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是一种政治智慧
管理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如何管理却体现智慧。把敌人变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敌人是最简单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时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贫富差异、阶层歧视以及官民冲突等等。这都是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符合事实的判断。因为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价值和思想文化多元时代，尊重差异和容忍“异端”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思路。否则，从政府管理方面说，可能会把小事“办”成大事，把本来行政成本极低的事，变成管理成本极高的行为。
近三十年来，中国基本是在开放时期度过的，因为科技手段的广泛普及，今天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类文明的许多共同结晶，已有了基本的认识。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有了很强的法制观念和人权观念。一般说来，居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基本利益受到极大伤害的前提下，不会主动与政府闹对立。在强弱冲突中，作为强者的政府，如果能以理解和同情作为判断事实的心理前提，通常会把社会矛盾化解到最小程度。我们倡导和谐社会，其实就包括了容忍和尊重不同选择的意愿。
我注意到国家最近在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时的思路已发生了改变，就是：只有真切地了解到了社会群体事件发生的基本前提，有了符合事实的判断，才最容易用小的行政成本化解社会矛盾。这个思路建立后，官员在处理社会矛盾时的观念就转化了，因为政府面对的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因为利益受到伤害产生过激行为的人。在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社会中，对政府来说，提高行政水平，或者说提高执政能力是最关键的，最好的行政，也就是成本最低而效率高的行政。
实事求是，敢于承认现实矛盾，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许多非常精辟的判断。比如改革开放前，广东人冒险偷渡香港的事时有发生，有人向邓小平汇报，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如何如何。邓小平的判断非常简单：香港的工资高嘛！这看似简单的判断中，包含了他对社会和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没有这种洞察力，就没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这就是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
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思路的改革，对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很有帮助，有时候思路一调整，顿时就有柳暗花明的感觉。对政府管理者来说，管理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如何管理却体现智慧。把敌人变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敌人是最简单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时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在全球化时代，信息难以封锁，许多简单的事，因为管理者缺少行政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近三十年来，中国基本是在开放时期度过的，因为科技手段的广泛普及，今天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类文明的许多共同结晶，已有了基本的认识。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有了很强的法制观念和人权观念。一般说来，居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基本利益受到极大伤害的前提下，不会主动与政府闹对立。在强弱冲突中，作为强者的政府，如果能以理解和同情作为判断事实的心理前提，通常会把社会矛盾化解到最小程度。我们倡导和谐社会，其实就包括了容忍和尊重不同选择的意愿。
我注意到国家最近在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时的思路已发生了改变，就是：只有真切地了解到了社会群体事件发生的基本前提，有了符合事实的判断，才最容易用小的行政成本化解社会矛盾。这个思路建立后，官员在处理社会矛盾时的观念就转化了，因为政府面对的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因为利益受到伤害产生过激行为的人。在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社会中，对政府来说，提高行政水平，或者说提高执政能力是最关键的，最好的行政，也就是成本最低而效率高的行政。
实事求是，敢于承认现实矛盾，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有许多非常精辟的判断。比如改革开放前，广东人冒险偷渡香港的事时有发生，有人向邓小平汇报，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如何如何。邓小平的判断非常简单：香港的工资高嘛！这看似简单的判断中，包含了他对社会和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没有这种洞察力，就没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这就是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
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思路的改革，对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很有帮助，有时候思路一调整，顿时就有柳暗花明的感觉。对政府管理者来说，管理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如何管理却体现智慧。把敌人变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敌人是最简单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时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在全球化时代，信息难以封锁，许多简单的事，因为管理者缺少行政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