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怀念郭在贻老师
郭老师在课堂上对《楚辞》中的难解之词，以及往日学者以为“无解”之词，作了精彩的解释。从王逸、朱熹、洪兴祖，到郭沫若等当代诸楚辞学名家，都在他精妙的“解诂”面前，露出某些弱点。
责任编辑：刘小磊
郭在贻（1939-1989）。
郭在贻老师从根底里是一个十分骄傲的人。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我读到他在1977年11月21日写给哥哥郭连贻的长信，畅谈书法流派及当时知名书家，挥斥方遒，非胸中藏有百万兵，不得如此。而手迹所见书道造诣之深，令我骇然。因知其论，乃从胸臆中自然流出，在他，不过是与其兄长的平常谈论，因系私信，无须拘束，遂直言不讳，说得酣畅淋漓，而非欲故作惊人之语也。
郭在贻致其兄郭连贻书。
1988年，郭老师与学生合作完成《敦煌变文集校议》初稿，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也是充满自信而非自夸。这样的语气，在他的书信和与友朋的话语中，都可以看到或听到。
我与郭老师只曾偶接謦欬，他个子不高，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当他微眯着眼扫视而过时，有居高临下之势，令我不禁心生退缩。
那时他刚过不惑之年，身上仿佛凝聚着无限的能量，光芒四射，不能直视。尤其是汉语史领域，他是在姜亮夫、蒋礼鸿先生之后扛大旗的人。1986年7月，经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批准，杭大中文系在姜亮夫先生之后，迎来了一批新的博导，他们是：沈文倬、蒋礼鸿、徐朔方、郭在贻。前三位都已年过六旬，郭老师才47岁，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导。
在我读本科时（1978-1982），他给78、79级开过选修课，当时我没选，但我对他则是仰望已久。
当时，77级的几位同学，受郭老师古代汉语课的影响，自发组成了一个兴趣小组，展开语词训诂研究。其中有一位叫边新灿，是我的同乡，且我俩同龄，所以交接略多。他说：“郭老师学识渊博，上课幽默，其中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发现一个新的义项就像发现一颗行星。’可谓照亮了我的心灵。”于是他一头扎进古书堆里，做卡片，抄语词，到四年级时（1981），就在《杭大学报》和《中国语文》发表了论文。那年他才21岁。他的毕业论文也是郭老师指导的。我读过他登在《杭大学报》上的论文，所释语词，证据确凿，令人信服，与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做法简直一模一样。他说，文章写成后，战战兢兢地呈递给蒋礼鸿先生，居然得到热心指导，并向《杭大学报》作了推荐；《中国语文》的文章则是他自行投稿而录用的。那时很多老师都苦于写不出论文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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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