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宪：逆全球化加深,中国如何应对?｜新金融大会

逆全球化加深，中国如何应对?

南方周末于日前在北京举办的首届新金融大会上，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祝宪发表“逆全球化加深，中国如何应对”主题演讲时表示，从全球趋势看，要争取再全球化的最大可能。一方面，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寻求效率和公平的再平衡；另一方面，尊重合理诉求是实现再全球化的前提。中国发展则应重视制度性开放。与此同时，要破除GDP中心论，克服软预算约束，加快要素市场改革。

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祝宪

再全球化是最应争取的结局

祝宪认为，当前全球化进程遇到逆转的强大压力，全球经济前景面临不确定性。

他回顾历史时称，最近一轮大规模经济全球化浪潮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进入高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生成与扩展存在特殊的时代背景：地缘政治重大变化，以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结束释放和平红利；科技进步促使相关要素成本大幅度下降。电脑开始在全球普及，互联网大面积应用，远距离通讯和运输技术成熟，集装箱运输快速发展等，国际贸易成本大幅度下降；各国实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贸易和投资政策相继出台，关税降低，出口导向取代进口替代。

在这种背景下，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全球配置资源，全球产业链形成。生产和销售效率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条件好、成本低的地方投资设厂，研发、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分工细化，形成了复杂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此举不仅推动了原材料和最终消费品的全球贸易，更加快了中间品和服务的全球流动和交易发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交换，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发挥比较优势，向发达国家市场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尤其是中国开始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加入世贸组织后，得益于丰富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和强大的政府执行力，经济快速发展。

他认为，全球化带来经济繁荣是不可否认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贸易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对参与分工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巨大的财富正效应。而中国改革开放恰逢其时。一方面，各地政府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另一方面，投资环境不断完善。充沛、勤奋和有纪律，且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加上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国内市场迅速扩大。中国逐渐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地，并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开放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但是在这种模式下，也产生了种种问题，今后演变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演变可能性而言，将有彻底的去全球化、半全球化和再全球化三种可能性。

他先后分析了这三种可能性。首先是半全球化。当前去全球化力量蔓延，地缘政治进入紧张态势，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在疫情中充分暴露。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市场主体跨国公司不得不调整战略，效率优先让渡为安全优先，适当收缩产业链，分散风险，但代价则是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公司利益受影响。这是牺牲效率的必然结果，却是最为现实的选择。从全球经济角度看，总要有人为此埋单，大概率最终仍是广大消费者。

全方位的彻底去全球化发生的可能性不大。当然这是在不发生世界级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前提之下。

而再全球化是最应争取的结局。但想要促成这种局面难度不小，一方面世界各国必须吸取上一轮全球化的经验教训，争取达成全球范围的基本共识，达到效率和公平新平衡；另一方面，排除各国民粹派的干扰，注重保护全球化中脆弱和易于受损害群体，形成可操作的补偿机制。

单边保护主义加重全球化的弊病

全球不同经济体的处境不同，对策也不尽相同。

祝宪认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目前注意力集中于两点：一是如何保持自身这些年来的经济领导地位，二是如何解决国内种种经济社会问题。美国认为当今世界能挑战他们领导地位和霸权的就是中国，从贸易战、科技战到“小院高墙”，不管效果如何，都是美国在后全球化时代应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从过去长期批评产业政策到如今正式拥抱产业政策。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和保持经济霸主地位出发，采取包括巨额补贴、限制高科技和相关产品的自由流动等政策措施。

二战后，各国对产业政策争议不断，褒贬不一。1980年代，世界银行曾发布《东亚奇迹》报告。这是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关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韩国等。当时，美国并不认可政府主动干预经济，实行产业政策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没有效率。而今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美国财长耶伦，纷纷提出美国也要推出产业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和遏制中国。但产业政策不是万能的，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有。

欧洲可以成为再全球化的争取对象。欧洲经济竞争力总体上不如美国，创新经济乏善可陈，在政府干预经济上也有些力不从心。但欧洲主要国家历来以贸易立国，敌视全球化的势力也许不如美国那样极端，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大国大多已是中等收入国家，也是全球化的受惠者，具有赶超发达囯家的潜力。但在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部分中间派多处下注，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全球化停滞倒退和重组的不确定性阴影下，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面临的风险最大。贫困仍是这些国家发展中的最大挑战，一些中小国家政府能力不足，人力资源质量较低，经济结构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工业化水平低下，国内市场狭小，不足以吸引外资，更难融入全球产业链。同时，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还面临新科技革命冲击，有可能被排除在下一轮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红利之外。

这是全球化的局限性和弊病，对生态环境和财富分配上都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然而没有一个经济模式是完美的，如今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全球治理新模式求得解决，但这方面的诉求受到单边保护主义的限制，不但没有解决现存的矛盾，甚至拖延和加重了这些矛盾。

尊重合理诉求是实现再全球化的前提

再全球化的阻力来自何方？祝宪认为，对全球化持反对意见的人很多，有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者，有从信奉不同经济思想者，也有强烈民粹主张者。但最重要的反对力量与全球化分配不公不均有关，与全球化带来的负效应不成比例地发生在特定人群和地域有关。

以美国为例。由于种种因素,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业占比连年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工会力量强大，许多美国企业把生产基地移出美国，搬到中国、墨西哥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以降低成本和增加竞争力。

这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特别是中部一些传统工业州形成所谓“锈带”，工厂倒闭或搬迁导致大量蓝领工人失业，转行困难，许多白领中产也面临收入水平停滞问题。而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配置资源所得到的利润并没有也不会对这些受害群体进行充分补偿,财富更大程度集中到顶级富豪手中,特别是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服务业和科技产业新贵手中。

这种再分配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引起普通人的公愤。许多失去工作的人直觉上将这种不公平归罪于全球化。他们认为本身工作是被新兴市场经济体抢走的。而这种认知又被民粹派政客所利用。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下，反全球化，包括迁怒和归罪中国就成了政客捞取选票的必选项。对全球化产生的局限性和相关弊病的合理批评转变成非理性的谩骂，甚至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这就为逆全球化和实行保护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要区别国际公认的市场规则和西方囯家双标

由于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成为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当今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又是全球化的主要捍卫者。

然而，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下，在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祝宪借用朱镕基总理当年“何以解忧，唯有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话求解。

他建议，对外开放中，要高度重视制度开放。虽然国际环境严峻，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华防范越来越多，保护主义和限制因素加大，但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要把国际公认的市场规则、惯例和西方囯家双标区别开来。比如美国违反WTO的规则，时常以国家利益名义破坏规则。这种就是典型的双标。再如我国已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难度虽然不小，也必然有国际政治因素的反对和干扰，但我们应对标CPTPP主要标准，借鉴合理做法，进行有魄力的改革。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

过去几十年，中国积累了一整套对外招商引资并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性很高。这让中国多年来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理想落地国。但在现实变化的条件下，过去以行政方式给予生产要素方面各种优惠政策的方法应做适当调整。

现在再单靠土地和税收等优惠吸引外资事倍功半，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转型需要摸索新的模式方法。透明、公正、法制、稳定和中性的政策环境，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才能让投资者放心安心。

对内改革则应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破除软预算约束、加快要素改革三方面着手。

从GDP增长为中心转为高质量发展为中心。从政策执行到企业经营，都应大声疾呼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重要的经济衡量指标。根据世行和布鲁斯基金会最新研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慢。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恢复增长，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不是内生动力所驱动，投资效率不高，资源配置浪费大。

要注重克服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针对传统计划经济运行体制弊端所提出的重要经济观点。虽然中国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但对经济投资领域内的短期行为仍普遍存在。

其根源仍是软预算约束作祟。一些地方过度借债、过度投资，浪费公共资源；一些企业明知风险很大，仍一意孤行，造成经营困难，甚至到了倒闭边缘。而在软预算约束下，相关决策者不担心被问责。

他还建议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的顺利改革将会大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区域融合仍需突破性创新

祝宪还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是中国最发达、市场化程度最高、最外向型的区域。倘若各自进一步整合为紧密的超大城市群，则具有无限潜力。如能尽快到位，将使中国经济从质量到规模再上一个新台阶。

但他表示，近几年来，虽然两个重要经济区的融合和发展获得不少进展，但也遇到一些重大挑战。

一是相关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布局，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和相关规章制度也不尽相同，还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和投资环境。

二是对外开放程度，包括制度性开放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还存在三种法律制度和三种货币，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之前，金融开放和自由流动仍需创造性突破。

在这两个中国最发达区域的融合和发展中，服务业是台柱子，特别是包括金融业的高端服务业。金融业是生产性服务业代表，其他还包括研发以及其他技术服务、信息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等。

如全球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一样，生产性服务业是中间性服务，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推进技术创新和商业化上作用亦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