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二人谈｜陈锋、郭毅：中美ESG有哪些差异？

中美ESG表现和发展路径有哪些差异？未来中国的ESG又将如何发展？这是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专家成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陈锋在美国访学期间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简单而言，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的缩写。从这三个维度评估企业经营活动的可持续性，也是一种识别企业非财务风险和机遇的方法，该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2004年提出。

陈锋是ESG理念的坚定支持者，他20年扎根ESG领域，早在2008年便参与起草了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现在作为金融机构投资负责人，他明确提出“ESG应纳入一切投资决策”。

然而，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新理念和国际通行话语体系，近两年，ESG在中国和美国的发展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景象：在中国，ESG不但从顶层设计上被视为政策创新的工具，而且被纳入到培育区域竞争力的通盘考虑中；在美国，“反ESG运动”则愈演愈烈。

在中国提出新发展理念、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背景下，ESG理念开始与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ESG发展的政策文件。仅以2024年第一季度为例，2月8日，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分别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征求意见稿，引导A股上市公司发布ESG或可持续发展报告；3月1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发布了《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作为全国首个省级ESG行动方案，旨在推动提高上海涉外企业的ESG能力，构筑对外开放合作新优势；3月15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7年，在京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率力争达到70%左右；3月19日，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委员会发布《苏州工业园区ES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苏州工业园区ESG产业政策》，旨在为园区ESG产业培育、集聚发展提供强大引擎。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反ESG运动”却不断发展壮大。2021年6月，得克萨斯州颁布法律，禁止部分州政府指定的养老基金投资于抵制化石燃料行业的金融机构，成为美国第一个提出反ESG法案的州政府。据统计，到2023年，美国已有14个州立法限制在公共投资和采购中考虑ESG因素。2024年1月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The Latest Dirty Word in Corporate America: ESG》，在中国被翻译为《美国企业界的一句最新脏话：ESG》，成为美国“反ESG运动”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为深入探讨中美ESG差异以及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邀请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毅与陈锋就该话题进行交流，由现象到学理，从美国到中国，共同探究未来中国的ESG发展路径。

本期主持：

孙孝文 南方周末研究员

本期嘉宾：

陈锋 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专家成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专家

郭毅 北京工商大学经管学部主任，教授，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专家

美国为什么要“反ESG”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美国的“反ESG运动”？

陈锋：我认为“反ESG运动”这个词非常不准确，“反”这个词把美国社会对ESG的争议扩大化了，且暗示了“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在美国，质疑ESG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美国社会对ESG存在争议并把这种争议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至于企业内部叫ESG还是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是企业自己选择的事情。

郭毅：对，在美国有支持的（人）就有反对的（人），美国有多元化的基础，多元的文化和不同的政治立场，导致对ESG的态度存在差异。

陈锋：在美国对社会议题进行公开讨论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美国社会对ESG存在争议，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反ESG”，更不宜将之概括为一场“运动”，这种话语体系是不准确的。

郭毅：此外，美国对ESG是什么态度，我们不能笼统的给出判断或定义。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通常讲美国的时候是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了，但美国内部是多元化的，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州对社会性议题的观点不同，目前我们不能在“反ESG”这个行为前面笼统的加上“美国”这个主语。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美国社会对ESG存在争议，那么，美国社会为什么会对ESG存在争议？

郭毅：美国社会对ESG存在争议，主要是跟美国的社会治理机制以及政治立场有关。整体来说，民主党对ESG比较支持，共和党对ESG持有抵制的态度（但共和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在ESG具体议题上，不同政治派别的看法观点也是差异很大。

以单亲妈妈这个议题为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目前许多单亲妈妈无法平衡好照顾孩子和工作，处于贫困状态，孩子也相应无法接受好的教育，无法拥有很好的成长环境。对此，一些民主党成员的思路是，社会问题应该由代理机构即政府来解决，即通过税收征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案，给予单亲妈妈政府补贴。但一些共和党成员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政府征税补贴方案会减轻家庭本应承担的经济成本和道德成本，结果将导致单亲妈妈问题的加剧。解决方案应该回归传统家庭伦理，并用法律规定要求那些“不负责任的男人”来承担相应义务，而不能将问题简单推给政府，或由社会买单。

回到ESG，与家庭问题类似，ESG的主体是企业，那么在环境问题、平等雇佣等细分议题上，就会有不同的ESG政策主张，存在不同的ESG“声音”。

陈锋：非常认同郭老师的观点，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围绕ESG发生的很多现象都需要从背后的逻辑进行梳理。美国社会存在ESG争议，和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运行的逻辑有关，甚至可以说，几乎任何议题在美国都会存在公开讨论和质疑的现象。

中美两国ESG发展有哪些差异

南方周末：中美ESG是否存在差异？如存在，差异有哪些？

陈锋：我认为中美ESG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一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导致关注的ESG议题不太一样。当前欧美国家最关注的ESG议题，除气候变化外，是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DEI），包括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反职场歧视、反职场性骚扰等议题。背景是全球化促进了移民人数增加，加剧了文化冲突，老龄化趋势与LGBT群体身份认同增强，职场面临更多新旧冲突，实现多元、公平与包容的迫切性也随之提升。相比较之下，近年来中国“双碳”等环境问题谈的比较多，至于“S”和“G”的层面，公开谈论的比较少。

二是ESG发展的驱动模式不一样，美国是议题驱动模式。在美国，很难说有个专门的部门或牵头部门来推动ESG，也很少探讨ESG体系等相对宏观的话题，在市场中也很少有专门做ESG提升咨询的公司。但具体到每个ESG议题，比如商业与人权、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公司治理等，关注的机构就比较多，而且形成了系统的方法学。

三是ESG治理模式不同，美国是明显的实用主义导向。基于判例法传统，美国的ESG治理模式是立足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比如公司治理出现问题了，就针对性的出台政策进行“打补丁”，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的ESG议题来推动社会进步。整体上看，美国社会不回避ESG领域存在的痛点，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

南方周末：中美ESG存在差异的底层原因是什么？

郭毅：我个人认为中美ESG存在差异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不同。面临共同的现代经济，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进行配合，这是共识。如果说政府行为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市场行为则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两只手如何配合？中美之间在ESG领域中的差异，就是如何协同好两只手更好解决社会问题，区别只是在于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的问题。

ESG所涉及的问题，如人权、气候、多元化等等，这些问题传统上都是公共性问题，而不是商业社会主要关注的问题，传统的解决方案就是政府来解决。但ESG的本质要求超越了这个逻辑，ESG要调动商业社会的力量参与社会性议题的解决，把商业力量作为公共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但如何调动商业资源和商业社会力量？政府与企业的责任边界是什么？实施的合法性依据又在哪里？

中国是“大市场、强政府”的思路，也就是两只手都在用。针对ESG，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顶层设计，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等中央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出台ESG相关的行动指南指引、制度性文件等，引导企业开展ESG工作；而企业则是根据上述原则，结合自身的业务领域要求，实施差异化的ESG行动，并通过信息披露力求让ESG行动绩效获得社会认可。

而美国更多的是秉持广义的自由主义思路，注重市场的逻辑，政府这只手的活动相对受到限制，而市场这只手相对较强较活跃，是个“右撇子”。比如ESG评级，如果某个政府部门参与具体的ESG评级，其合法性是会受到质疑的，并且有向商业社会转移公共治理成本的嫌疑。评级由社会性组织进行，强调评级过程透明公开，程序合法合规，评级结果在接受市场检验中获得社会认可，评级组织自身更是要通过在市场中的摸爬滚打不断积累公信力。

陈锋：ESG很大程度上是在商业和社会问题上的一种均衡，也就是说，企业赚钱不能以环境和社会的成本为代价，通过负外部性来获取利润是不被允许的；同时，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也不能破坏商业的逻辑。这种情况下，政府应立足于规制和监管，确保企业从商业角度看得见动力。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从企业角度看，ESG很多时候是一种成本，企业执行ESG标准是需要承担成本的。既然是成本，就需要有激励或惩罚机制，防止“偷奸耍滑”，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推动ESG发展方面，美国政府一直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规制监管的重点是落实到每个议题上，奖惩分明，让企业有动力去做，这还是一种实用主义思路。

中国特色ESG如何与国际接轨

南方周末：既然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会导致ESG存在差异，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的ESG？

陈锋：近期关于中国特色的ESG提法比较多，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一种现象，其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特别警惕其中的道德风险，特别是拿此作为“噱头”的现象。我们在谈中国特色ESG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特色是什么、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特色，究竟是中国特色还是中国特点，或是中国痛点。

郭毅：中国特色的ESG应当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目标层面，第二是议题层面，第三是议题的实施实践层面。我认为应该提倡“共识性目标、差异化议题、特色式实践”。

在目标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ESG所追求的目标包括很多方面，但核心目标都可以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找到对应映射，也就是说，在ESG总体目标上，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是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共识的原因。

在议题层面，共识性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比如传统文化保护目标，在中国和在东南亚国家表现形式和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应对气候变化，虽然中国和欧盟都在讲应对气候变化，但中国是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制造业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面临的挑战肯定与欧盟国家不一样，减碳的环节、减碳的手段等也存在很大不同，具体议题上必然要有所区别，这也是我们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因。

在实施实践层面，既然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也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鼓励不同的企业，根据自身国情特点、不同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结合自身的行业特点和体制机制特征，开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ESG特色实践。

南方周末：ESG议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否需要本土化？

郭毅：需要。如前所述，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通行的ESG目标是国际化的，但落地议题和实施方案一定是本土化的。

以乡村振兴为例。乡村振兴本身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实践。但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什么？是人的法律权利和经济地位上的一种平等追求，那对应到ESG议题上，就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消除贫困）和第二个目标（零饥饿），以及教育公平、生态涵养等目标。但这些目标在中国当前的实践中，则是体现为在总体规划、招商引资、修路建桥等方面的“有为政府投入”，和企业在价格机制引导下，结合自身的业务领域在特色产业发展、规范劳务用工、生态环保项目等方面的“有效市场行为”。

陈锋：也就是中国特色的ESG一定要聚焦本土化，要解决中国在ESG领域切实存在的问题。以刚才郭教授提到的乡村振兴为例，我完全赞同乡村振兴本质是人的法律权利和经济地位上的一种平等追求这个观点。企业之所以要关注、参与乡村振兴，因为现阶段农村还存在因经济发展不充分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儿童教育、养老、医疗、妇女权益保护等。

总体而言，我觉得以解决痛点和问题为出发点的ESG议题本土化才是各方应有的态度。

南方周末：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的ESG实践如何与国际ESG议题或话语体系进行对接？

陈锋：在当今的世界，我们更需要在不同中找到相同，而非刻意强调我们的不同。趋向“求同”，不标榜“存异”，更容易帮助企业减少国际地缘政治对其影响。在ESG领域，本着这个前提，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才有可能进行更多的交流，从而增进互信和合作。

郭毅：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把中国特色的议题和中国特色的实践混淆了。特色议题是国际共识性目标结合中国情境而设置制定的具体的、靶向性的目标，在宗旨和话语体系上是与国际接轨的，是为了更好地促使企业资源与管理能力“有效”参与本土性、行业性的问题解决。“有效”的前提是“合适”，落到具体执行层面，恰恰是应该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的行业特点、业务领域、技术专长等，开展特色ESG实践。如果仅是为特色而“特色”，背离ESG宗旨原则，放弃共识性目标和话语体系，甚至刻意强化对立对抗，那就是本末倒置。

陈锋：中国企业在与国际交流和对话时，应把这个逻辑讲清楚，而不是一上来就讲这是我们的特色议题。在共同的ESG目标下，再讲中国方案、中国路径、中国实践，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叙事方式，更容易获得理解和尊重。

如何推动中国ESG生态建设

南方周末：在ESG领域，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更好的配合？如何建设良好的ESG生态？

郭毅：首先，社会性的公共议题是需要政府进行宏观引导的，围绕ESG进行顶层设计十分必要。因为每个人都是同时具有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每个人在家里私人空间都有自己充分的生活自由，但一旦参与了公共生活，比如开车上路，就需要让渡自己一定的权利，把这个权利交付给交警等公共机构进行统一指挥，否则公共秩序无法维持，每个人的权利也无从保障。ESG具有多议题、多主体、多层级、多学科等特点，因此，顶层设计和规则制定不可或缺。

其次，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树立边界意识，准确认知自身行动的边界范围，不要越界。政府不要越界很好理解，政府在做好顶层设计之后，该管的地方要管好，不该管的地方要放权给市场，要给予企业充分的信任，给予放权和赋能。但现实中还存在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借助社会责任的名义间接向企业转移公共管理成本的现象。比如在实施家电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中，就有观点认为应该让家电企业自主承担以旧换新补贴成本，但“以旧换新促消费”的宏观经济刺激目标，该不该由微观企业主体买单，这本身是个问题。更何况，家电领域是充分竞争的，很多本就处于生存边缘的中小家电企业可能因此将面临更加困难的经营环境，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与最初的政策预期目标背道而驰。

再次，应该着力构建和完善ESG生态。ESG是一个多主体的综合性生态体系，既包括企业组织、政府相关职能机构、行业协会，也包括ESG评级机构、投资机构、专业咨询机构、媒体、社会组织等。良好的ESG生态是社会综合价值形成和评判的基础与前提。任何主体如果未能与整体生态相适应，仅是基于自身目标进行单向度、局部性的ESG推进，都可能因无法得到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协同而失败。针对优秀的ESG企业或好的ESG产品，良好的ESG生态应在规范有效的ESG信息披露、公平合理的ESG评级，以及消费者负责任消费、金融机构绿色普惠投资、核心企业供应链责任采购、政府市场准入和财税优惠等环节给予优秀ESG实践企业积极、及时的正回馈，这样才能激励企业根据自己的主营业务范围，结合自身优势和资源，在某个议题上做出企业层面的解决方案，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陈锋：借鉴美国的ESG治理经验，除顶层设计之外，在具体的ESG议题上，还需要加强规范和监管，并提供实实在在的激励。在监管规制方面，政府的角色是秩序的营造者，给大家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做到强力监管。比如企业在环保、安全、劳工等议题上违规了，就要进行严厉的处罚，做到外部效应内部化，防止“恶人”得利，否则，实际上是鼓励大家违规，因为违规可以降低本企业的成本，获得好处。在激励方面，要给予ESG表现好的企业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企业节能减排做得好，那么通过转型金融、绿色信贷可以从金融机构拿到一个更低的利率。还是强调一句话，要让商业行为看得见动力。这样，在每个具体的议题上持续不断地去改善，整个经济社会就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