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博士说 | 朱勇：历史研究联系现实要恰如其分，不能过于牵强

博士档案：

朱勇，1955年生，安徽无为人。新中国第一位法制史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位博士

1974年-1978年，高中毕业后，在安徽省合肥市郊区蜀山园林场插队；

1978年-1982年，在安徽大学哲学系学习；

1982年-1985年，在安徽大学法律系，攻读中国法制史硕士学位；

1985年-198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中国法制史博士学位；

1987年毕业留校任教；

1990年晋升为副教授；

1993年晋升为教授；

1995年任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所长；

1996年任法律史学博士生导师；

2001年9月-2015年5月，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

现为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会会长，教育部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华司法文明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23年10月12日，朱勇在中国政法大学办公室。（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图）

在新中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博士中，现年68岁的朱勇算是年轻的。

1974年高中毕业，朱勇在园林场插了4年队，原以为会一辈子和果树打交道。

三年后，高考恢复，23岁的朱勇进入安徽大学政教系学习。如今，这个年纪或许已经本科毕业，但在当时，朱勇班里最大的同学已经31岁，别的系还有父子同时入学。用他自己的话说，“耽误了四年，但不算太久”。

改革开放的序曲已经奏响，经济领域春潮涌动。1978年底，安徽大学将1977级政教系，改为哲学和经济学系。朱勇想调到经济系，未果。

后来，他继续在安徽大学攻读中国法制史硕士学位，并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中国法制史博士学位。

1987年6月，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正式决定，授予朱勇法学博士学位——学位证编号是“博87001”，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法制史博士，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培养的第一位法学博士。

2023年10月12日。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里，行人步履匆匆。走进朱勇的办公室，看到整面墙的书籍，时间仿佛又慢了下来。

在采访中，他两次提到，自己的经历比较平淡，希望能写得“低调一点”“平实一点”。

朱勇说，几年前，他接受了《（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法制史卷”的编写组织任务。他现在的愿望是，编写出一部真实再现中国法律演变的专门史，并得到法学界和史学界的共同认可。

“隐隐约约感觉到社会风向要变了”

南方周末：1974年，你18岁刚高中毕业，在合肥市郊区蜀山园林场插队。当时干了哪些活？

朱勇：主要围绕果树干活。包括给果树松土上肥、除草剪枝、打药排水、采摘看护等，果树季节性强，比农活还要累。

吃桃子的感觉很好，但夏天采摘桃子特别难受。衣服穿多了热；穿少了，桃毛沾到身上又很痒。桃园里树枝低矮，地上都是沟沟坎坎，只能弯着腰把一筐筐桃子扛出去。

不过，园林场聚着几百号年轻人，总能找出乐子。果子成熟时，需要24小时看管。如果值夜班，晚上8个小时都不能睡觉。有人来偷果子，大伙兴致高涨，分兵把守，力图把人抓住。没有人来偷，反倒觉得夜晚枯燥无味。

南方周末：在园林场待了4年，有机会看书吗？

朱勇：基本上没有我们喜欢看的书。有一些学习材料，一般也不太爱看。当时“批林批孔”，把孔子叫成“孔老二”，翻出他的言论以供批判。大家觉得孔子的话挺有道理，但听了专家分析，觉得专家说的也有道理。这才有兴趣读一读，读了之后跟人聊天可以显摆。

也有少数读物在私下流传，拿到书之后如饥似渴。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