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枕水，诗词中的中国之味

清代道光年间，闽浙总督孙尔准在同僚韩克均家做客，得以尝到来自山西汾阳的汾酒，其酒清香甘美，如饮三春芳菲。借着几分酒意，孙尔准提笔写下了《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杏花村枕汾水滨，村中风气含古春。春光骀荡何所著，散入汾酒清而醇。”

孙尔准所作《饮芸昉中丞杏花村酒赋谢》一诗，刻录在《泰云堂集》中

他不是第一个写杏花村与汾酒的人，早在那个引无数诗人遥望的唐代，被誉为“晚唐七绝圣手”的杜牧，便以一首《清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传响至今的一笔，其“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在无数酒中君子的梦中，留下了一个诗酒流芳的目的地——杏花村。

作为中国最古老“酒都”之一，杏花村天然便带有中国式的浪漫。掩映在杏花枝叶间的古雅山村，屋檐下弥漫荡漾的清醇酒香，酒之风、诗之韵，与静水流深的文化积淀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多层次的中国之味。

 作为中国古老“酒都”之一，杏花村天然便带有中国式的浪漫。

202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来到了汾阳杏花村，他将循古人足迹，走入氤氲千年酒香的杏花村古镇，在诗与酒中，品中国之味。

杏花古村，春天之味

巍巍黄土高原的万千丘壑，在吕梁山脉东麓倾斜向南，形成了山西汾阳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位于汾阳东北区域的杏花村镇，自古杏树广植，因而得名。每逢花开时节，春雨如酥，镇中杏花如绛霞苍雪，正是许浑诗中所谓“薄烟杨柳路，微雨杏花村”之景。

金色的黄土地，孕育了最早的华夏文明，中国酒文化也滥觞于此。《礼记·月令》载，制酒有“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之“六必”，其中“秫稻必齐”“水泉必香”指向的是酿酒之地的天然条件，而杏花村，无疑同时达到了这两个严苛的条件。

四季分明的气候与富含营养的土壤，令汾河流域的大麦、麻豌豆与高粱茂盛生长，所结之实颗颗饱满。汾水蜿蜒而过，又为杏花村提供了充沛的地下水源，正所谓“十里九度水，清流带寒沙”，这些地下水在黄土与岩层的重重过滤下，变得纯净甘美、富含矿物质，无怪乎清代酒文化大家曹树谷曾对杏花村的水井赞誉有加：“申明亭井水绝佳，以之酿酒，斤两独重。”

气候与水土、风物与技艺在杏花村相遇，造就了中国最古老的酿酒文明。1982年，人们在汾水之滨发掘出了震惊世界的古杏花村遗址，遗址广达15万平方米，最早的堆积层早至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在杏花村遗址中出土的小口尖底瓮，是中国最早的酿酒器，也是甲骨文“酉”字的象形来源。这足以将杏花村的酿酒史，追溯至六千年前的先民时代。

 在杏花村遗址中出土的小口尖底瓮。

而在系统性文字诞生后，汾水之滨的“汾清”更是名声大噪，《北齐书》载，北齐武成帝高湛与河南王高孝瑜情谊甚笃，曾向高孝瑜写手书道：“吾饮汾清二杯，劝汝邺酌两盃。”这与《周礼·酒正》中对“上品清酒”的描述遥相呼应，共同证明了汾酒前身——汾清在酒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谈及白酒工艺时，苑利认为，在元代时，一项白酒工艺革命悄然发生。“（蒸馏）白酒的起源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汉代起源说，一种是唐代起源说，也有宋代起源说，但比较严谨的说法，是元代起源说，这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说白酒（蒸馏酒）并非古法，是在元代的时候从西域传来的。”

在蒸馏工艺发明前，古酒往往存在“薄（度数低）”与过滤后仍留存杂质的通病，而蒸馏工艺则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发酵后的原酒被提取为清香醇厚的高度数酒液，且绝大多数杂质被剔除，令酒质变得晶莹剔透——如今的中国白酒就此诞生，并形成了十二大香型，其中以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型白酒最为古老，因其“入口绵，落口甜”的绝佳滋味而名扬四海。

来自杏花村的酒中滋味，天然与春季相配。自古以来，春季便有饮酒食辛的习俗，《荆楚岁时记》有云：“春正月，饮酒茹葱，以通五藏。”甘洌酒香配上当季采摘的“五辛”之蔬，清香醇美、爽辣鲜甜同时在舌尖迸发，这是中国人关于春天的味觉记忆，也是一场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巧妙际会。

以酒钓诗，风雅之味

杜甫曾在诗中写道，“清谈见滋味，尔辈可忘年。”“味”之一字，不仅在唇齿之内，更在诗人笔墨淋漓之下。历代诗人用珠玑字句，织就锦绣华章，以求诗中真味，而在这场“寻求诗味”之旅中，酒的地位极其特殊。

“《全唐诗》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歌，在这将近五万首诗歌当中，带‘酒’字的有五千一百一十三首，和酒有关的诗有近万首。所以我们说，诗酒同源，喝酒有助于（诗人）进入写诗的状态。”苑利说。

作为诗词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酒与诗歌相伴相生。王维在《送孟六归襄阳》中，以“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述说隐居之乐；而山西人柳宗元则在《饮酒》中写道，“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极力描述饮酒之畅快。尤为著名的是苏轼的《水调歌头》，其序写道：“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其思念手足之情，在酒的作用下被放大，融入词中，千古流传。

“酒是放大器，能够放大古人的情绪。”苑利说。美酒与美景，最易引发诗兴，而兼具杏花缤纷的春色与数千年酿酒史的杏花村，则无疑拥有诗歌的底色。唐代著名诗人薛能在北归时，想起家乡汾阳的风物，便曾提笔写下“雨干杨柳渡，山热杏花村”之句；而温庭筠诗中的杏花村，则带着微微的怅惘：“晚风杨叶社，寒食杏花村。”无数诗人在杏花村欢饮又别离，在落花与微雨间远望碧空飞燕，而这些关于杏花村的快意、忧伤、欢愉或思念，都以诗与酒为承载，为杏花村留下了一份属于诗歌的浪漫意味。 

杏花村景。

古人也早早意识到了酒与诗歌的密切关联，苏轼认为酒“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美酒可扫烦忧，激灵感，助诗兴，因此得到了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嗜酒如命，在被夫人禁酒后，他竟以祝祷为借口，饮酒而歌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而诗圣杜甫也曾将饮酒时闹的笑话记在诗中，并以《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为题，颇有旷达不羁的意趣。唐代李适之不仅爱酒，更爱收藏酒器，据说其珍藏的“舞仙杯”，在斟满酒后，可见杯底的小人摇曳而舞，既然称为“舞仙”，所斟之酒自然以澄澈清香为宜。

从六朝至唐宋，再至明清，文人在雅集上以酒钓诗，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晋代巨富石崇曾建金谷园，会天下名流，帐饮唱和，“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三斗”亦被后世称为“金谷酒数”。而在宋代，画家李公麟用一幅《西园雅集图》，详细记录下了苏轼、黄庭坚等北宋“文人天团”齐聚在驸马王诜的西园饮酒唱和的景象。

当诗人的酒盏相互碰撞，无数名作便倾泻而出，墨与酒在纸面晕染出的，是千年文脉的风雅韵味。

天之美禄，文化之味

杏花村所处的晋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而酒自古便是祭祀、礼仪所不可或缺的一环，当古老文明邂逅甘洌酒香，氤氲而起的，是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味道。

早在先秦时期，酒具便是尊贵地位的彰显，“在器谓之‘尊’、‘爵’，在人谓之亲、贵”。其后的“爵位”之义，便是从酒具引申而出。因为酒乃“天之美禄”，是人的智慧与天赐的合体，因此自带仪式感。

而在唐宋时期，酒已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风雅生活与文艺创作的标配。唐人爱酒如命，书法家张旭与怀素写字时必以酒助兴，并称“颠张醉素”；而宋人更将酒作为举国大事来看待，北宋推行“榷酤法”，将酒业作为官营业务，只有技艺优良的大酒楼才有资格酿酒。饮酒时也将风雅趣味贯彻到底，《都城纪胜》载，在汴梁酒阁之中，将楼下散座称为“门床马道”，而楼上则以层数分为一山、二山、三山，酒量越豪，则座位越高，称之为“过山”。

在民俗层面，酒也早已融入百姓生活。古代百姓每逢年节必饮酒，作为对自己辛勤劳动的犒劳。杜牧所写《清明》便是绝佳案例——每到清明节，人们或饮酒踏青，或以酒祭祖，正所谓“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

而中秋，更要把酒一杯，对月载歌载酒，庆祝团圆佳节。古代有一种趣味横生的“中秋赏月令”，以骰子的“幺”为“月亮”，没摇到的人便自饮一杯，摇到月亮时，则满座皆饮，寓意清辉满庭。这些既是筵席上的助兴，也是深入基因的文化习俗，当甘洌的酒香四溢，人们对风雅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希冀与祝福，便汇流成了中华文脉最蓬勃也最本真的意蕴。

 杏花村中，诗与酒相逢。

一杯清香汾酒，从六千年前的杏花村，流过华夏历史，将古与今串联为一体，与中国人的文化根脉共生。数千年的工艺传承之味、诗词风流之味、文化积淀之味，便这样浓缩在了杏花村古镇的一杯清香白酒中。

它源于杏花村，但绝不仅限于杏花村，无论何时何地，只需碰一碰杯，绵甜清幽的酒味便弥漫开来，一切便尽在不言中，这是属于中国人的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