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文革”蒙难纪实

本文刊载于1986年的《南方周末》

他慢慢睁开双眼，想环顾一下自己置身的这块天地。眼前，迷迷蒙蒙，看不清这混沌的一切。他努力调整视神经，依然恍恍惚惚、扑朔迷离，只见眼前又晃动起一个个黑色的斑点。蓦地，他清醒了，立即紧紧地闭上了双眼——一年多了，他每天都同这些“黑色的斑点”同室相伴，不知多少次被它们刺得心痛如割。谁能设想，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囚禁着的却是我们共和国的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

这一天是1968年11月24日，他的生日——七十岁了，按照孔子的说法，本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而他此刻却病魔缠身，孑然一身，瘫痪在床了。他对面的那些“斑点”，就是那句早已被世人喊顺了嘴的口号：“打倒刘少奇！”咳，不用再“打”了，如今，老人已经倒下去了。

屋子里标语内容的演变，是窗外那个大千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这位与世隔绝的老人，一年多来只能从监护人员训斥他的调门和那“黑色的斑点”的用语变化来窥测那场席卷整个共和国的“史无前例”的“政治飓风”的动向。他从来不曾留意过自己的“寿诞之日”。多少年来，生日这一天对于他只意味着加倍地工作，这是他唯一感到惬意的“祝寿”方式。然而如今，七十岁，在这个标志着“古稀”的年岁里，他不但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不但失去了作为一个公民的尊严，更出乎他意料的是，恰恰在这一天他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五内俱焚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上，他已被“永远开除出党”了！而据以作出上述决定的，则是耸人听闻的三顶大帽子——“叛徒、内奸、工贼”。

翻开那个使找们党蒙受奇耻大辱的决议原本，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明：“1968手10月31日通过”。但是，历史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疑问：为什么偏偏在决议通过了整整二十四天之后，直到11月24日，才让当事人知晓？宣判政治上的“死刑”，是十分颇为时兴的说法，然而这“死刑”与生日之间，
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

当那双昏花的老眼终于从那晃动的“黑色斑点”上辨认出那横加在歪斜的“刘少奇”名字前的三个罪名，老人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心头的悲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多种疾病，一齐爆发了——血压高压陡升到二百六十，体温骤然高达摄氏四十度。他心中象火山一样燃烧着，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煎熬，但他一声不吭；他不再紧闭双眼，而是圆睁怒目，决眦裂睛般地盯着那足以令他遗臭千古的“恶谥”。从此，这双眼睛成了他向这个世界敞开的唯一一个宣泄内心怒火与不平的心灵窗口——从此，刘少奇一言不发了，连生活和治病用语也不说。沉默，是他所拥有的最后一点抗议的权利！

从此，一个最有资格向这个纷乱的世界昭示真相的人，被永远剥夺了讲话的权利。于是，成堆的谎言被贴上了在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最大权威的红字标签，传遍全国，传遍世界——九亿人震惊了，全世界也震惊了——“国家主席”，没有经过任何符合法律程序的罢免，便被打倒了！

整个民族都在注视着这一非同寻常的变故——人们在思索，在疑虑，在焦急，在抗争；然而，更多的善良而虔诚的人们却在真心实意地欢呼、庆祝，用锣鼓和口号（那个年代最走红的两样东西）来表示内心的喜悦——我们的党终于挖出了“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或许，从此以后，我们这多灾多难的祖国会走向安宁？

一个亘古少有的骗局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一个“史无前例”的冤案留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一页被几个丑类粗暴地扭曲、涂抹过的共和国史册上，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耻辱和不幸。马克思早就说过：“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象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是的，当十多年前这令人羞耻的一幕终于结束之后，历史经过痛苦的沉思和反刍，终于象雄狮一般冲出了封建传统和极左浊流的羁绊，昭示出事实的真相！

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二十年前，重新走进那个连空气都散发着灼人热浪的年代，看一看一位巨人，怎样被“文革”的恶浪吞没的吧！

第一章

一

1966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令人难忘的特殊年份之一。这一年，在中国的政治洋面上，过了复杂而激烈的涌动之后，终于掀起了冲天的巨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8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突然写出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立即使人们悟到了所指何人。
党的领袖用贴大字报的方式，向自己的副手提出责难。这种斗争方式本身就表明了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反常。这似乎很容易让人怀疑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然而，当那灼热得令人迷惑的热浪，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冷却之后，我们不得不在进入文章正题之前，先用一部分篇幅，回过头来，冷静而客观地审视一下那早已逝去的岁月，力图去寻觅那确乎很难分辨清晰，然而又无法回避的历史的轨迹，去探索一下这两位长期并肩战斗的战友产生深刻分歧的原因和源头。

毛泽东与刘少奇本是湖南同乡，早在1922年，他们就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同志被诬为苏区右倾代表，刘少奇则被诬为白区的右倾代表，一块受到了无情的打击。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为我党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提出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几十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使他们成了革命的战友和同志。以往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发生过分歧，但并没有在老战友之间投下明显的阴影。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刘少奇也是赞成批判左倾的，但由于彭德怀同志上书主席，批评了“大跃进”中左的偏向。毛泽东认为是右倾，结果，会议中途转向了批右。刘少奇也只好随着转向。到了1962年，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开始加深了。这个裂痕的焦点，便是毛泽东同志视为我党对马列主义重要发展标志的“三面红旗”。这也就是《炮打司令部》中追溯到的“1962年的右倾”。

“三面红旗”是五十年代末期的产物。对此，刘少奇是赞成的。1961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返回了阔别四十多年的湖南家乡进行调查。农村一片凋零的景象使他感到震惊和伤心。山清水秀的家乡，田园荒芜，人颜憔悴，“卫星”上天，“五风”卷地，可人们却饿了肚皮。现实使他陷入了深思。他来到了医院，看望那些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骨肉乡亲；下令解散了公共食堂；他得知花明楼的许多乡亲住房被平调、被拆毁，立即同当地干部一起，研究了解决社员住房的紧急措施，并把几户最困难的群众安排到自己的旧居去住，甚至连陈列用的桌子、凳子、炉、锅等也统统分给了乡亲们……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并认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1962年1月，他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并特别提出：“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些观点显然涉及到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同毛泽东的观点不尽一致。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是“自然灾害”为主，“三面红旗”是不容怀疑的。他认定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分歧。

此后，党中央着手恢复经济，刘少奇鉴于国家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建议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并与周恩来一起采取一系列非常经济措施以恢复经济活力，其中包括“三自一包”……；
同时，中央还采取政治措施，对自1958年以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进行重新甄别，予以平反……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时采取的这些步骤，是不满意的，认为是刮了两个风，一是单干风，二是翻案风，这是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严重问题。

于是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还批评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

此后，“文革”的序幕——“四清”运动开始了。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上述举动并没有公开表示过异议。客观地说，在“四清”中，他的一些讲话和指导运动的具体作法也是很左的。而这只被毛泽东认为是“形左”，那么“实右”呢？这就涉及到“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了。在“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上，他与毛泽东同志又发生了新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965年，中央召开的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上，终于激化了。

这次会议是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许多一般工作会议他并不参加。但这次他不仅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在讲到“四清”运动的性质时，他强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刘少奇插了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的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时，领导人讲话时互相插话，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想而，个人专断作风逐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此却不能容忍了，更何况，他早已认为刘少奇是右倾路线的代表……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带来了两本书，面容严峻地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

结果，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纠正“四不清”作风，变成了党内阶级斗争。

尽管刘少奇后来对不够尊重毛泽东专门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个人之间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按照他后来的说法，“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形势，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他决心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以保住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这就成了酿成一场历史大悲剧的一个直接动因……

《炮打司令部》的发表，象巨石入水，激得浪花四溅；象一声霹雳，唤醒了蛰伏的毒蛇。领袖的一个错误，被一伙钻进我们党和国家肌体中的蛀虫利用了，他们互相勾结，配合默契，以一种阴谋家、野心家所特有的阴险、狡诈、毒辣，导演了一场空前惨烈的人间悲剧。现代迷信，使偶像冉冉升空，却令人民共和国的亿万“主人”去顶礼膜拜，借着那香火缭绕的雾瘴，青面獠牙的人面禽兽，却隐去了真形，一个个成了最最“高举”的“护法神”。文攻武卫，使一片片绿洲变成沙场，同室操戈，兄弟相残，于是，和平被枪弹洞穿，民主被战火焚毁。狂热与愚昧汇流，无耻与权欲结缘。谎言冠冕堂皇地占据了神圣的殿堂，真话便被锁进了心灵的枯井。于是，诬告成为时尚，暗箭化作“鸣镝”，从中央到地方，从都市到山乡，“牛棚”遍地，冤狱泛滥，到处都有私设的公堂。黑材料从棍棒与皮肉的碰撞中产生，却被成批地塞进那标志着人的“价值”的档案；伪证在血与火的浸染中炮制，却被毫无顾忌地用作了足以决定生杀予夺的政治天平的砝码。看鬼蜮横行，看沉渣泛起，看疾风之劲草，看板荡之诚臣，看顽石中之美玉，看烈火中之真金，看幻化成精的蚍蜉如何撼倒一棵棵参天大树，看得志的中山狼如何猖狂吞噬那一个个拄地擎天的开国元勋……

二

在远离这场政治台风中心的东南一隅，在北戴河那座后来成为另一场台风中心的别墅里，林彪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些日子，他实在太“伤神”了。虽然他深知要想“治人”，总免不了“劳心”，但这“心”是那么好“劳”的吗？半年多以前，为了搞掉他在军界的心腹大患“罗长子”（即罗瑞卿），他真是费尽了心机，多亏了有个精明而又与他同样工于心计的“贤内助”的鼎力相携，再加上有吴胖子、李瞎子这帮干将捧场，几个月前，“彭罗陆杨”总算“一勺烩”了。“文化大革命”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些人的沉降，正好成了林彪的阶梯。如今在通向最高权力峰巅的楼梯上，只差那么几磴儿了，他要找准时机，再来一搏……

他用手摩挲着隐隐作痛的秃头顶。“唉，又犯病了。”近来他净做恶梦。大概是思虑过度的缘故吧？他知道，中央8月1日将召开十一中全会，议程主要有两项：一个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他早就知道；再一项是听取前一段中央工作汇报。这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他会前就早已请了假。

但是，8月4日，他得到信息：北京的政治气候出现逆转，“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风声立即触动了林彪那根异常灵敏的政治“神经”。他预感到，在他前边又将有一座大山被推倒。顿时，精神陡增，那日夜困扰着他的恐惧和孤独，好象都被暂存在别墅里，他以闪电般的速度直飞北京，当天便出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场上，嗅得了会场的“味道”后，便以“一贯紧跟”的姿态，顺着“大字报”的轨道，向刘少奇、邓小平发动了进攻。他又成功了，成为这次会议的最大受益者——代替刘少奇被宣布为新的接班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位啊！

然而，精通整人权术，而又饱尝整人“实惠”的林彪，凭着多年在政治角斗场上拚杀的经验，深知要想坐稳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把交椅，还必须想方设法置刘少奇于死地。眼下，刘少奇还是条“活老虎”，在会上，他又重新当选为中央常委，何况，他还是现任国家主席，在党内还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人民中很有威望，假如有朝一日卷土重来，那他岂不就……

叶群，这个靠诬陷罗瑞卿而步入政坛的怪诞精灵，对于“首长”的苦心是深谙熟知的。她不愧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首长”最需要“权术”的时候，她总会为他提供足够的“诡计”和“灵感”，并将这一切付诸实施，凡是打着林氏标记的冤魂，必附着叶群的幽灵！

这不，8月11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被秘密召到了叶群的办公室。叶群诡秘地冲他一笑，淡淡地说：“找你来，是想交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这是101首长对你的器重……”

“什么任务，请叶主任吩咐！”雷英夫立正说道。

“你来，坐！按照101首长的口授，你写一份重要的材料……”

翌日，叶群又一次向雷英夫面授机宜，修改草稿。8月13日，雷英夫带着写好的材料，来找叶群。叶群迫不急待地把这份材料交给了两位“林办”工作人员，让他们分头誊清，然后，看着雷英夫在材料上签了字。转眼之间，这份诬陷刘少奇的黑材料便摆到了林彪的案前。转天，林彪便亲自召见了雷英夫。

林彪早已看过了这份精心策划的材料，内心十分满意，但外表却没有一丝表情。他并不看一眼雷英夫，却用他那浓重的湖北口音拖长声问：“你准备怎样送交这份材料啊？……”

“这……请首长决定！”

林彪略一沉思，说道：“你可以给我和毛主席写信嘛，把材料附在后面，怎么样？”

“……”雷英夫一时并没有明白首长的用意。

叶群自作聪明的插嘴：“这还不明白？这样就给首长留下了回旋余地……”

林彪嗔怪地瞪了叶群一眼，截住了她的话头，然后故作漫不经心地说：“这样更政治化些，懂吗？”

“懂了！”雷英夫答道。他此时哪里会想到，几个月后，他就成了兔死狗烹的牺牲品，被打成了“贺龙的黑干将”，被首长回旋到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去了。

当天，林彪就把这份诬告材料，批送“江青同志”，并请她“酌转”毛泽东主席。这是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陷害忠良的无数笔罪恶交易中最肮脏的一笔，也是他们共同迫害刘少奇同志的长期合谋的可耻开端。

几乎就在这同时，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八?一三”讲话，杀气腾腾地连喊“罢官”，“罢官”，“罢官”，“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

人们不会想到，在讲话的第二天，林彪就向刘少奇射出了第一枝毒箭！

三

不知哪位将军说过：“只有前胸中箭的才是英雄，背后中箭的必是逃兵。”在刀枪对峙的两军阵前，这话确实精辟。但他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不鲜见的事实：常有一些真正的英雄，没有在来自敌方的飞簇中倒下，却被发自自己营垒中的暗箭从背后射中了。

刘少奇，这个在反动派的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的老革命家，此时正矗立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甚至并不晓得，到底有多少黑手正对他拉满了弓弦。他真诚地反省着党所指出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尽管痛心，但却正视着“群众运动”带给他和他的祖国的这场动乱……

两个月前，那张震动全国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突然发表，两三天之内，北京几乎所有学校的党组织都瘫痪了。正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对这突发的变故十分慎重，他在观察：运动正在逐步升级，学生冲在最前头，学校乱起来了，不仅校长、书记们被批斗，连许多普通教师也受到冲击，有的被整死，有的被逼自杀……形势逼人，举棋不定就意味着放弃对运动的领导，他不能放任目流。电话，一次次打到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他当机立断，与邓小平一起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但毛泽东却委托刘、邓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

刘少奇返京，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后来成为他“压制群众”主要罪证的那个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 。

凭着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这个概念的朴素理解，刘少奇对眼前的斗争充满热情和希望。他对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们说：“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对未来的事态太缺乏思想准备了，他把这场“动乱”当做一场“革命”来认识，来引导。

然而就在他讲这番话的同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一切”、“造反有理”的恶浪，早已从林彪、“四人帮”把持的各条渠道向社会奔涌，铺天盖地、势如卷席淹没了无数无辜的生灵！

在这股“打倒一切”的风口浪尖上，刘少奇理所当然地充当了保护广大干部的屏障。他就象一个驾着一只失控的小船的船夫，在惊涛骇浪中拚搏着。然而局势却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江青、陈伯达一伙抓住工作组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大肆煽动学生闹事，一股反对工作组的浊流，骤然兴起，小船的船底被人从内部凿穿了——刘少奇开始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翻着一份份材料和传单，痛心地喃喃自语着：“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形势在急转直下：

7月19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7月24日，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批评；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对于党的决定，他从来是不打折扣地服从的。此时，他开始实践自己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对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要“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他一向寡言，近来变得更加沉默了，常常独自在室内长时间地踱步，或靠在那张竹躺椅上凝神沉思。三十年来一直摆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个大理石烟火缸，如今被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一缕缕青烟如同缠绕着一束的问号，一个个烟蒂在烟灰缸里堆积起来，好象显示着主人心中的焦虑和苦闷。然而只有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才将内心的情感暴露出来，平时却尽量保持着神态的安详和坦然——他，一个年迈的父亲，深深地爱着几个年幼的孩子，他不愿意让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这天，他步履轻捷地走出办公室，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平常，这段时间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刻，叽叽喳喳，问这问那，他们难得和父亲在一起。但是，今天，饭桌上却鸦雀无声，大一点的孩子不敢正视父亲的眼睛。他默默地吃完饭，就在他站起身的瞬间，他发现孩子们几乎同时把眼睛齐盯向自己，心中不由得一阵酸楚，他用慈爱的目光环视了在座的每个孩子后，轻声说道：“你们的心情，我知道。放心，爸爸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说罢，淡淡地一笑，回办公室去了——脚步变得沉重了！

沉思，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每逢重大的决定，他总是镇定自如地深思熟虑。然而，面对眼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局面，他那有条不紊的思维习惯被打乱了，常常表现出极度的焦灼和不安，时常彻夜不眠，人明显地消瘦下去。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生活会，让身边的同志们帮助自己认识错误。他需要别人的批评和提示。

生活会正在进行。警卫员、炊事员、司机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和国家主席围坐在一起。刘少奇说：“‘文化革命’刚开始，我工作太忙，没机会听大家的意见，现在，希望大家坦率地讲出来……”

“我在这里工作好多年了，”一位老工作人员发言了，“你工作没日没夜的，生活简朴，这没啥可说的。可你怎么就犯了错误呢？……”

“你可不能只顾拉车，不看道儿啊！……”

“派工作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请示主席呢？……”

大家言辞恳切地批评着，质问着。

刘少奇静静地听着，既不辩解，也不推诿，只是不停地抽烟。几小时过去了，他才缓缓地吁口气，坦率地说：“我不理解，但我要跟上形势！”

四

在乱世当中，有这样一位关键角色，在紧锣密鼓中，从黑幕后面闪到前面来了。他的演技出类拔萃，堪称“整人”艺术的奇才——他，就是康生，连江青都要恭恭敬敬地尊一声“康老”的。

说起江青同“康老”的关系，实在是“很老很老”了。早在二十年代，这两位山东同乡，便在诸城县城有过七年的“交往史”了。不是吗，三十年代，康生对江青混迹上海滩的丑史明明一清二楚，可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却利用手中的握有的“审干”实权，对江青百般包庇。甚至亲临江青所在小组的整风会，保江过关。如此“恩德”，江青自然铭记在心。不然怎么在“老干部”统统被打倒的年头，她却请“康老”作自己的“顾问”呢？险恶的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共同气质，使这一对“恶之花”，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汉代文学家贾谊，在他那篇《吊屈原》的名赋中曾写下这样的名句：“鸾凤伏窜兮鸱鴞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康生这个当代“鸱鴞”，就是靠着“谗谀”而“得志”的。在他的政治天平上，权力是标志一个人价值的唯一砝码。当刘少奇还是堂堂第二号人物时，他是“谀”之惟恐不及的。1961年是他毛遂自荐主编《刘少奇选集》的，并提议指派专人修改再版了后来被他批得“一文不值”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5年1月，《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刚刚结束，康生又忙不迭地去向刘少奇表功：“您的《选集》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印了！”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革”的潮头已到，康生已变得不可一世。他气势汹汹地大骂彭、罗、陆、杨，甚至指着鼻子大骂朱老总是“空头司令”，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党外人士”。但对刘少奇却依然毕恭毕敬。

但是，7月中旬，当毛泽东自南方返京，表示不同意派工作组的信息传到康生耳朵里之后，这个官场老手立即象变色龙一样，收藏起谄媚的笑脸，换上了另一副面孔，伺机而动了。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这可是一个“进谗”的良机。康生懂得“谗言”有些时候比“奉承”更能换得飞黄腾达的“实惠”。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份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中央批发的北大工作组关于处理“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掖进自己的皮包……

是啊，俗话说：狡兔三窟。在底数不清的时候，贸然行动，显然是容易“蚀本”的。康生毕竟是老谋深算，他还要三思而后行。在会场的一角，他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那双手，几番把材料悄悄地掏将出来，又几番无声地塞了回去。作贼心虚，即使是一个“老贼”，也不例外。

但是，他并不死心。请看他后来对此时的行动的一段自白吧：“我当时把文件带在身上，想送给毛主席看看，但是勇气不够。想了半天，又放回皮包里了，怕说成是告状。隔天，我将这个错误文件的危害，告诉原批发者，想推动他自己去向主席报告，但毫无结果！”这简直是一段绝妙的内心独白！

十多天后，他看到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他便肆无忌惮地向刘少奇泼去了一盆盆污水，他摆出一副理论家的姿态，在十一中全会上借“司令部”问题发挥道：“不仅仅是由于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司令部发生了问题，而且是由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有一条顽固的资产阶级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对抗！”一句话就使“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麻烦的五十天”，一下子扩展到“文革”之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又据此杜撰了一套“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谬论流毒全国，遗患深远。

还有一件事，足以暴露康生这个人狡诈阴险的个性。十月的一天，康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鬼鬼祟祟地窜到颐和园后边的中央党校，神秘地把几个“造反派”头头召到一块开会。

“……一定要抢在其他单位的前边把批刘的大字报贴出去”，来人低声布置着，“这可是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的好机会！”

几个“造反派”头头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康老还特别关照，”来人继续说，“你们贴出刘少奇的大字报，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有人出来劝阻，你们不要理他，尽管贴！”

场上气氛活跃起来，在那个年头，有这样一个“大人物”撑腰，“造反派”们的胆子就陡增十倍。

临走时，来人却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要求：“你们放手干，但对外可不要说是康老让你们贴的！”

 五

刘少奇没想到，林彪的“八·一八”天安门讲话发表后，社会上掀起的“抄家”风，竟会刮到自己家里来，几个幼稚单纯的孩子，在家里也破开了“四旧”。这天，吃晚饭时，他听到女儿平平和儿子源源兴头十足地议论着几天来“抄家”的英雄业绩和抄出的“战利品”，还说晚上要跟着同学们一道再去抄家。他立即制止道：“不要去！”

孩子们缄口了，但小嘴撅着，显然并不服气。

饭后，刘少奇回到办公室，拿出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平平和源源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是违反宪法的。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

看到父亲在说到最后一句话时，露出严峻而庄严的神情，孩子们感到了宪法的神圣，立即肃然了。

刘少奇摸了摸源源的头，内心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惆怅，声音低了下来：“现在，你们知道爸爸的处境，我不能阻拦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总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啊！”

平平听了这些话，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源源也低下了头。

十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做了检查，承担了全部责任。事先，他曾把检查送交毛泽东。毛泽东亲笔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但当检查作为文件下发时，“文革小组”却故意删去了毛主席的批示。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蜂拥而至，四处点火，煽动“红卫兵”，把检查当成“活靶子”，掀起了新的“批刘高潮”；社会上流言四起，人身攻击、造谣中伤、无中生有的“大字报”，充斥街头，诽谤、诬陷的传单漫天飞撒。面对这举国若狂的混乱局势，刘少奇忧心如焚，痛苦难言。他痛心地说：“国民党骂了我多少年，也没敢用这样的语言啊！”

这天，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沉痛地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今天，我还得加上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了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说到这里，老人嘴唇颤抖，喉咙哽咽，泪光闪闪，再也说不下去了。

第二章

一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描绘“柳絮”的这两句诗，倘若送给江青，倒也有几分神似。她煞费苦心地“表演”了几十年，最后凭着“文革”这股“浩荡东风”，一步窜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青云直上。更借着林彪奉献给她的那顶“旗手”的桂冠，她，终于成了炙手可热、红极一时的主角。就象吸食鸦片似的，她此时对整人和抓权简直上了瘾，从登上“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宝座，她便四处抛头露面，拖长声音喊着：“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看你们来了……”接下来，便是咬牙切齿地咒骂和捕风捉影地诬陷，她的一句话，就能给社会带来一场灾难，凡是经她点了名的干部，无一幸免地被卷进了那既“触及皮肉”更“触及灵魂”的无底深渊。

“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步实现了，江青踌躇满志，又在思考着下一步行动。她知道，单靠“路线错误”这顶帽子，是不可能置刘少奇于死地的。于是，她向“顾问”求教，经过康生的指点，她茅塞顿开——只有把“叛徒”、“特务”这类专供头号敌人“受用”的帽子扣到刘少奇头上，才能把他整垮。

但是，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还没有权力给他设立“专案”。怎么办？江青、康生的脑袋就象个万花筒，想变什么就有什么——先从王光美下手，把她打成“美国特务”，刘少奇自然也就成了特务。“王光美英文那么好，又当过有美国人参加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翻译，不是特务才怪”——这就是江青的逻辑推理。

靠诬人为特务（特务者，间谍也）剪除异己，在中外冤案史上，并不鲜见。一个世纪前，在法国曾出现过一起轰动一时的大冤案——德雷福斯案件，就是以一纸假证，臆断一个无辜的犹太宰官是“德国特务”，致使他蒙冤十多载，并使无数正直的人受到株连。大作家左拉曾以题为《我控诉》的战斗檄文，为蒙冤者辩护，竟被逼得流亡国外，客死他乡。中外的奸佞，在诬陷的伎俩上总是惊人的相似，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心有灵犀”？康生素以“学贯中西”目诩博学，并一贯以“防奸反特”专家自居，想来对法兰西的这桩公案并不陌生，是不是“活学活用”到国家主席身上了呢？

在罗织罪名上堪称“博学”的康生，在这同时又想到另一条计策——1966年9月16日，他给中央写报告说：1936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据此，他推断出“刘少奇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一手实在阴险。一可以据以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二来可以给刘少奇戴上一项“包庇叛徒”的帽子，一箭双雕，妙哉妙哉！

1966年12月18日，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审查机器诞生了。这部机器在此后的高速运转中，专以制造伪证为能事，淋漓的鲜血是机芯的润滑剂，精制的谎言成了它的“拳头产品”，这一幕幕见不得天日的惨景且留待后文披露吧，眼前，让我们先目睹一幕光天化日之下演出的丑剧——

二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巧得蹊跷——还是同一个12月18日，准确地说是下午两点，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中南海西门前嘎然而至。从车上跳下一个壮汉。他就是昙花一现的造反“司令”蒯大富。他一下来，便被一个面瘦、肩披着军大衣的人领进了传达室的套间里，门被咣当一声关严了。

这是一次的秘密接见，拉他进屋的那位，便是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

张春桥，这个善于把尾巴掖到暗处的狡猾的狐狸，在这个滴水成冰的大冷天里，钻出洞来，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在黑幕里面，“王光美专案组”的开张，意味着后台的戏敲响了锣鼓；那么在前台，总要有些打旗的呐喊的助威呀，他选中了蒯大富。

这会儿，蒯大富首先按照张春桥的要求，汇报了他南下上海串连的见闻和清华大学的运动情况。张春桥不动声色地听着，偶尔插插话，不时点点头。听着听着，他把军大衣向后一甩，凑到蒯大富跟前诡秘地说：

“你知道吗？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张春桥乜斜着两只三角眼，心怀叵测地说着，“他们的能量还大得很呐，你读过《红楼梦》吗？那里面有两句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这一两个人还不是死虫，他们占着位置，还在顽抗！”

“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兵团，提出这个革命口号！”蒯大富攥拳拍胸，慷慨激昂地表白着。

张春桥截住了蒯大富的话头：“说得好，好得很呐！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一定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请首长放心，我，我回去就布置，保，保证照，照办！……”蒯大富受庞若惊地说。

“我和‘中央文革’的同志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密谈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望着蒯大富的汽车疾驶而去，张春桥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狞笑。

可是，同一天晚上，当张春桥出现在群众代表面前时，却换上了另一张“脸谱”说：“从现在起，到明年4月份，这段运动怎么搞？你们回去讨论一下，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19日，蒯大富秉承张春桥的旨意，将清华的另外两个群众组织吞并，主持了所谓“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叫嚣：“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20日，在清华园航空馆，他召集总部头头们开会，布置23日把“打倒刘邓”推向北京市的计划。这一下，全场乱了套，一些人出于各自的考虑，不同意这样匆忙上阵，蒯大富“腾”地从沙发上蹦起来，叉着腰、拍着桌子吼道：“谁敢反对我老蒯，就是反对中央文革。谁敢不去，哼！”

12月25日，北京的气温骤然降到摄氏零下十一度，朔风刺骨，寒气袭人。已经饱经忧患，被墨汁和浆糊涂沫得面目斑驳的天安门广场，又被突然出现的一条条新的大标语震惊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一群人在蒯大富的带领下，喊口号，撒传单，蒯大富发表讲演：“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打倒刘少奇警不罢休……”然后，拉着队伍，分兵五路，由广播车开道，直奔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闹市区，招摇过市，耀武扬威——这就是震惊全国、波及世界的所谓“一二·二五”大行动，它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公然推向了社会，在我们共和国的那一页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污点。

三

1967年1月12日深夜，在祖国北疆的原野上，列车在疾驰，向南，向南。皑皑白雪，好象把这塞外的山州冻结了。车窗外，那黑暗的夜幕里，依稀可见一条灰白的雪链被飞快地甩向脑后。北风无情地摇动着枯树的枝干，发出尖厉的啸声，天上的星星好象也被狂风刮得无影无踪。冷啊，越是在那头脑发热的时节，人们就越能真切地体验到“冷”的滋味。

刘爱琴蜷缩在拥挤的列车上，双手紧紧地抓着一个黄色挎包，这是她这趟长途旅行的唯一行装，挎包里装着三天前弟弟刘允若打给她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要她立即回京，和哥哥一起去造父亲的反，还特意让她带上“有关材料”。

所谓材料，指的是1965年和1966年，刘少奇对长女的两次长谈。现在，记录着谈话要点的笔记本就装在挎包里。昨天，按照弟弟的嘱咐，她从自己所在的呼和浩特市先奔包头，去找大哥刘允斌，不想，扑了个空。嫂子告诉她，好几天前，哥哥就被“造反派”揪到北京去批判。听到这惊人的消息，爱琴的心直往下沉：难道哥哥也犯了错误？她不敢在包头久留，转天就登上了赴京的列车。眼下，她正心急火燎地注视着窗外那无边的黑暗，眼前却不断地闪耀着父亲那慈祥的面孔，那雪白的头发，不时与那窗外掠过的“雪影”叠印在一起，她怎么也无法把这样—个熟悉的脸庞，同“反动路线的总头子”那样—个冷冰冰的概念联系在一块。然而，这一切却是不容置疑的，冷酷的现实不允许半点温情存身，哪怕是亲生父女！

13日清晨，刘爱琴走出北京站，立即被迎面扑来的喧哗声吵昏了，拥挤的人群几乎要把这巨大的建筑胀破，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人填满了这里的所有空间：“造反有理——造反有理！”的歌曲震得人头皮要裂。大标语、大字报把所有“平面”统统“装饰”起来，一个个熟悉的姓名，被七扭八歪地打着血红的大叉，一切都乱了，同去年回京的状况简直是形同天壤。刘爱琴费了好大的劲才冲出了人群。她得到第一个刺激，是这里“打倒刘少奇”的调门要比内蒙古高得多。

她乘电车来到美术馆附近。这里同样贴满了传单和大字报。她粗粗地测览着，猛然，一个电线杆子上贴着的一张传单把她惊呆了——“江青说刘允若不是个好东西！”

天呐！莫非弟弟也遭殃了？几天以前，他还约我来造反，怎么一夜之间也成了“坏人”？爱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行醒目的大字，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着，矛盾着。

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个奇异现象：为着一个莫名其妙而又神圣无比的“信念”，社会上的人群被分割成一个个派系。导致了无数家庭的分崩离析，夫妻离异，父子相争，兄弟反目，姐妹成仇。转瞬之间，昔日盟友，可能沦为阶下之囚，一决废铁，却能跻身于干将莫邪之林。即使是共和国主席的家庭，也不例外。但是，在江青一伙的眼里，刘少奇的孩子连“造反”的“资格”都没有。早在1月7日，也就是在刘允若满腔热情地给姐姐拍电报的前两天，江青的一句话，就决定了他的命运，等待着他的，将是非人的折磨和阴森森的监狱！

哥哥不能找，弟弟也不知去向，爱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惧，就象一只离群的孤雁。她需要抚慰，需要温暖，更需要探明事态的真相——她想到了“家”。“回中南海去！”她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当面问问爸爸“这是为什么？”

在中南海西门，她给父亲的住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卫士长李太和。

“是爱琴吗？你怎么也到北京来了？”卫士长的声音显得紧张而着急。

“我来找哥哥和弟弟，他们都……都不在，我想，我想……”爱琴迟疑地搜寻着恰当的词汇，她不愿意让父亲知道两个儿子出了事。

“怎么？你还要进来吗？”李卫士长忽然打断她的话头，冷丁冒出这么一句。

爱琴怦然心动——“你还进来吗？”，这是一句含意丰富的潜台词。在很短的时间里，她对这句话作了种种分析和揣测：“或许，它暗示着父亲的处境已很艰难，没办法见我？或许，它暗示里边情况复杂，进去后对我本人不利，但更可能的是，卫士长已猜出了我回家的真正动机，因而用这简单的一句话，来表示他对我的责怪！”

想到这些，她拿着话筒的手不由颤抖起来，就象是心脏被人刺了一刀，父亲、哥哥、弟弟……一连串使她震惊的亲人的境遇，使那天真的“造反”念头早已无影无踪了。她脑子里翻腾起重年的记忆：二十年代，爸爸和妈妈何宝珍投身革命，忍痛把我送给人家，我当了童养媳，吃了苦；三十年代，他把我送往苏联，我在异国经历了战争和饥饿；四十年代，他把我接回国内，严格要求、好多次批评得我流眼泪；五十年代，他把我送到草原，让我体验人民生活的艰辛；六十年代，他为我的进步和成长高兴得喜形于色，两次长谈，叮嘱我要积极参加运动，到群众中去锻炼……四十年啊，他对自己的子女倾注的这些心血，都是为什么？是为了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爱琴脑子里乱极了。

她没有听清李卫士长又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咔”的一声放下了听筒，转身离开了中南海，一步一回头，离父亲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她应该进去的，因为父亲那时离她还近在咫尺，她做梦也没想到，她已经轻易地错过了和老父见上一面的最后机会，这将给她以后的岁月带来无法排解的痛悔和惆怅。

当天，爱琴便买了一张票，踏上了返回内蒙古的行程——这还是一趟夜车，在她前边，依然是无边无涯的黑暗……

四

刘爱琴猜对了——老父亲的处境此时已十分艰难，她所熟悉的那个院落，也已失去了往日的静谧和安宁，而这一切，也正是在她来京的前几天突然发生的。

那还是在1966年12月23日上午，也就是蒯大富“闹事”的前两天，林彪、江青的得力干将戚本禹正给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头头打电话：“你们贴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贴？”戚本禹发火了，“中南海外边轰轰烈烈，中南海里边冷冷清清，太不象话了！”

“我们手头没有材料哇！”“造反派”头头说。

“材料多得很，什么小报、传单、群众来信，都可以贴出去嘛！”戚本禹说罢“咔”地一声挂了电话。

当天下午，中南海院内，出现了第一批点名攻击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从此，对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了：

1967年元旦早晨六点钟，有两个人叫开了刘少奇的家门，二话不说，便在四面墙上贴上了大标语，末了，还用排笔蘸墨，在当院的砖地上写了两条，一条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条是“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

1月3日晚饭后，一伙“造反派”冲进刘家，强令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到走廊门口去接受四十分钟的批斗。当刘少奇据理答辩使“造反派”们无言以对时，一个家伙跳出来让刘少奇当场背诵语录本某页某条。刘少奇一时背不出，那些人便大声嘲笑，起哄。刘少奇镇静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但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当时的历史背景，针对什么问题，当时所起的作用，在理论上有何创新，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无论哪篇文章，我都可以解答！”那些人被说得哑口无言，便喊了几句口号，一哄而散了。刘少奇望着人群走出院门，对围拢过来的妻儿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你们要理解群众。群众认为我犯了错误，他们有权利批评我……这些年党也犯了些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我主持中央工作，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群众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可能会有过火行动，你们也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民……”

在中南海外边，江青正紧张地遥控着蒯大富策划着一个新的阴谋。

1月6日，几个人气喘嘘嘘地找到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马上就要截肢了。王光美一听，直瞪瞪地望着刘少奇。刘少奇说：“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刚要走，又止住了：“可总理关照过，不让我们离开中南海呀！”刘少奇动火了。“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

他俩一块赶到医院，这里哪有平平的踪影，倒见到了被扣作“人质”的源源和亭亭，一群清华“造反派”见刘少奇亲自出面了，一时不知所措。源源大声叫喊：“妈妈，他们要抓你呀！”王光美一听，立即迎上去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只身留在了“造反派”中间。看着刘少奇带着孩子们走远了，她气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天花板，阴阳怪气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智擒王光美’，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