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强 | 爱因斯坦的“科学法庭笔录”

加拿大科学史家杰弗里·克雷林斯腾。

在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科学史叙事中，1919年是有特别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英国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率领的远征队在西非普林西比岛成功进行了日食观测，验证了广义相对论关于恒星的光线在太阳的引力场中会发生偏折的预言。从此，爱因斯坦和他的广义相对论“一举成名天下知”。

广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自牛顿以来人类在三百多年间理解宇宙的方式，赋予空间、时间这些我们熟悉的概念以完全不同的内涵。但当我们面对这样一场思想革命时，除了惊叹爱因斯坦的创造性和洞察力，是否曾感到疑惑，为何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经过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不懈推动和传播才最终得到认可，而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加艰深难懂，也超出了我们日常的经验范围，怎么靠爱丁顿领导的一次观测就被完全接受了呢？

事实上，情况与我们经常在课本或者科普读物中读到的内容截然相反。在1919年的日食观测前后的那段时间里，科学界对爱因斯坦和广义相对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广义相对论有三项重要的预言，实际上全都是天文学预言：水星近日点进动新值、引力红移和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折。因此，不管是想证实还是证伪广义相对论，都离不开天文学家的工作。

《爱因斯坦陪审团：检验相对论的竞赛》（潘涛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23）书影。原著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这些天文学家正是加拿大科学史学家杰弗里·克雷林斯腾（Jeffrey Crelinsten）的作品《爱因斯坦陪审团：检验相对论的竞赛》（Einstein’s Jury：The Race to Test Rel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