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和艾滋病共生

如果病人可以得到像我一样成功的药物治疗，HIV对寿命就没有直接的影响。我想我能活到70、75，也许80岁

1997年10月21日早晨，从高等法院的公共休息室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平时不费力气的两层楼梯成了南非法官埃德温·卡梅隆（Edwin Cameron）的生理极限：

我的所有体力都在两腿间耗光了，大汗淋漓。肺腔里好像也注满了水，口干舌燥。没有痛感，只有挥之不去的疲劳。

还有恐惧。

这是卡梅隆在自传体著作《艾滋证人》中的追忆。

靠在墙边休息时，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的卡梅隆知道，一刻也不能拖了，下午他就得去找医生。尽管医生将要告诉他什么他心知肚明——在他体内潜伏多年的艾滋病毒发作了。

“我在此宣布我是艾滋病人”

1986年，一次同性性接触使年轻的卡梅隆感染了HIV病毒。那一年12月19日下午3点，医生给他打来了电话。通话时间很短，消息却是令人震惊的。卡梅隆感到愤怒：“没有预兆，没有计划，没有要求，也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我毫无准备。……他好歹也该斟酌一番，怎么样让我知道、让我接受才比较合适。”

那晚，他独自去了约翰内斯堡闹市区的一间酒吧。他想买醉，却只换来无比清晰的刺痛感。他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力。

1980年代，人类刚刚发现艾滋病，视之为不治之症。33岁、前程似锦的南非人埃德温·卡梅隆就这样被“宣判”了。“我要死了”——他摆脱不了这个念头。漫长的煎熬就此启程 ：开始是种种“类AIDS体征”接踵而来，如胸部感染、喉咙疼痛等；媒体对艾滋病死亡率的悲观报道加剧了他的恐惧感——尽管实际上他的病11年后才发作。

从那天起，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卡梅隆默默承受着这个不可为外人道的事实。后来他慢慢地告知密友和家人。但他有所保留：“真正的病因我没有说。‘AIDS’这个词还是太大，太可怕，太意味深长，太——终极了。”

艾滋病毒大规模传播最初是在北美，但目前感染者最多、发病率最高的地方是贫困的非洲。今天，约有3000万非洲人携带HIV病毒或已经成为艾滋病患者。南非的感染者占总人口的11%到12%。

1986年8月，南非矿业商会组织公布了30万男矿工的验血结果，其中约800名感染了HIV。这800名矿工被逐回原籍。

这次事件激起卡梅隆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争取劳工权益的冲动。从那时起他过起了“双面生活”：公开场合他是为弱势群体奔走的人权律师，私下里他也和艾滋病毒朝夕相处。同偏见和不公抗争的同时，卡梅隆也在和自己灵魂深处的羞耻感较量。他意识到，歧视不仅来自无知，来自社会习俗，也来自深受其害的感染者自身。

卡梅隆家有位30多岁的园丁Gladwell（化名），经过8年相处，他们早就亲如家人。2000年底卡梅隆注意到Gladwell的身体变差了，问他是否去看过医生。Gladwell坚持说这只是肺结核。但几个月过去，Gladwell吃的“药片”没起丝毫作用。

此后卡梅隆因公搬家。半年多后他得知消息：Gladwell已在老家津巴布韦去世。他宁愿死，也不接受卡梅隆的帮助。对他而言，得艾滋病的耻辱远比疾病本身和随之而来的死亡难以面对。

当时很多人羞于承认自己感染或患病的事实，包括卡梅隆本人。这种煎熬到1998年才告一段落。那年圣诞节，36岁的南非妇女Gugu Dlamini因在电台公开自己是HIV感染者被社区同胞用乱石和尖刀袭击，不幸去世。3个月后，卡梅隆终于决定告诉世人：我也是一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