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现代迷信（一）

本文刊载于1989年的《南方周末》

如今我的才智的小舟扯起篷帆，

把一座悲惨的大海抛在后面，

此后将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

但丁：《神曲 炼狱篇》

船夫已出海夜航，

渡越那波涛汹涌的大海。

他那骤然出现的白帆，

惊动了黑夜。

泰戈尔：《采果集》

编者的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为这条正确路线的确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历史纪实作品《走出现代迷信——真理标准讨论始末》披露了当年这场讨论的重要细节。本报从本期开始予以连载，以便让广大读者更好理解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

第一章历史的转折与哲学的反思

——真理标准讨论背景

1、走出十年动乱：十月的胜利与十一月的沉寂

当代中国人，包括关心中国政局的当代外国人，都已经十分熟悉“十月的胜利”，知道那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擒，知道洋溢在每个手提四只螃蟹两瓶酒的中国人心头的喜悦。

紧接着11月呢？当抹去嘴上的荤腥，理好破碎的记忆，悄悄探询着毛著五卷的发行与纪念堂的选址，含泪听完“绣金匾”又含情听着“交城山”的时候，中国人的心上，重又布满焦虑，华主席怎么领我们往前走呢？

一个多月过去了。11月18日，捉拿“四人帮”立了大功的前中办主任，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当时正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从今天观点看尚够载入史册之格的讲话。平心而论，如果汪东兴当时能够预见5年甚至10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大得民心的真正繁荣的开端，他也许就不会把邓小平1975年的所作所为说得那么绝了：“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也不至于那么斩钉截铁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办“四人帮”那样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要求继续放映“四人帮”炮制的以批邓为主题的电影《决裂》……据说这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没有人反驳。当时参加会议的干部，不必说“十月的胜利”之前留下来的“直升机们”，就算有着比较清晰的头脑的“老家伙”，也都如惊蜇前后的上泼鼠——他们知道春天总要来，而且也快来了，但四肢还僵着，肚里的油水也快耗尽了。那次会与两年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根本不能比的，更不必
说9年半后的十三大了。总有一天会有史学家或文学家出来，将这一场场涉及到每个家庭的饭桌的唇枪舌剑公诸于世。只望后代不要嗤笑——他们的先人曾在那样黑暗的蒙昧中摸索、格斗，怎么就不知点起一盏灯？

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不久即照原样出现在最高权力机构。1976年11月30日，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讲话：“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这就是狂欢之后的那个阴沉沉的年底，人们的心紧紧地收转眼间到了1977年1月。不仅北京，几乎全国人民都对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记忆犹新。充斥人民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这一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当《人民日报》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直传问题请示汪东兴的时候，汪规定只准发四、五篇纪念文章，不准老同志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

《人民日报》发社论。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主席审查过的。他还质问《人民日报》写纪念社论的人，“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1月8日，首都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这一场面，童怀周是这样描述的：

“今年1月8日，天安门前，缅怀周总理的人民群众，自由地登上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花圈。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革命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朵。报纸上也报道了激动人心的纪念场面。”

大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这次人民的要求，已经集中在这样两个问题上：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对“四人帮”的批判碰到了麻烦。《红旗》杂志打报告向汪东兴请示，“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在这份报告上，汪东兴作了这样的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判又内的错误观点。

2、“两个凡是”的提出：历史发展的障碍

这接踵而来的冲击，引出了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四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署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首都其他报纸同一天用同样的规格转载。

“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革”以来的一大创造，通常表明这是在传达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声音，极具威力。

社论中所谓抓住纲，是指揭批“四人帮”。社论说：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

最后，社论用了650多字的长段向全国发出导召：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困难。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挑起重担，战胜一切困难。毛主席曾经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写信到报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今天可以奉告读者的是，这篇社论，“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起草或讨论，不但他们的负责人不知道有这篇社论，就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文革”中，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帮”后成立了中央宣传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康生死后，他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东兴在这篇社论的清样上批示道：“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当这篇文章发到中央宣传口后，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联飚曾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讨论。耿飚在擒拿“四人帮”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来又调至中宣口主持工作。他在论讨中直言道，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但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的前夕。当时全国人民都希望邓小平赶快出来工作。然而，“两个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起197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使人联想起毛泽东逝世后，10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时间，读者纷纷打电话、写信到报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3、出现转机：华国锋讲话与邓小平的信

3月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了。在这次会上，华国锋讲话基调虽然未变，但一种新的气息已经透出。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明言：“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又一次重复“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补充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次会议后，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果说在这封信里还没有明确批评“两个凡是”的话，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里，则说得几乎不会使任何人产生误解：“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

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那时，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只有他这种性格的人，才会在处于那样微妙的位置上的时候如此直率地讲话。中国人被“礼”束缚了数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现他们个人的性格魅力。邓小平其实一九七五年就已经表现过了，使亿万人的心头为之一暖。赵紫阳八十年代以来则不断显露，而以身穿双排扣西装的形象在十三大闭幕的一九八七年达到高潮。

4、历史的死结：是或不是伟大领袖的指示

几乎就在此同时，中宣口简报刊登了一份《人民日报》提供的材料，引起了当时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相当不快。他当即给朱穆之、胡绩伟挂了电话，明白说“不应该登”。吴冷西的愤怒与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这份材料涉及的问题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将中国拖进贫困、动乱，仇恨、猜忌的泥潭的绳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

当时没有人敢对诸如“前资本家”、“地富子女”、“华侨”等等给予丝毫的哪怕仅只属于人类同情心范畴的温暖，也没有人敢议论这种吓人的上层建筑对生产力所起的破坏——因为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而那份材料道出了真相：1977年5月，《人民日报》查对了文革时期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文章的原稿，证明文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都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是由起草人商量，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完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也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陈伯达、 姚文元写上去， 排成黑体字， 遂成了 “毛泽东指示” 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8年春，四川、安徽西省传来令人欣喜不已的消息：自留地、集市贸易、自主权等等终于给农民饥饿的脸抹上一层血色。对此，《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纷纷报道。当时主管农业的陈永贵急了，认为这样做是“右”倾。山西省委也跟着说，这是在“宣传资本主义”，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如果再加上那年急待安置的百万待业大军，急待纠正的自1966、1959、1957以至1953年以来留下的涉及亿万人的冤假错案，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急待扶上去和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可以说，整个中国处在一团巨大的乱麻中，而那梳理的端头只有一个——认识。对历史、对革命、对理论、对体制科学而非“信仰”的认识。

第二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毛主席指示——片言只语；

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

邓小平的职务是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的。在这次会上，他阐述这一思想的语言已经更为规整，强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认为张春桥等“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只有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准确完整地理解”方能与其针锋相对。

他特别举了知识分子这个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谈就陷入自我矛盾的僵局的“毛主席的主张”。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污蔑，提出“老九不能走”。

紧接着，也许出于冷静的判断，也许出于多年夙愿，一上任，邓小平就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在八月八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

这里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自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对刘少奇的全面批判，直到这“八·八”讲话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敢对“十七年”说一句好话。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一九五七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六十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等学校六十条这些的。……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以及：“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在当时真是振聋发聩。

但细心的读者会看出，他只是把他认为正确的毛泽东谈话重复一遍。毛泽东是不是也曾讲错与做错过什么，那又怎么办呢？

当时主管教育的刘西尧发表的感慨是：“八·八”讲话，感到“震动很大，赶超有望”，但是——“心有余悸”。为什么？就是因为“两个估计”虽然已被邓小平触及，但并未正式推翻。
所谓“两个估计”，是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根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要命的是，这个文件是毛泽东画了圈的。按照“两个凡是”的原则，是不能动的。

这一情况的出现，显然促使邓小平决心索性把话说个明白。九月十九日，他直截了当对刘西尧等人说：

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邓小平还要求刘西尧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不要“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2．澄清“只言片语”：对迟群笔记本的披露

他们的东张西望不但可以理解，应该说，可看可望的还真不少。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一篇教育部大批判组的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抛出了当时所谓的“重炮”：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里还是认嘛，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就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错误的要批，批它错的东西。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当时，读者一下子就从文章中嗅出“指示”不同于寻常文件的用语，也没有选集中那种文章的气势。最后才知道，这被“四人帮”封锁了六年之久的毛泽东的指示的记录，是在迟群的笔记本里找到的。有了这篇指示，教育部大批判组才如此理直气壮，知识分子才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

一篇篇重头文章令本来就心怀忐忑的读者目不暇接。纷乱之中，历史正越过充满迷乱与期待的“丁巳蛇年”，进入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咆哮奔腾的“戊午马年”。

4、问题终于提出：《人民日报》小试锋芒

在坚持“两个凡是”和冲破“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人民日报》走在前边。1978年3月26日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署名：张成。

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它特别用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文章没有避开当时论争的锋芒，点出了“有的同志不愿意承认或者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结论，总想在实践之外，另找一个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通篇只有一千多字；文章发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只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即便如此，当时《人民日报》还是收到了二十多封读者来信，提出问题，包括一些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与作者探讨。写这些信的人大多不是理论工作者，而是基层的干部、群众。《人民日报》理论部汪子嵩把这些信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请他对这些信中提出的问题写篇文章加以答复，于是有了1978年6月1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邢贲思文章《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读者在后边将会看到。

第三章 本报内部消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

1、《哲学》专刊第七十七期大样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报》社，一张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七十七期大样，由理论部送到新任总编辑杨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规，他将履行最后裁决权，审定之后于4月11日见报。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份实际上并没有出刊的《哲学》第七十七期会被人不断地提起：十年、二十年……或许百年之后，我们的乘坐飞艇旅行的后代还会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张油墨未干的纸片，轻轻落在一间不算宽敞的办公室的木制书桌上。

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开端。

如果说1988年全国101家有头有脸的刊物相争刊登当代改革大潮报告文学，而还觉得无法尽述那一日一新的、奔突着的、令人眼花瞭乱和心惊肉跳的浪涛的话，这小小的一片纸，则堪称唐古拉长年积雪的山嵎间的一眼小溪，它的出现是无声无息的，但意味着黄河、意味着长江，意味着千万条生命之水在中国大地上怒涛澎湃地奔涌。

读这篇不足五千字的文章，杨西光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简直就是“十目一行”——经他之手，文章将在《光明日报》一版发出。

杨西光那年62岁。文教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从穿着草鞋的解放军踏上南京路，他就主管上海文教。他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兼《解放日报》总编。“文革”前夕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分管文教的候补书记。多年的文教工作，使他对思想理论路线颇为知情，对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头也很熟悉。“文革”刚一开始他就被“揪”了出来，与陈丕显、曹获秋并称上海三大走资派。1977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恰逢胡耀邦主校，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强调编写党史要“以实践检验真理”。

读毕大样，杨西光走到窗前。窗外，那簇拥在楼前的槐树，正吐出青青的小芽。应该说，《哲学》专刊上的这篇文章，远不是哲学学术问题，但在历史幽暗隧道端头发出第一道闪光的，又只有哲学。恰如笛卡儿一句“我思故我在”，结束了长期统治欧洲的宗教蒙昧。

这个主题在他胸中酝酿已经很久，当他被提上台子“示众”的时候，当他在被监禁而读书、反思的时候，当他喘着粗气在工厂干活的时候，而最后，在党校臻于成熟。抛出一颗石子，击起一场时代大波，这是一份夙愿、一个诱惑，任何报人都无法拒绝。而在一份全世界发行的报纸的总编辑任上，它突然变得那么清晰、那么切实、那么近。当然，它还差着那么一截，拿在手上，就象孙悟空接过敖广赠的那柄画杆方天戟。

“文章从专刊上撤下来，组织力量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放在一版发！”杨西光说。

2、文章修改的前前后后

这篇文章，本是理论部的约稿。一九七七年八月，江苏省南京地区理论界召开旨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讨论会。报社理论部应邀派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前往参加，并相机组织稿件。

在会上，王强华结识了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经交谈，约他为报纸的《哲学》专刊撰稿，当时没有给他出什么题目。

两个月后，即一九七七年十月，胡福明稿寄到，共两篇：一是批判江青的；另一篇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的编辑看中了后一篇。

文章开头引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关于思维的真理性的一段话，接着用四、五百字的篇幅对这段话加以解释。

理论部的编辑认为，文章的引文和对引文的解释虽然相当多，但文中明确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们决定编发，并报告了当时主管理论部工作的报社负责人之一马沛文。

马沛文是个思想活跃的文武全才，还在念初中就因闹学潮被除了名。就算不计他在延安鲁艺读书的那三个年头，他到那时，也是三十四年的老新闻了。当时，这老新闻心里正憋着一口气，好象欢呼“十月胜利”的那口热浪还没痛痛快快吐完，就被“两个凡是”给堵回去了，而吴德接着又加码……他当时已经有点丧气了。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因“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被在“党内严重警告”，他知道“谔谔”的只有彭老总一士，“诺诺千夫”是安全且前程远大的。他不知道这硕大的精神磨盘还会在头上压多久，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就这么“凡是”下去了。

读过编好的胡文，马沛文心头一亮——就从这里开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如菩萨的救命毫毛，将它化作篾片编绳金钢钻，把那阴阳二气瓶钻上一个洞。

理论部立刻着手对文章作手术。他们把头一大段引文的阐述性文字全部删去，只保留原文和简要解释，并立刻寄还胡福明征求意见。胡复信表示同意，理论部就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题发排了。

发排稿是这样开头的：

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

紧接着，第一部分，阐明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而已被过去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不是检经真理的标准。

第二部分，举例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真理，才能不断发展，永葆青春。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盲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哪里有盲从，哪里有迷信，哪里就没有科学，哪里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标准，就是科学态度，否认实践标准，就陷入蒙昧主义。

第三部分，批判“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宣传宗教教条，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满、发展。指出他们把毛主席的一言半语与毛泽东思想体系割裂开来；抛弃毛泽东思想体系，任意摘取片言只语，把它当作宗教教条，到处吓人、打人。

一月十四日发排打出清样后，一月二十六日、一月三十日、二月二日、三月二十日、四月四日又五次作了修改。几次修改，总的结构未变，在文字上作了较多的加工。第四次改样上，在第三部分结尾增加了一段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

十年间，“四人带”主观唯心主义横行，搞乱了理论，毒化了思想，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他们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做工作，解决问题，既不总结实践经验，又不倾听群众意见，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不问具体历史条件，把个别词句奉为教条，生搬硬套，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不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个别词句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敢从实践中，引出新结论；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忘记了毛主席谆谆教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了个别词句而牺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根本，搞坏了工作，损坏了革命。因此，我们必须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解放思想，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实事求是，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在第五次改样上，最后一段又重新写过：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被彻底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四人帮”在革命队伍中间造成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曾经批评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教条主义倾向依然存在。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往往不是去研究实际而是从革命导师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我们有些同志阅读一篇分析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结论的文章时，往往因为文中没有引用革命导师的某些话而怀疑文章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有些同志在办事的时候，往往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从原则出发，等等。因此，我们应当重温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应当着重学习革命导师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教导，重温毛主席关于要从实际出发的教导，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步的、彻底地肃清“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造成的种种影响和流毒，以便真正能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第五次改样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由马沛文、王强华定稿后排在《哲学》专刊大样上，五千多字的篇幅，占半个版。

杨西光看到的就是这一稿。“从《哲学》上撤下来放到一版！”他说。他特别强调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当时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按照这个意见，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动，然而，这是一篇个人署名的文章，除非由作者本人修改，否则由别人修改得面目全非，就不能再由作者来署名了，而作者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
怎么办？恰巧这时胡福明从南京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报社决定请他本人来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正在着手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于是决定请孙长江、胡福明一起来商讨。

1978年4月13日晚，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杨西光、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华围坐在一起，议论风生。胡福明和孙长江二人，看上去年龄相差甚大：胡的头发已花白，有的牙齿已脱落；孙是一头黑发，显得年轻。其实，二人年龄差不多；胡福明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已在研究班毕业留校任教了。所以胡福明见到孙长江时，常常要叫一声“孙老师”。

大家商定，稿子仍由胡福明自己修改。他于4月15日把改写的稿子送到了《光明日报》，就回南京去了。这可算是第六次修改了。所改的稿子增加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但文章仍保留了原来的三大段结构，没有能充分把4月13日大家议论的意见反映出来。马沛文、王强华只好在4月20日又修改出一个稿子，即第七稿。这一稿将文章的结构由原来的三大段改为四大段。

第一段：论述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

第二段：论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三段：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怎样用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

第四段：论述是否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否正确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都要由实践来检验。

修改过程中，曾一次次打出小样，每次小样都在理论部部分同志中传阅、征求意见。当时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只有一个人。他认为，“观点我同意，但是不能发，发出去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个意见，当时就在理论部传开了。别人反驳他：“后果可以预想到，无非是主张‘两个凡是的’的反对！”

据马沛文后来说，当时这批编辑真理标准文化的人，自己也正处在探求真理的激情里。这个意见没有影响文章的发表，只是提醒我们把文章改得好一些再好一些，改得无懈可击。

4月23日、24日，杨西光，马沛文再次讨论了20日的改稿，并作了修改。这已是第八次修改。第七、八两次修改的稿子都送给了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和当时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
第七、八次修改的稿子，基本上反映了4月13日晚大家讨论的意见：

——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与此同时，孙长江也在20日的改稿上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把题目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了。

——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关于要完整地、全面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20日修改稿的第三部分，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的时候，增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在23、24日的改稿中，改得比较含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

——文章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理论的巨大作用，又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

——文章的结尾部分明确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确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冲破。

在第八稿送给吴江、孙长江之后，杨西光又到中央党校与吴江、孙长江交谈。三人对文章的基本观点认识一致，都说修改后的第七、第八稿写得有勇气，但理论逻辑上差些，要把它理好，并加以提高，还要进一步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青春的思想。接着商定，为扩大文章的影响，定稿后，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因为凡是在《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的审阅。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这个意见后来由吴江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应了。当时，中央报纸上许多重要文章如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就要送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审阅，那就很难通过。而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可以避免送审。而且，这个名义还隐含着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读者注意。再者，文章论及的是如此重要的问题，再用个人署名就不合适了。

随后，孙长江在吴江的指导下，以第八次改稿和他们原拟写的文章草稿为基础，并根据这次讨论的意见，又作了一次修改和调色。这已经是九次修改了。这次修改，与第八次修改比较，改动的地方有：对第八次改稿作了较多的文字删削，约有一半多的段落是改写和重新调整过的，使文章的逻辑更加清楚，文章叙述更加精确流畅；

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简洁说明，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增加了毛泽东1958年修改他三年前写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个别提法的例子。这个论据的补充，不仅使文章的说理更显充分，而且显得无懈可击；

加写了文章的最后一段，指出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强调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要求大家“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新问题，进行新的伟大长征。

文章还分段加了小标题，使读者一眼就能抓住每段的中心。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孙长江修改完毕后，吴江在阅完此稿时又作了一些增改，并于4月27日在稿子第一页的天头上注明：“请即排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5月10日那期用。”

胡耀邦审完后，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就全文发表了。原来文本注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字样，并照此印发一部分。在印的过程中，中央党校有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文章不少段落已经重写，修改过程中胡福明又没有参加，听取他的意见也来不及了，而且其中有些重要观点已是历次修改人的，再署原作者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将原注改为“《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1978年5月11日，这篇历时七个月，前后修订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下辟栏位置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