了“同怀疑论、不可知论等等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并把这种思潮同林彪、“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观标准”并列作为我们必须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任务”，而这种怀疑论、不可知论的“思潮”又是存在于“不少干部和群众中”的“普遍思潮”。对于这种“普遍思潮”的具体内容，文稿中前后讲法也不甚统一明确，有时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不可知”，有时又似乎是指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又有时同文稿第六部分所批判的“海外奇谈”紧紧相连。上述这些，不知客观根据为何？我们建议在修改时作重新研究、考虑。

三、文稿中对于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种思潮，即那种割断历史，脱离实际，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那种只能照抄照搬、搞本本主义、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倾向，批判得很不力，实际上也没有用很多篇幅来批判这种思潮。而同时，文稿中则提出了“怀疑论”、“不可知论”这种在我们看来文稿中的前后讲法并不一贯、政治界限并不清楚，而文稿又认为是存在于“不少干部和群众中”的“普遍思潮”，用大量篇幅加以批判。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理解，因而是无法赞同的。

四、关于如何对待片言只语，文稿中提出了对片言只语也“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这样的论断。说：“我们应该肯定，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个别词句甚至是关系重大的，我们只有通过认真钻研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才能领会革命文献的精神实质，这是不言而喻的”。

什么是片言只语？什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片言只语？这本来是有它的确定含义的。比如，林彪、“四人帮”搞片言只语，指的就是他们出于反革命的需要，肆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歪曲它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而又用片言只语来吓人、骗人。对经典著作搞片言只语，同时就意味着对它的精神实质的阉割、歪曲。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林彪、“四人帮”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搞了多年的“片言只语”之后，我们今天正在批判这种罪恶行径的时候，对“片言只语”问题作上述的那种“具体分析”，文稿的另一处，还提出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把它的片言只语与它的精神实质既加以联系而又有所区别”这样的论断。这些我们以为都是极不合适的。

五、文稿的最后部分，所引用的“海外奇谈”，均是恶毒攻击的言论，请点明出处并集中给以回击。如果不注明出处，则容易造成国内人民之间的相互猜疑，这种作法，我们以为不利于安定团结。

六、关于经典著作的引用，也有不符合原意的地方。例如，恩格斯的原话是这样的：

“……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

文稿是这样引用的：“恩格斯说过，‘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就是‘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这里，可以看出，文稿在引用时把恩格斯原话中紧接着“存在理由”之后的“但也不过如此而已”一句话和以下的话删去了，把“理由”之后的逗点变成了句号，在句号外边打的引号。这无论从词句和意义上，都是和恩格斯的原意不符合的。由于哲学研究所的这六条意见既尖锐又中肯，加之当时各方面对《红旗》杂志意见纷纷，因此，此文一直没有能刊用出去。后来，到11月份，又作了一次修改，删去了五、六两节，只留下前四节，准备作为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的文章，在第十二期发表，并已列入选题计划，这就是12月9日的修改稿。因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和明朗化，《红旗》已完全陷入被动，此文终于流产。

这篇文章虽未发表，却由此而引发了理论务虚会的召开。9月下旬，《红旗》杂志社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对《重温（实践论＞》一文的意见后，就将此文及哲学所的意见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看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这位是1979年年初那个有名的理论务虚会的来历。

2、谭震林加入

就在熊复挣揣于《重温＜实践论＞》的同时，《红旗》又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阻止谭震林文章的发表。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日，12月出版的第十二期《红旗》自然要有纪念文章。8月份编辑部就积极筹划，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当年领导井岗山斗争的文章。

谭震林在“文革”中曾因坚定地抵制林彪、江青的作乱而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后又被诬陷为“叛徒”，长期遭摧残。在《红旗》编辑部派人向他约稿时，他斩钉截铁地说，写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1O月下旬，谭震林文章的初稿送到《红旗》编辑部，熊复看后认为文章第四部分讲的都是有关真理标准的问题，应删掉。责任编辑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以个人名义发表，要尊重作者的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删。

有意思的是，这边的争执还未定局，谭震林又送来了新的修改稿，把第四部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进一步加强了，并且给《红旗》编辑部写信说：“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来当面商量。”

熊复看了谭震林的信和改稿哭笑不得，但仍坚持要删去文中有关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那一部分，并且写了一个条子，讲了两点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同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二、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去见谭震林，转述了熊复的意见。谭震林当即鲜明地表示，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告诉熊复，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对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在无可奈何之中，于11日16日将谭文送审，并给汪东兴写一报告：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生八十五周年的文章，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红旗》发表谭文。邓小平、李先念还写了批语。邓小平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在19日写的批语是：“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在21日，他看了这篇文章后，又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在接到这些批语之后，熊复依然不敢做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问怎么办。汪东兴也无可奈何，只好说，那只好这样。至此，谭震林的文章送新华印刷厂发排，于十二期刊出。

3、《红旗》的编辑不打算再保持沉默

熊复在此期间所唱的一系列“反调”，并不代表《红旗》的编辑们。《重温<实践论>》那篇文章，照理是编辑部哲史组的事，但文章的起草，修改均未让哲史组的编辑们插手。对《红旗》所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一些人蒙在鼓里，洞观的人则是憋着一肚子火。随着形势的发展，《红旗》愈来愈被动，这股火也越憋越大，然而只能“在地下运行”。运行了半年之后，终于冲破地表，喷焰而出了。1978年11月23日，在《红旗》杂志院内，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提出了对《红旗》杂志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要求迅速改变《红旗》的面貌，立即在社内外引起轰动，《红旗》的人也感到舒心。

大字报有关真理标准讨论问题是这样说的：

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理所当然的要大力参加这一讨论。但是《红旗》杂志至今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保持沉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从熊复同去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找到答案。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话。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熊复同志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作了些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

熊复同志还表白说，他授意一位同志写过文章，我们看看写的这篇《重温实践论》是一篇什么样文章呢？这篇文章全文两万多字，除了教科书式的毫不联系实际地讲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外，很大篇幅是驳所谓“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请同志们读一读这篇文章，看是不是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这种文章实质上是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唱反调的。

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愿，熊复同志对这个事件抱什么态度呢？今年第十期《红旗》登载的《评姚文元》一文中的第二部分“用笔杆子杀人”，原来上海写作组同志写的全部内容是揭露“四人帮”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的事实真相，制造白色恐怖，经过熊复同志的手，把它砍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门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但是，至今没有看到熊复同志的态度，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到熊复同志对敬爱的周总理是什么感情？前一个时期，机关批判姚文元和他的亲信利用《红旗》反对周总理的罪行，同志们要求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熊复同志讲一讲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但他一再推托，根本不讲。

6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说：“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熊复同志还耸人听闻地说：“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还说“这样严重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熊复同志在这里这样提出问题，不知为什么？

熊复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7月3日的全社大会上，他竟然号召全社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即11月25日，熊复在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字报：

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二同志的批评。

可以看出，王、邢二同志的批评是善意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要迅速改变《红旗》的落后面貌，紧紧跟上新长征的步伐。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未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全社同志部来思考这个问题，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至于我，从王、邢二同志的大字报得到很大的启发。我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的，几个月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是有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现在还来不及总结我在这个时期的工作，而在适当的时候是应该作出总结，取得教训的。错了就改，我有决心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帮助我，督促我，有以教我！

熊复

1978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