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档案”与对一个时代的反省——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

在法治社会中，假如有人报告领导说，聂绀弩批评了政府，领导会说，大家都在忙着挣钱，难得聂先生还在关心国家，批评得可有水平？有水平的话我们给发点奖金　

一文激起千层浪

最近，看到有关于聂绀弩的评论文章在感慨当年聂绀弩是朋友们告密才被送进监狱。被点名的是一些文化名人，他们本身也长期受到政治迫害。然后，我才看到这些评论的根源——作者寓真写了一篇关于聂绀弩档案的长文。爆炸性的效应都是来自文中公布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显示，他的罪名部分来自朋友对他言论的揭发。

关于道德的讨论冲在最前面，因为既然“告”的是“密”，告和被告之间总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告密会有恶果，会带来惩罚。把对自己有亲密联系的人，送入一个受惩罚状态，是人之常情特别不能接受的事情。

这样的问题甚至是全球性的。前不久，在布拉格研究院负责管理历史档案的年轻历史学家，发现一份1950年的档案，有米兰·昆德拉的告密材料，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告密的人差点被判死刑。最后被送到铀矿强制劳动14年。档案材料提到是大学生米兰·昆德拉的揭发，却没有留下他的笔迹。而米兰·昆德拉本人否认有过这样的事情。此案至今还是个谜。

另外，在东西德合并之后，东德档案公布也一度使得告密问题公开，涉及面之广，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原有的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维护最基本社会安定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邻里关系等等，都处在崩裂的可能之中，当局不得不暂停公众对一些档案的查阅，或者在档案中隐去告密者的姓名。

因此，有作为“政治运动过来人”的学者指出，告密的根源是几十年严酷政治运动摧残扭曲着人性，而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这样的揭秘会带来许多难以料想的伤害，我们应该停止“揭疮疤”。也有学者认为，告密今天还在自己身边发生，所以，“揭”有警示作用，让大家知道，告密是坏事，做不得，做了之后，有一天可能会被揭示，会被大家所不齿。到底如何是好？

我想，首先要问：是社会制度的哪一个关键点在形成社会的告密之风？

告密的制度关键在哪里

大家注意到，在相似的社会机制下，会出现大量类似的告密，而在另外一种社会机制下，却不会形成一个告密社会。我想探究的是，所谓告密的要害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在不同的社会机制下形成这样的本质差别。

我想，差别的关键不是一个社会机制比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