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

我有个很大的毛病，形体上比较疏懒，内心里也不想上进。我从没想过要吃文字的饭。我应该是个很好的手艺人

这是法国诗人缪塞的名句，许多年来为钟叔河喜欢。也可以翻成他自己的话 ：“我一直比较喜欢读书，也喜欢用自己的脑子思想。”

真能不用别人的杯么？钟叔河说，也不尽然。“不过有那么一点儿洁癖，就不那么容易随大流、吃大户罢了。”

18岁（1949年）到《湖南日报》当编辑　图/钟叔河

58岁（1989年）离任岳麓书社总编辑

1985年和朱正（左）合影

与老伴朱纯（2007年已过世） 　图/钟叔河

钟叔河　图/钟叔河

我愿意做一些精细的事情

钟叔河坐在宽大书桌的后面，被两面设计精巧的书柜衬着。成套的、摆放齐整的大部头，细看之下绝非“装修材料”：《四库藏书》、《汉语大词典》、《广汉和辞典》、旧版《走向世界丛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清实录》、《古今图书集成》……这个阳光充沛的客厅在2006年被改为书房，近30平米内没有沙发电视茶几，中间倒有张小台球桌。钟叔河的妻子朱纯（2007年1月21日去世）在离世前10天发表的《老头挪书房》里说：

钟叔河自撰简历　
湖南平江人，1931年生，18岁起当编辑，1957年以后干过搬运、绘图、裱糊和种茶等事，劳作而不废读书，到1979年重新当编辑，直到离休。
学术著作有《走向世界——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等，读书随笔有《千秋鉴借吾妻镜》、《书前书后》、《学其短》、《念楼学短》等。

“我常常笑他‘獭祭鱼’，写篇千把字的小文，也要摊开好多书，这里查，那里对，‘抄都没有你这样不会抄的’。……老头和我商量，要把客厅改成书房，我嘴上没反对，心里却想，‘你都七十多岁了，还劳神费力做什么啰。’但转念一想，他的父亲活到九十岁，母亲也八十多，肯定还活得几年十几年，便同意了。”

桌上的纸笔清清爽爽，周围几个纸屉，分门别类写着“材料”等字样。书桌上还有一个茶叶罐大小的纸盒子，侧壁一角穿了根细铅丝，弯成圆环，正好固定一支短铅笔，旁边挨着血压计和小本子。“自己做的，每天量3次血压，要记一记，做个小环环铅笔不会倒哦。”

我从没想过要以文字为职业，一直想学考古或植物学——有个哥哥是学农的，植物分类学是很有味道的，挖掘人类古文明也很有意思。如果学那个，我自己觉得可能会有另外的成就，有兴趣嘛。你可以写文章，但你总要有门手艺，这样你想写才写，不想写就可以不写。以文字为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搞报纸，树一个典型，要你去写；一个三八红旗手，要你去写；有人跳到河里救小孩，要你去写——不是说他们的行为不好，而是这个事我没兴趣。

如果我不走这条路，我会是一个很好的手艺人，（书架）上面那个刨子是我做的，竹筒也是我在劳改队做的。创造力我不是很强，但我愿意做一些比较精细的事情。

1950年代，钟叔河在旧书店买了本德国人写的《细木工作业》，学做了两个刨子，在当右派的年月里，这两个刨子帮了大忙。他在“文革”中坐牢的9年里，朱纯也学会了做木模。

两个都被打成右派，父母都还在，她（朱纯）哥哥妹妹还是党员干部。我们不愿意连累家里人，就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我是早恋早婚早育，23岁结婚，当年生了一个小孩，4个女儿是一年一个。划右派时（朱纯）肚子里还有一个，这个是无论如何养不活了，送到孤儿院。朱纯在南京的姐姐带去一个孩子，那还有两个女儿。

我们两个出去打工，就是干体力活，先拉板车，很快发现那个活是很累的，身体会很痛，虽然痛了十来天也就好了，但挣钱少得很。我们很饿，没东西吃。不过很快找到门路，就是刻油印讲义。那时没有复印机，大学里有老师的讲义要发给学生，就找人刻蜡纸。我的字也不是很好，但常常能发现老师写的错别字，就偷偷改过来，不让别人知道，也不当面讲穿，或者讲“我认为这个字可能是什么”，这样他发现你减少了他的错误，下次还叫你。

慢慢地，又开始做一些教学模型，做那个刨子就是做模型用的，那是精细加工，普通刨子刨不出来的。我老婆身体好，她还卖过血……

做右派是很苦的，不是肉体上的苦，也没人打我们，最大的苦是碰到认识的人他不理你。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别人不先打招呼，我也不响，省得自讨没趣。

李锐的表扬

钟叔河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湖南平江人。父亲是教数学的先生，解放后当了文史馆员，读书人的“格”留给他的印象之一是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给的吃食。家中本有条件供他念书，但钟叔河说自己有过一个“思想极左时期”，1949年8月，报考了长沙的新闻干部培训班，随后被招进湖南日报社，18岁不到。

这是一个小时候极喜欢看书的孩子。有一次，母亲叫他去买油豆腐，他提着两串草绳系着的油豆腐，一边走路一边看，走到一半，想起来忘拿找钱，急出一身汗。

抗战期间我在平江老家，同龄的玩伴很少，就是读书。抗战前的教科书里，有曾国藩的《讨粤匪檄》，郑板桥的家书，也收了许多白话散文，像叶圣陶的《藕与莼菜》、苏雪林《鸽儿的通信》、朱自清的 《荷塘月色》，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金鱼、鹦鹉、叭儿狗》，都有。

一开始，这些白话文章对于我都很新鲜，因为以前读的都是文言。朱自清的“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读起来摇头摆尾，恐怕更有味道些。但后来觉得，周作人的文章“经看”，不做作，看得懂，每次看都有新的感觉。可能他的文章更对我的胃口：话是平淡的，但有更深的意思；去解读这个更深的意思，就给了好奇心重的少年一个空间。我后来有了一点写作能力，就是从看他们的文章得来的。

15岁，钟叔河用文言写了《蛛窗述闻》，用的笔名叫“病鹃”；抗战胜利后写小说、新诗，用的“杨蕾”。成了公家人之后，“杨蕾”还在做文学梦，1950年小说《季梦千》一发表，立即受到批评，《人民文学》的退稿信中说，“思想水平还不很高，没有写出我们的力量与曾经如何战斗。”他只好将“杨蕾”从梦中喊醒。

1949年开国大典前一天，他正在报社朗诵何其芳的《预言》，被南下老干部批评“啥玩意啊”。老干部建议他多读《评白皮书》。

在湖南日报当记者时他署过的名有：柴荆、龚桥、辛文——可知他跑过的条线和文章内容：财经、公交、新闻。

李南央（李锐女儿）的《父母昨日书》我有，她在美国送我的。李锐是湖南日报社的老领导，但只呆了一年多就到省委去了。我们这些人当时还是小年轻，在他那里不会留什么很深的印象。我这个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形体上比较疏懒，内心里也不想上进，所以不爱搞社会活动，也不想跟领导挨得很近。说起来李锐还是我的同乡，他的姐姐还是我两个姐姐的老师。有过一次很小的交道——

刚参加工作第二天我就下乡，去采访一个农民地下党员孔四爹，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后来当了省农协副主席。有个年纪比我大的老同志带着下去的，他写了一篇给我看，我觉得不够好，自己也写了一篇，贴了6分钱邮票丢到邮筒里了。那天李锐上晚班——大样最早是要省委书记黄克诚签字才能印，后来是周小舟跟李锐两个看，最后才是委托李锐看。李锐看了他的稿子，觉得不是很好，但那个题材又舍不得丢。有人就说，这里还有一篇。就是我的。李锐一看说，这个好，用这篇。

他后来在报纸上这篇文章旁批了一段话，大意是：选稿子要看文章而不是看人，老同志的文章未必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我没看到，别人告诉我的。这样就对李锐有了点好感，所谓知己之感吧。但李锐这个表扬可能是害了我了，否则我可能就不走这条路，就不会后来天天晚上开会学习，从猴子变人学起了。

你没经历过那个年代。50年代是比较紧张的，报社每天晚上组织学习2个小时，星期六晚上不学，星期天晚上一定要学！每个月要小结，每年要鉴定。从猴子变人学起，还有就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还要我当组长。我们这几个人从来没怀疑过这些理论的正确，没有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高度，就是觉得太单调枯燥，慢慢地就想看那些明令禁止的书。

从前长沙的旧书店都在南洋街，后来只有一家古旧书店，负责人姓戴，我们跟他关系搞得很好。禁书放在里面，凭证件可以买，熟了也可以拿点回来，看了好的买下，不想要的再送回去。我们虽然在报社里挨批评，但走出去还是报社的人，可以看到禁书。

“这几个人”是指朱正、张志浩、俞润泉、钟叔河，1957年构成所谓湖南日报“反革命小集团”。这年10月，报社“反右办”出过一本10万字的《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其中有言论“四十八条”，譬如“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强调专政必然会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享受更多的权利”——当年有人正告钟叔河，哪怕湖南日报社只有一个右派名额，铁定也要给他。

钟叔河说，这都是50多年前一条条写出来的，白纸黑字，所以“归右”没一点被冤枉的感觉，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我们4个人怎么会出问题的呢？我们都没有家庭问题、历史问题。朱正的父亲是50年代一个科长，工资18级。张志浩解放前是个教员。俞润泉的问题是乱讲讲出来的，他就是看点书的问题。

我们到旧书店看几本书，就成为批判对象。所以我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坏，有很多人正业搞不好，成天无事寻事，有时候领导还没想到把这个问题列为打击对象，他在那里搞来搞去。这就引起我们的反感，反感就没好样子对他，就结下梁子。

长沙的夏天特别闷热，他常常“挥汗夜读”、“夜读漫抄”，若读出好味，过一阵“夹一筷子”给同好者一尝。前人笔记、日记是他偏爱的，“想从中钩稽一点社会和文化的记录”。从文章长短和书的品相上说，“学其短”、“薄薄本子四号字”为他所爱。书的版式和装订也很要紧，他案头正在细细勾划的书稿就是例证。

我讲自己大好年华都用到拖板车和写检讨上去了，外语也没学会一门，但也拣了一个“便宜”：从1957年到1979年，24年里我不需要作命题作文，也不需要按模式思想，在劳动之余，尽可“自由”地考虑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也能收集整理一些材料。（这个自由，也包括他的好友黄永玉说的“白天受压抑，晚上在被窝里做几个鬼脸”。）我前后大概浏览过300多种1911年前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载，收集到的有200多种。1979年9月平反，刚到湖南出版社就提议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20多年的积累就用上了。

潘汉年说，相信人民

1970年，钟叔河被判10年徒刑，朱纯判了2年。朱纯说 ：“估计我2年会坐满，你10年坐不满。”结果钟叔河坐了9年牢。

1975年，他在湖南省第三劳改队（也叫洣江茶场）呆到第5年时，劳改队来了潘汉年和他的妻子董慧——泥木队犯人偷偷散布消息说，“小平房住进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犯了错误的大干部，有不少书，有钱买鱼和蛋，抽的是好香烟。”

钟叔河在1949年以前看到过潘汉年的照片。时隔20多年再见，身材矮小，面容清癯，头发稀疏而且白发很多，穿一件旧的灰色干部服，手里提个小竹篮，“似乎像一个什么人，可是全记不得了”。

一年多时间里，钟叔河跟这位20年代的作家、30年代党在香港和上海地下工作的一把手、50年代的上海副市长打过两次照面：第一次，他简短地介绍了自己及“罪行”，潘汉年轻轻说了4个字：相信人民；第二次，他劝潘老写申诉，潘汉年留下轻轻4个字：你还年轻。那一年，钟叔河45岁。

钟叔河后来总结道：1955年“反胡风”，他跟朱正、张志浩、俞润泉被整成反革命小集团，随后改为“反动小集团”，后来又改为“落后小集团”，最后说，“本来并没有什么小集团”，二三十岁的人都七老八十了。

我本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编书。（像小童背书一样）我本来是湖南日报社的右派，后来到社会上，再后来坐牢，坐牢之后又平反出来。好，按道理要回报社是吧，可地方报纸做不出什么事情也无法去做，每天那么多任务，要搞宣传鼓动，没时间做自己的事，我就不想回去了。

去湖南出版社是朱正的推荐。4年间，钟叔河编了一套影响深远的《走向世界丛书》。当时没有电脑，要请人抄稿，然后一字一字校对，一句一句加注标点，还要加旁批，做索引，写平均1万多字的导读，付印后还要看几次校样——一个月出一本。因为是一直想做的事，他不觉得累。

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种《环球地球新录》（1876年李圭作为中国企业界代表参加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回国后著此书）出版。到1986年2月出到第36种。钟叔河说，这套书原本计划出100种。如今12卷张德彝的《随使德国记》还搁在他书架上，待印。张德彝8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翔实的见闻录，其中记述赛金花跟长她33岁的洪钧在柏林万德海街近3年生活的见闻真是细密。因为细密，历历如在眼前，“比许多有思想有文才的中国人的游记更有价值”。

为什么要编这套书？“起到一点帮助打开门窗又防止伤风感冒的作用吧。”

到岳麓出版社后，有一次去北京开会，董秀玉说，“钱钟书先生想见你。”

钱钟书建议将《走向世界丛书》前面钟叔河的导读结集出版，他愿写序——他在序言中写道：“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语写一本有关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史，曾涉猎叔河同志所讲的那一类书，当时它们已是冷门东西了。我的视野很小，只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瞻顾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杨绛先生后来写信给钟叔河提及：“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在“不赞成编辑搭车发表文章”的社内环境下，这些导读当年都以不同名字发表：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钟叔河倒念）、金又可（姓名取半），终于纷纷回到作者名下，丛书也有了一个杨宪益先生定的英文版名字“From East to West”（《从东方到西方》）。

最爱周作人文章

50年的时候，在上海读到一本厚书《鲁迅的故家》，作者叫周遐寿。里面有篇文章《一幅画》，哎，我说这是最好的文章。一打听，是周作人写的。周家三兄弟除了周健人，还有一个夭折的四弟，3岁死的，母亲叫周作人找人来画一幅画，又没有照片，不知道什么样子，最后画好挂在母亲的房里。后来又读到一本《希腊的神与英雄》，翻译的人也叫周遐寿（他的英文、希腊文、法文都很好，这本书是从英文译的，原名叫《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里面神的译名，像爱神维纳斯、宙斯、阿波罗这些，译得都跟我以前读到的不同。我就给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去问为什么要换那些译名。那时候对读者来信很重视的，不像现在。出版社就把这封信转给了周作人，周作人给出版社回了信，出版社又把这封信转给了我。就这样，我知道周遐寿就是周作人，也知道了他的地址。张志浩比我大10岁，今年89了，也是我们“小集团”的，他先写信给周作人，周作人给他寄了两本书，还写了字。我后来也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到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启明先生收。

钟叔河在信中写道：“……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最难得有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当时我家纸笔都没有了，我还在拉板车、做裱糊工，条件很不好，买不起像样的纸笔，是到附近小店买的一分钱两张的极薄的一面粗一面光、上面印着红色横线的“材料纸”，一支一角二分钱的毛笔和一小瓶墨汁。周作人收到我的信以后，很快回了信，写了条幅，还寄了本书给我。周作人的儿子丰一后来把这封信的照片寄给我了，原信都归到鲁迅博物馆去了。

白话文里，写得最好的，或者说我最喜欢的是周作人的文章。文言文里，写得最好的是明朝写《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张岱。

这个也用不到我来讲。1933年，斯诺书面采访鲁迅，问了36个问题，鲁迅是书面回复的，所以还可信。斯诺问：“中国最好的散文家是谁？”鲁迅讲了几个人：“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第二个是巴金接受采访讲的：“周作人文章写得好。文归文，人归人。”第三个是胡适在五六十年代讲的：“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就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拉板车的湖南人，周作人也不晓得我后来会编他的书。

曾国藩远在康、梁之上

《曾国藩家书》是解放前湖南家家都有的书。小时候我觉得有可读性，很生动，很诙谐。工作了再读，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有人格魅力。

我对曾国藩最感兴趣的是他超凡的能力：判断分析的能力、协调组织的能力，制定方针政策、把一件事做成功。他的学习能力也很强，他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是成体系的。那些家书都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幕僚写的，有手迹在。最多的时候一天给弟弟写过4封信，派人送去。他那么忙的时候，还做编辑工作，《经史百家杂钞》。不像今天编大书，搞些人来抄，最后署个“总编”名，那都是他一首一首自己选的。他的能力远在康有为、梁启超之上。

而且我认为在政治上批判他也是不对的：说他不该帮满清，他在那个体制内，不帮满清帮谁？说他是汉奸，那么清朝所有的汉人官员都是汉奸。虽然解放后都拿着范文澜的文章批判他，但毛泽东没有说过他什么坏话。

毛泽东和曾国藩的家乡我都去过，我发现他们两个人有些共同的地方：都在县城最偏僻的地方出生。从家里到县城，都不能一天走到，要在路上住一晚。老家有句谚语：“县到县，一百二；府到府，二百五。”从前没有汽车、摩托车，连脚踏车都没有，除了水路以外，人就是靠两条腿走路。清早动身，一天最多走120里。我走过的，抗战胜利我从平江到长沙就是走来的。

再有，他们都不是士大夫门第，但是家里读一点书，是家道处在上升阶段的农家。毛泽东家里没有藏书的，要到外面借书看；他父亲还不大希望他读书，想要他回来帮着做生意。这两家的直线距离也很近。他们两个人离开家乡“出山”时，都已经成年，不是到外面再接受培养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地域文化的一种现象，这个值得研究。

你们要做曾国藩，做深一点，把他当作一个人来写。现在拍曾家的电视剧我没有满意的，里面欧阳氏对自己丈夫说，“国藩啊……”

我怎么有那个胆出曾国藩大全集的？那是82年了，国家想出曾国藩的书，我就提出要出大全集。当时《走向世界丛书》已经出了，有了点名。北京找3个地方的出版社开古籍整理的会，北京、上海，还有就是湖南。拍来的电报说，让他本人来，本人不来，就不要派别的人来了。当时冀淑英老太太还在北京图书馆，所以我就通过她去那里去查资料。那里也没手稿，但有台湾版的影印本，我就拿那个东西来说服大家。在湖南没那个胆搞。

一出来还有很多人反对，报纸也有很多批评文章。当时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从信念上反对出曾国藩、出周作人，要尊重人家有这个自由——扯远点，改革开放什么人最抵触呢？我乱讲啊，也许是不对的，就是解放初期进大学的，特别是文科的，都是一个模子里训练出来的，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也有一部分内部的人，他不是反对出曾国藩、周作人——他可能看也没看过，只是反对钟叔河，望他不顺眼，打起架来抄在手里就是棍子，所以曾国藩、周作人的书就是他的棍子。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小事情，很普遍的。所以不要纠缠于那些小事，否则做不出事来。

当时，有“老同志”状告湖南出版“三种人”：周作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其中两种是钟叔河所编。1989年，钟叔河退休。

在这个国家走上正轨的10年间，钟叔河编撰的出版物有一份长长的名单，但他说，遗憾很多，譬如《走向世界丛书》直到2008年才第一次重印，售价已从最初单本几元钱涨到全套1200元。这跟他当年“让读者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出版理念相距有点远。

难过和自责

钟叔河有开放的视野，虽然他一生只去过4次北京；他也有公道、平和的心态，从他的说话、作文、做人中透出来。

他在平反后终于找到了自己19岁的女儿，她被孤儿院送到了内蒙，并在那里结婚生女，嫁了一个工人。“我们不好叫她甩掉那个人，她自己也不愿意。”在李锐的帮助下，小女儿一家终于回到长沙。现在第三代已现出“走向世界”的局面。

4个女儿一个在美国，3个在长沙。她们每个人又给我生了一个外孙女。大的跟她父母在美国，第二个从英国回来，在深圳做事；现在一个在法国读博士，一个在美国读本科。

杜高曾在一个访谈中忆起当年他与朱纯在同一个厂干活，5级木工朱纯独自抚养一串女儿的生存能力令他钦佩不已。如今，一生“朴实谦和，宅心仁厚”的爱妻已离钟叔河去了。

两年多了，我到现在还很难过。我判10年，关了9年才放出来。她带着3个小孩，还送了我母亲的终。我年轻的时候很调皮，很贪玩，不是一个好丈夫。坐牢出来倒是好些了，但是拖累了她。她为我付出的太多。我对她不起的事情也有，所以自责得很厉害。这两年我老得很快，我估计自己活不太久了。

2007年8月31日，钟叔河在《青灯集》的自序末尾写道：“朱纯啊，书和我会很快来到你身边的，你就好好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