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李鸿章家的女人们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张爱玲
菊耦婚后，高贵娴雅，无论从家世还是容貌，后人常认为“爷爷配不上奶奶”
清流健将张佩纶，因为性格古怪，被认为是相府的“怪味姑爷”
菊耦与母亲赵小莲的合影，赵氏夫人穿的是一品常礼服
李鸿章女儿菊耦与子女（张爱玲的父亲与姑姑）
一部《小团圆》，把张爱玲生前最深的爱与痛揭了开来，裸裎在世人好奇的眼光之下，有张迷说，“我恨不能把这本书在市面上的所有版本全部买下，付之一炬。”
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宋以朗在《小团圆》的前言中举出了Max Brod和卡夫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未遵作者叮嘱销毁遗作的情有可原。张爱玲已经无法挺身而出为自己辩护，而读张的人也不过是徒增叹息。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张爱玲的贵族出身，她与李鸿章之间的血脉渊源，作为前朝大老的外曾孙女，张爱玲并未享受过太多荣华富贵的遗泽，相反，她的一生几乎都在困窘中度过。李氏望族所遗留给她的，仿佛只有那些弥漫着鸦片气息的、无望深宅里的悱恻流言。读者们在她的小说里按图索骥，猜测着谁是小说中破落贵族的原型。张爱玲的舅舅因此生气地说：“她来问我，我什么都告诉她，她却在文章里骂我们！”
她那样入骨三分地把豪门怨事化进小说，因此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几十年后，《李鸿章家族》的作者宋路霞采访李氏后人时，几乎所有老李家人提起张爱玲都是一肚子气。从香港回沪探亲的李家皓对宋路霞说：“张爱玲写小说是为了出风头，她没东西写了，就专写自家人，什么丑写什么，李家人出来工作的也不少，他们的挣扎和奋斗她不写，这算什么？所以我们当年就不高兴睬她……她写别人是病态，她自己本身就是病态……我看她最后也没什么好结果……”
同族把话说到这份上，也算相当刻薄。但张爱玲岂是寻常人哉？她那个从未谋面的外曾祖李鸿章，独独把一项难得的基因遗传给了她，那就是：承受误解与骂名的能力。
《孽海花》里的择婿佳话
其实不单是张爱玲，李鸿章家族中许多女人都值得一书，即使在封建男权社会，她们大多隐蔽在某个男人背后，不为人知道，但她们的光芒也常常要漏将出来。就拿李鸿章的夫人赵小莲来说，这个女生男相的女人几乎是老李的“定海神针”。都说赵氏有“帮夫运”，她嫁到李家的这30年（1863-1892），恰恰是李鸿章在中国政坛上大红大紫的30年，湘军淮军平定天京、老李办洋务、办海军、办学堂，都是在这期间。而赵氏一死，一切都乱了套，甲午战败、撤消职务、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厄运就此开始。
赵氏是李鸿章的续弦，相貌并不漂亮，但生于安徽太湖著名的书香门第，祖父是嘉庆年间的状元、清廷册封琉球国王的正使；父亲是咸丰皇帝的陪读；满门兄侄都读书入仕。赵小莲嫁给李鸿章的时候已经24岁，在乡下算是老姑娘，那个年代的女子大概只有靠婚嫁才能实现自我抱负，她非将才之辈不嫁，也说明她是个有主见的巨眼英雄。
李鸿章子嗣并不兴旺，原配夫人生下的儿子夭折后，不得不过继了弟弟李昭庆之子李经方——这个名为长子的侄儿一生追随老李襄办外交，是他的左膀右臂，此是后话。但赵小莲嫁给李鸿章的第二年，就为李家添了个货真价实的子嗣李经述，过了几年，又生了李经 （又名菊耦）和李经溥两个女儿，菊耦就是张爱玲的奶奶。
两个女儿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老李并不十分重男轻女，他一直把她们留在身边，迟迟舍不得让她们嫁人，因女儿都聪明过人，文墨清通，可以帮他处理公文。尤其长女菊耦，见识高，口风紧，办事细心。张爱玲说，“我祖母也是二十三岁才订亲，照当时的标准都是迟婚。”“因为父亲宠爱，留在身边代看公文等等，去了一个还剩一个。李鸿章本人似乎没有什么私生活，太太不漂亮……他惟一的一个姨太太据说也丑。”张爱玲在小说《创世纪》里写紫微22岁嫁给16岁的少年匡霆谷，就是写的自己的六姑奶奶李经溥。
而张爱玲的奶奶，23岁才出嫁的菊耦，夫婿是李鸿章亲自挑选的清流健将张佩纶。
进士出身的张佩纶，因为一支敢言硬笔，到处弹劾官员，曾经风头很劲。但光绪十年中法马江之战战败，被朝廷发配察哈尔。3年后归来，李鸿章特邀张到天津小住，对他欣赏不已，认为他的才干堪称今世蔺相如，得知张佩纶的继室在发配期间过世，便暗示张佩纶秋后来提亲。
菊耦为相门千金，容貌娴雅，能诗，善琴，懂得奕棋、煮茗，对书画有很高的鉴赏力。而张佩纶年届40，一把胡子，相貌甚至有几分粗鄙，结过两次婚，是一个流放回来的罪臣，怎么讲两人都不相配。据说赵氏当时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但最后，菊耦自己点了头，因为“爹爹眼力必定不差”。
这段东床选婿的佳话在当时流传很广，曾朴在他的《孽海花》中，专门把这一段写了进去：
一日威毅伯感冒，要请仑樵去商量一件公事，踏进房门，早被威毅伯看见，便喊：“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姑娘红了脸，道了万福，转身如飞逃进里间。庄仑樵一面与威毅伯谈话，一面看见桌子上有一本锦面的书，……一翻就翻到两首有关中法战争的诗，起首便是“鸡笼南望泪潸潸，闻到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竟是“功罪千秋付史评”，对他竟是既有责备更有谅解，庄仑樵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下来。威毅伯看见就笑道，不过是小女的涂鸦之作，又说 ：“小女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庄仑樵接着说：“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样的才貌！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听后哈哈一笑竟说：“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说完竟“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领神会，马上托人提亲，威毅伯竟一口应承了。
张佩纶字幼樵，所以《孽海花》里的庄仑樵，当时几乎人人知道是影射张佩纶。连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儿女——张爱玲的父亲与姑姑，都私下讨论这一出是杜撰。按张爱玲的看法：爷爷不可能在签押房遇到奶奶，而奶奶也不大会作诗。
张佩纶后来仕途并未再有起色，李菊耦38岁开始守寡，靠嫁妆维持生活。张爱玲不信爷爷奶奶婚后琴瑟和谐的佳话，连她的姑姑张茂渊都责备李鸿章：“这老爹爹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嫌她老。”张爱玲后来看到一张奶奶中年时的照片，“阴郁严冷”。菊耦让女儿着男装，称少爷，这种阴阳颠倒“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希望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
后来，菊耦的女儿张茂渊，菊耦的儿媳、张爱玲的母亲黄素莹果然都脱离旧式家庭，到海外求学，自食其力，作新女性。张茂渊长年单身；黄素莹冲破婚姻，成了出走的娜拉。
揭开血淋淋的疮疤
也许是《孽海花》提醒了张爱玲，家有传奇，别人能写，我为什么不写？她热衷于打听家族逸闻，并写进自己的小说。而母亲姑姑往往对豪门旧事讳莫如深，因为经历了“五四”，“现在不兴说这个了”。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老实不客气地把姐姐小说里的原型一个个来了个对号入座，“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在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
这姐弟俩还真是统统继承了爷爷张佩纶直笔弹劾、不怕开罪人的本事，张子静在文章里逐一评点：《金锁记》一书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一家的生活为背景，故事影射了李经述三子李国煦夫妇，孙子李家瑾是小说中的“长白”，孙女李家瑜就是小说中的“长安”。小说里的三爷季泽影射的是李经述的四子李国熊，李国熊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
文章一出，张家姐弟就算把老李家全得罪光了。家丑不可外扬，他们姐弟俩居然一个出小说，一个写注释，白纸黑字，指名道姓，叫李鸿章家的后人怎能不暴跳如雷？
张爱玲当然管不了这么多，戏与人生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影子，这个小说痴人不但对李家人下手不留情，对自己的累累疮疤也照揭不误，因为“最好的材料就是自己最熟知的材料”：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一段孽姻，详细到床笫之欢；与电影明星桑弧成为秘密情人，在《小团圆》中首次得到印证；而与美国丈夫赖雅未婚先孕，张爱玲不想要这个孩子，居然在打胎后把孩子扔在马桶里冲了下去。
当时爱玲已有身孕4个月，很担心手术会有问题，但找到的这个医生居然也肯做。
根据谈好的条件，不能有任何其他人在场，所以赖雅事先避开了。医生走后，赖雅走了进来，把一柄劈柴斧子放好，说，“我没出去，就在楼梯口，看见有这把斧头，就拿着，想着你要是有个什么，我就杀了这狗娘养的。”
这次手术，给张爱玲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小团圆》里写到这一节时，说，“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打胎用的是古老的“药线”，医生走后好几个钟头才会发作，把胎儿打下来。当时爱玲肚子痛得翻江倒海，到夜间胎儿才下来，扔在浴室的马桶里。由于惊恐，爱玲看那男胎足有10英寸长。
恐怖到极点的时候，她扳动旋钮，把胎儿冲下去了。“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清秋子《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史——爱恨倾城小团圆》）
事后说给好友炎樱听，炎樱不信，认为一切不过是爱玲的幻觉。
张爱玲早在19岁时写过一篇小文《天才梦》，其中一段可作为她一生的注解：“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世人是难以取悦的，他们也许真的不会“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因为与胡兰成有过一段情，桑弧最初爱上张爱玲，亦不免常常为她的身份立场起疑。桑弧为人忠厚，性格拘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电影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和第一部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都由他执导。当时一班做电影的朋友看他与爱玲彼此有意，曾想撮合这一对。据龚之方当时公开的说法：他亲自上门去替桑弧提亲，而张爱玲的反应是略感诧异。龚之方回忆：
她的回答并不是语言，只是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说下去了。不可能的。
《小团圆》的出版颠覆了这个“不可能”。
燕山笑道：“嗳，你到底是好人坏人？”
九莉笑了起来道：“倒像小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出场，就赶紧问‘这是好人坏人？’”
当然她知道他是问她与之雍之间的关系。他虽然听见说，跟她熟了以后，看看又不像。
他拥着她坐着，喃喃的说：“你像只猫。这只猫很大。”
又道：“你的脸很有味道。”
又笑道：“嗳，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哪？”（张爱玲《小团圆》）
这一节写出了桑弧初坠爱河时不确定的猜忌：眼前这女子，虽然才华横溢，但毕竟是“汉奸妻”，她到底是好人坏人呢？
也因为她身份特殊，他们之间的情爱，必须保密，否则，会拖累了他。所以，当时只有两三个关系极密的好友，才知道他们是情人。
努力向左翼靠拢
其实几十年来，中国文坛的主流语境，难以原谅张爱玲的不光是“汉奸妻”，还有她的“反共文学”。
从1945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被攻击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卖文的“汉奸文人”，这期间的张爱玲，除了参与一些电影剧本以外，在事业上是郁郁不得志的。到了1950年，左翼文艺登上主流舞台，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可争取对象，柯灵、夏衍等人都对她的小说很欣赏，《十八春》就是在这个时节，开始用“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桑弧、龚之方、唐大郎等好友，更是轮番换了化名写文章帮她捧场。小说连载写到一半，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梁京”就是“张爱玲”，大吊读者胃口。
这部脱胎于美国小说《普汉先生》的《十八春》，应该算是张爱玲“与时俱进”的一部作品，也是张在平实文风上的一次成功转型，小说放弃了以往对绮丽意象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以往泼天而来的机智辛辣，转而使用一种温厚的叙事风格，小说的结尾，男女主人公都投身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并焕发起新生活的可能。
《十八春》大获好评让张爱玲再接再厉，半年后，她写出了第二部连载小说《小艾》。
《小艾》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是个异数。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故事，她的答复是她对此不太熟悉，“要么只有阿妈（指佣人）她们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点。”言下甚是不屑。
但此时局势变迁，她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文艺转型了。她笔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所幸与排字工人结了婚，经过苦苦挣扎，才等来了解放的好世道。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备受摧残的身体已不能生育了。这部小说不但“左翼”，甚至跟后来60年代的忆苦思甜小说十分类似。
张爱玲还是秉承她不熟不写的原则，佣人和排字工人，是她惟一熟悉的两个“无产阶级”工种——早年刚成名时，她就去印刷厂参观过自己的书籍付印。但她原本构思的小艾，有心脱离底层身份，曾主动挑逗过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又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发财无望，才怅然笑道：“现在没指望了。”
即便不谙世事的张爱玲，也知道这种真实的人性，在现实政治风气下是不能写的，正如她在《十八春》里所言，“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于是，她草草写了一个故事交差，内心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与当下环境吻合，依然是此路不通！
柯灵曾在文章中回忆张爱玲参加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的情景，当时张爱玲是欣然赴会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席这样的正式会议：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
张爱玲对在衣着上努力向新社会靠拢，也有过一段描述。她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做了件喇叭袖单衫和一条裤子，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一身：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张爱玲《对照记》）
永远的争议者
1950年，土改开始，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谁也不知道张爱玲是什么时候萌生去意的，但是到了1952年初，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她终于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的上海了。
同年7月，张爱玲远赴香港，这一年，她32岁，此后再未踏上故土。
临行前，与姑姑约定，不通信，不联络。姑姑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认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这些照片因此得以存世。
在香港度过了最初的经济困窘，一腾出手来，张爱玲马上开始创作英文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这是张爱玲第一部英文小说，也就是后来很著名的《秧歌》。《秧歌》在美国出版后，《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时代》周刊都给予了好评，其中一篇书评说 ：“这本动人的书，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创作，所显示出的熟练英文技巧，使我们生下来就用英文的人，也感到羡慕。”书的外语版权卖出了23种。
但就是这篇在大洋彼岸引发赞美的作品，在她的祖国却骂声一片。
《秧歌》的故事中，金根是村里劳动模范，但家中常常挨饿，邻居谭大娘骂金根：当劳模是用饿肚子换来的。年关将近，农会规定每家出半头猪和40斤年糕慰问军属，本来就吃不饱的村民提出向公家借米过年，干部们当然不肯，铤而走险的村民决定去抢民兵把守的粮仓，在冲突中金根受了重伤，女儿也在混乱中被人踩死。金根怕政府追究连累家人，躲进山林等死，金根的妻子痛失两个亲人，一怒之下放火烧了粮仓，自己葬身火海。村子里，新年还是照过，干部们带领村民备齐年礼，喜气洋洋扭着秧歌去给军属拜年，扭秧歌的队伍里，也有68岁的谭大娘。
《秧歌》与《小艾》的写作时间，相隔不过短短一年，国内文坛对这本小说几乎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们认为，张从“左倾”一下子跳到“反共”，不免有投机嫌疑。《秧歌》与《赤地之恋》成了张爱玲数十年中在中国主流文坛一直承担“反共”骂名的最大罪证之一，直到“文革”后才获得重新评估。
值得玩味的是，跳出当年的语境，再来看这部《秧歌》，小说批判了农村工作中的“极左”倾向，这种倾向从50至70年代绵延不止，给农民带来极大伤害。离开大陆的张爱玲竟成了反映这一题材的最早的作家，她提前看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新政权背后的问题。内地80年代“新时期文学”描写同样题材的《狗日的粮食》、《犯人李铜钟》等知名作品，比张爱玲晚了将近30年。
过去人们以为张爱玲“反共”，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张爱玲最后嫁给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左翼作家赖雅。人们以为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不过是互相利用，可是赖雅在日记里散步回家去见爱玲的感受是“他正走向他的家，他的光明，他的爱”。人们以为张爱玲一生执于情障，张迷们更是为她遇人不淑扼腕不已，但其实以张的骄傲，她一生最介怀的绝不是某一个男人，而是她的小说，她的天才之梦，她“出名要趁早”的志愿。再爆出10本事关隐私的《小团圆》又如何？作为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她从来不惧被人侧目，她怕的倒是被人无视。但她自己已难以解说，少年时的张狂，老来全部化为沉默，她在沉默中死去了。
死前，她意识到，从她母亲这一辈起就急于摆脱的家族血脉，一直在她身体里，逃了一生也没逃掉。在晚年，她与隔膜多年的亲人终于在心灵上达成和解，她写道，“我爱他们！现在他们正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到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