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你怎么还在做公益律师呀？

今年3月，来北京访问的希拉里第六次接见了郭建梅

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后，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画面里传出郭建梅的声音。这是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14年了。

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三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三个指头受伤，“胳膊腿掉了的都有。”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这是郭建梅1995年与同伴创建的NGO。办公地点已经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初的办公场所是中关村一处简陋旅馆的地下室。

北四环东路办公室旁的一套房子正在装修，敲击的声音不时传出。这是新租下来的房间，加上原来租的房间，办公面积一共是300多平米。这里一年的租房费用10万元，并不算贵，北京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一年花掉的房屋租金达上百万元。

郭建梅接拍这则广告获得的酬劳是100万元人民币。她没给自己留一分钱，所有钱都捐给了中心。这笔钱能加快中心公益事业的拓展：从妇女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等等。一个公益律师网络将会被建立起来。

对于是否要接拍这个广告，郭建梅一直非常犹豫。她不想让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带上商业的成分。她的丈夫——作家刘震云——也劝她最好不要接拍。

最后还是接了。“这样可以把公益律师推向大众，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郭建梅、刘震云和女儿　图/受访者提供

一群孤苦无告的上访者挤在郭建梅的办公室，寻求法律救助　图/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家

中心的办公室挂着一个“家”字。午饭时间，他们在会议桌上铺上报纸，几盘简单的热菜端了上来。一种带有葱香的面饼是大家喜欢的食物。中午饭每个人的标准是10块钱。

整个中心一共是12个人，包括3个行政人员。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块钱，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三五千块钱，行政人员更少，两千多。适逢节日时，会有二三百块钱的补贴。年底每人会有500块钱的过年费。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他们办了两千多个。

“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这样的人会很执着。”

在河南老家，她的奶奶43岁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馍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

两岁时，她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白天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她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

姥爷是工人，下班后会给郭建梅带回些烂桃子，“味道很香”。时至今日，烂桃子的味道都能唤起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在院子里，郭建梅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想跟其他孩子玩，别人都不带她。她还是喜欢跟着去。一次，她跟在后边，别人把门一关，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了下来。“你看，我手上这个地方高一点，就是当年被夹过的。”

最令她心痛的一幕发生在一个元宵节。大家提着各色灯笼走街串巷。她的姥爷买了一个粉红色的画着菊花的灯笼，对她说，小梅啊，跟着他们去走走吧。她就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的后面。有人发现她跟着，转过身就把她的灯笼踢到地上烧着了。月亮底下，她的眼泪哗哗地流。“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

“这些受伤的经历，对孩子的成长也许不好，但这些确实影响了我的性格，特别要强，特别希望帮助弱势群体。我跟刘震云和我女儿在内，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