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应该怎么拍？——《黄炎培》引发的名人传记片攻防战

3月，在重庆紧锣密鼓拍摄的20集传记电视剧《黄炎培》后院“起火”。

黄家后人在各种场合抗议《黄炎培》剧作严重失实，黄炎培的儿子、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者黄方毅公开声明，批评《黄炎培》主创人员对黄炎培历史形象进行歪曲，质疑剧作编造绯闻迎合低俗的趣味，粗制滥造。

黄炎培一生从事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黄炎培出任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3月6日，国家广电总局重大历史人物办公室负责人刘文峰，就黄家后人与《黄炎培》剧组的争议表态：“《黄炎培》于2008年5月通过立项审批，并公布在国家广电总局网站上，但到目前并未同意拍摄。”对于剧本的问题，刘文峰表示此前一直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正在拍摄的《黄炎培》属于违规操作，刘文峰表示：“需要调查了解后才能给出说法。”

剧组立项报批的天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任唤起的说法是：“开拍有关黄炎培先生的电视剧，不管是生平还是史实，都是经过北京、天津有关方面同意的。就家属提出剧本方面的一些意见，也是和剧组还有北京方面协调过的。现在黄炎培的家属中就只有黄方毅一个有不满情绪，但只要有一个家属单方面反对，就是剧组没有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也就是失职，所以剧组已经在处理了。”

黄方毅是黄炎培最小的儿子，他非常不满天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任唤起的说法：“我们家大多数对《黄炎培》剧本失实持反对意见，反对由张铁林出演黄炎培。”反对的理由是张铁林“影视形象油滑”，与其父“在形神上皆有距离”。张铁林的英籍也是黄方毅不满的地方，他认为黄炎培一生致力于国家的复兴，不应该由一个以外籍为炫耀的演员来出演。

张铁林坚信自己是饰演黄炎培的合适人选：“黄炎培是大教育家，我在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书，也是搞教育的。”

3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友谊宾馆南楼采访黄方毅。政协委员黄方毅正在参加政协全国代表大会，然而他不得不花时间应付有关《黄炎培》的采访，无奈中，黄方毅把自己的意见贴到新浪为他开的博客上，一时间点击率飙升。

黄炎培全家福。黄方毅说，黄炎培一生经历丰富，他当时就建议编剧第一件事就是钻图书馆，让“研究生程度的人”找资料　图/黄方毅

绯闻、津腔、毛血旺

黄炎培早年致力于教育，学生很多：胡也频、殷夫，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范文澜、王淦昌、华罗庚、孙起孟、蒋经国、蒋纬国等都曾是他的学生。越南开国领袖胡志明也偷偷听过黄炎培授课（黄炎培生平详见27版）。

黄方毅曾经于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克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一次他为《华侨日报》撰写“黄炎培的故事”，在哥伦比亚大学地下六层的书库查找父亲的传记，翻遍书库的书目竟没能找到父亲一本像样的传记，这使黄方毅很惊讶。此后他致力于黄炎培的历史研究，希望为父亲写一部传记。

虚构黄炎培，歪曲黄炎培，是黄方毅对《黄炎培》剧组愤怒的原因。

电视剧《黄炎培》起源于2007年，有人在天津排演独幕话剧《黄炎培》，黄方毅看过，认为还可以。不久有人找他，表示要拍电视剧《黄炎培》，编剧就是编独幕话剧的编剧肖桂林。“我的态度很明确，第一，演员我们要把关；第二，本子我们要看。”黄方毅觉得《黄炎培》难在剧本上，黄炎培二十多岁开始办学，历经满清到新中国，先后涉足教育、经济和政治领域，这样的人生历史不做功课是不行的。黄方毅建议编剧第一件事就是钻图书馆，找“研究生程度的人”跑资料，不要轻率上马。

制片方点头答应，说要来京请黄方毅做顾问，协助编剧修改剧本等等。

黄方毅说，此后他再没有见过制片方的任何人。

去年年底，黄方毅偶然听说《黄炎培》即将开拍，主演张铁林。黄方毅开始了漫漫投诉路。

婚外情是黄家最不能接受的“硬伤”：“黄炎培一生两个夫人，原配王纠思，去世两年后，跟我母亲姚维钧结婚，婚后他生活严谨，没有任何绯闻。现在剧作里加进一个叫林素玉的女人，前后跟他产生情感纠葛十多年。剧本里‘黄炎培’说十几年最对不起的就是她，要没这句话还可以，有这句话‘黄炎培’的情感生活就暧昧不清。我问他们凭什么这么编造，他们说是观众爱看。戏说乾隆你可以编，可这是当代人物，一代开国领袖，而且是传记历史，怎么可以这样乱编？”“第二个硬伤，剧作里有两个人，一个叫庄子云，一个叫尚逸民，他们在黄炎培身边前后几十年，和他亲历各种重大事件，但这是两个不存在的人。历史上跟黄炎培有关的重要人物多是有名有姓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虚构两个没有的人，他们说这两个人集中了很多原型，我说那你们把原型写出来，他们写不出来。写原型要做功课，要考察原籍、事迹……他们现在的做法省事。”“吃毛血旺”是第三个硬伤：“我父亲心很慈的，四十多岁时，看见屠杀牛羊以后就哭了，此后到去世，再也不碰荤的。毛泽东请他吃饭，国宴中也要专门给他准备素食，毛泽东叫‘黄道素食’。稍微做点功课都知道，他们却在片子里让黄炎培吃毛血旺。”

剧作中的天津方言也是黄方毅认为失真的地方，黄方毅形容剧组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黄炎培的孙女、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园，非常反感张铁林来演爷爷：“张铁林的戏，不管是演皇帝，还是遗老遗少，都是一个表情，玩世不恭、油滑和造作，我们认为他不适合演黄炎培。”

张铁林影视剧字母表上特别注明的英国国籍，也让她“非常反感”。

“剧本里写到的黄炎培动辄聚众喝酒，给人感觉就是一个酒肉之徒，可是我祖父是前清举人，上过蔡元培的公学，有很好的修养，生活严谨，气质内敛，怎么能有那么强的江湖气？”黄且园说。

《黄炎培》剧组似乎是个神秘的剧组。除了主演黄炎培的张铁林和扮演周恩来的刘劲松，很难找到制片方的任何消息。

2月4日，在黄方毅的坚持和干预下，主创人员进京举办《黄炎培》家属座谈会，制片人兼导演洪宝生，编剧肖桂林出席；黄家出席的有黄方毅、黄且园等11人。

编剧肖桂林表示，《黄炎培》的剧本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本想写黄老一生，但解放后的历史不允许表现，所以写到建国时。黄炎培老先生的事迹是一座大山，我能表现的只是这座山的一部分。”

肖桂林同时说，剧本2009年1月8日已经通过广电总局复审：“重大历史剧题材的规定很严格，统战部能批，说明该剧应该能。选择张铁林的原因，年龄合适，家喻户晓，自己也办教育，喜好收藏，学历高，这些都和黄老很像。”

对毛血旺，制片方解释说：重庆有一家店专门卖素的毛血旺。

剧组预计拍摄三个月，按现在的进度来看，七八月能拍出来，10月可以播出。

黄家人也加快了干预的速度，黄方毅给有关部门写信，希望在亲属干预无效的情况下，相关职能部门能负起把关的责任。然而，制片方并没有因为家属的异议而缓和拍摄的进度。

“他们强行拍摄，对家属的意见置之不理，他们只有拍摄了，才能把拍摄的2000万资金融到。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他们可以融到2000万的投资，第二他们可以到广电总局重大题材管理办公室申报，你们不让拍，那2000万怎么办？他们制造一种‘先生孩子后登记’的事实。”

放荡的酒鬼和权力最大的人

《黄炎培》剧作的争议,再度引发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纠葛。

在中国，拍摄名人传记影片或者电视剧，除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样“没有争议”的形象，几乎没有不受当事者批评和反对的。

2月11日，柏林电影节的惟一华语参赛影片《梅兰芳》在柏林公映，之后的记者会上，欧洲记者对导演陈凯歌的提问直指要害：拍《梅兰芳》是否受到了创作限制？陈凯歌委婉地说：“因为梅先生的儿子在，他是我们很重要的顾问，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我不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我应该对他表示尊重。”《梅兰芳》里“梅”的形象“格式化”，也是国内影评对影片的一大质疑。

戏剧性的是，陈凯歌“创造性”的另一个角色“邱如白”，在柏林公映时受到了齐如山后人的抗议，齐家后人不满电影《梅兰芳》多处桥段给观众留下了“邱如白就是齐如山”的印象，同时又虚构了很多情节来歪曲齐如山。齐家后人用各种文字致函柏林电影节组委会，要求撤销《梅兰芳》参评资格。

人们一方面指责陈凯歌把梅兰芳写得高大全，另一方面又指责陈凯歌把邱如白写得太猥琐。到底名人影视改编时，创作者有哪些权利，名人之后又有哪些权利？

关于重要历史人物的影视剧改编，《中国电影管理条例》规定，必须由审查委员会审查。

这基本上是一个“虚”的规定，对于此类案件，大致有四个问题要搞清楚：一、侵犯了谁的名誉权。名人去世后，这个权利就不存在了，受害的其实是其后人。二、后人与名人是否直系亲属。三、区分善意和恶意，艺术作品进行演绎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要看它最终的目的和本质倾向是褒还是贬。四、播出范围的大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侵权人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而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无论是“目的和本质倾向是褒还是贬”，还是“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在名人影视剧范畴，很难有绝对的法律界定。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法学教授、媒体政策法规研究中心主任李丹林说，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争议可以依据具体情形，通过侵犯名誉权诉讼（或者称为诽谤诉讼），或者通过侵犯隐私权诉讼等民事诉讼来进行。如果存在虚假表现，导致对于被表现的人物的形象产生消极影响，影响其名誉，损害其人格尊严，原告就可提起侵犯名誉权诉讼或称诽谤诉讼来维权；如果在作品中发表了被表现的人物有明确意思表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个人隐私，原告人可以通过提起侵犯隐私权的诉讼来维权。不过，被告往往会以自身所享有的宪法规定的表达自由、创作自由等发动一个宪法诉讼来对抗。

好莱坞对于拍摄名人传记，几乎有着绝对的自由，《飞越疯人院》的导演米洛斯·福尔曼1984年拍摄的《莫扎特》，没有把莫扎特当成圣人来描写，而是将笔墨放在平庸、善妒的宫廷乐师萨列里与不谙世事的莫扎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上，一反对古典音乐家的“造神运动”，影片在第57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夺得八项大奖。

米洛斯·福尔曼的另外一部影片《性书大亨》也是人物传记片，讲的是美国色情杂志主编莱瑞·佛林特，一次把一位神父放进他的黄色刊物里，神父以诽谤罪把他告上法庭，佛林特经过漫长的辩论，最终赢得官司，成为美国言论自由历史上著名的案例。

2006年，英国电视四台制作了一部影片《总统之死》，以“纪实风格”虚拟了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2007年被刺身亡的故事，在影片里，导演加布里埃尔·兰杰用电脑CG技术，把布什的头放在演员身上，然后安排叙利亚杀手在布什脑袋上开了两枪。“虚构了采访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有关人士以及布什被杀后采访英国政府人士的情节，是一次对美国外交政策如何限制民权、伊拉克战争的后果以及美国安全保障系统的清醒观察。”影片受到了美国评论的声讨和两家主流院线的抵制，认为是“彻底的低级趣味”。最终这部“低级趣味”的电影还是在美国91家影院公映，2007年布什也好好地活着。

活着的布什2008年又出现在银幕上，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在传记片《W.》里，讲述了小布什为入主白宫所进行的斗争，甚至包括年轻时代布什的酗酒闹事、赌博，醉酒驾车被警察逮捕，斯通在接受美国《每日综艺》采访时表示:“影片会公正而又真实地描述布什这个人，看他如何从一个放荡的酒鬼变成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我觉得西方看待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是有分水岭的，恶搞与诽谤是不一样的。我倒觉得中国在人物传记影片方面很拘谨，这类电影也很少，常是主旋律高大全，一个与言论自由有关，另一个我个人觉得与长久以来中国的‘小说史观’有关，容易把小说与历史挂钩，因此对号入座。”李丹林说。

英国电视四台制作了一部“纪实风格”的影片《总统之死》，虚拟了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2007年被刺身亡的故事。最终这部“低级趣味”的电影在美国91家影院公映，现在布什也好好地活着　本报资料图片

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在传记片《W.》里，对当时还在 任的总统小布什毫不留情，影片不但讲述了小布什为入主白宫所进行的斗争，还对小布什年轻时酗酒闹事、赌博，醉酒驾车被警察逮捕大书特书。影片在去年美国大 选前公映，斯通说：“影片公正而真实地描述了布什，是如何从放荡的酒鬼变成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　本报资料图片

影视剧不能当历史演

在国外，也有言论自由小于名人形象的例子。

李丹林说，最著名的案例是德国“靡菲斯特案”(Mephisto Case)，这一案例在德国相关案例汇编中的页数和卷数中有介绍。

德国著名作家克劳斯·曼恩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讽刺小说《靡菲斯特》（Mephisto），这部小说以作者妹夫古斯塔夫·格朗根斯为原型，叙述了一个演员抛弃自由理想、投靠纳粹而成名的故事。作者认为，格朗根斯代表了“典型的叛徒，腐化与玩世不恭的可怕象征……靠出卖自己的才能来换取庸俗的名誉和短暂的财富……”

1964年，德国出版商准备重新发行该书，其时，格朗根斯本人早已死去，但其养子在汉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该书发行，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要求，发布了禁令。出版商不服判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书所含的杜撰生平故事损害了已故演员的形象，维持了上诉法院的禁令；出版商又向联邦宪政法院提出申诉，依据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三款规定：“艺术与科学、研究与教学皆应享受自由”，宣称最高法院的判决侵犯了《基本法》绝对保护的艺术自由。

最后，由于宪政法院讨论此案的过程中，对案件的判决出现了四对四的投票结果，因而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获得维持。“这一案件从宪法层面来看，就是人格尊严与创作自由发生冲突如何平衡的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到在对于过去已故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表现才是恰当的问题。这一案件在德国之所以原告能够获胜，是因为在德国《基本法》中，人格尊严的价值是一种核心价值。文艺作品即使是表现了一个这样的人物，也不能损害其人格尊严。同时，之所以原告的主张能够获得法院的支持，还在于小说中有‘杜撰的生平故事’，这些损害了‘已故演员的形象’。这实际上也说明对于历史人物的表现，首先要符合历史真实，即使是基于创作的需要，需要做一些艺术加工、艺术想象，但是这些应遵循不损害历史人物的名誉、人格尊严等原则。”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电影学博士王田在论及中外传记影视改编引发的争议和诉讼现象时说：“国外对人物改编所持的态度较为宽容，出现争议也多半把它归于艺术评论的范畴，不见得上升到法律范畴，两者的界限也许是，是否尊重人物人格，是否基于基本事实。”

在李丹林看来，中国大部分名人影视剧改编的质疑，“属于文学评论范畴，不属于法律范畴”：“比如，对于一个非素食者来说，表现他吃了一种他没有吃过的肉食，这无伤大雅，但是对于一个基于某种信念或信仰而素食者，表现其吃荤，这不仅违背真实，而且这样的表现伤害其形象，损害其人格尊严。”

1965年黄炎培去世，电视剧写到1949年。解放后，黄炎培在开始的时候对新政权、对毛泽东抱着直言进谏的态度。最典型的事件是1950年春夏，连续给毛泽东写几封信，最重要的是万言书，黄炎培对当时的“大跃进”式虚报产量，“镇反”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提出批评，对当时的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意见。黄炎培不仅写出“万言书”，还要求当面向毛泽东陈情，气势咄咄逼人。毛泽东把“万言书”打印之后，作为国务院文件下发。黄炎培不罢休，执意当面谈，毛泽东接受了，他们谈话三个小时。旁边有人听黄炎培的发言直担心，有个叫龙云的云南官员，说黄炎培的言论都是反动言论，是要杀头的言论。

在近代史学家杨奎松的研究视野里，黄炎培是有极强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但在晚年，黄炎培受权力限制，尤其建国以后，黄进入领导层，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越来越少。

杨奎松研究近现代史，更关心像黄炎培这样的历史人物后来的转变：“关心他们变化的内在逻辑和社会成因，即使是在‘文革’，也还是有知识分子保持其独立精神，如陈寅恪，但这些人不介入政治，也许一旦介入政治就没有办法再保持其独立性。”

黄方毅否认要一个正面的黄炎培形象：“我们只要求重大事件符合历史事实，他一生做过很多有价值的事情，他们哪怕讲一两件也可以。整个剧本看下来，很少有社会意义。作为一部传记剧，即使不是还原历史，哪怕能正视历史也好。”

黄方毅公开抗议数天之后，至今没收到制片方的反馈，深感无力的黄方毅表示要抗争到底，他的要求是更换主演、修改剧本，如果仍不见回应，只有诉诸法律。

杨奎松不太担心影视剧对历史庸俗化的改编，他反而更担心，那些所谓的红色经典和革命历史，把影视作品当作历史来演：“只要读过历史书的人是会知道黄炎培大概是什么样子。重要的是历史书要和所谓的革命题材、红色经典分清楚，把它们当成真的历史来拍的所谓传记片和事件片，危害性相对比较大，因为现在国家往往会把它当作正面的历史教材来使用。比如重庆谈判、西安事变、开国大典，所有这些片子都是经过重大题材审查组看过的，每个镜头都是被挑过的，绝对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尊者讳的问题，都是确定了的，有很多框框，强调主旋律，突出正面的、光明的、积极的、向上的等等。我们怎么恢复它的真相呢？要恢复历史真相还得批判性地恢复。这是历史学家的难度。”

（实习生魏頔对本文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