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治学记

跟着《东方红》学日文
    我个人认为，国内“中国学研究”的谱系要推到２０世纪的２０年代，是从王重民先生才开始真正的中国学研究的。王先生原来是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后来是北大教授，他从１９２０年代起，在法国和美国追踪敦煌文献。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中国学”研究，但他做的工作是当之无愧的筚路蓝缕。后来，王先生的朋友向达先生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向达先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也是北大教授。另外还有两个人要提一下，一个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先生，他在１９３０年代开始研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另一位是朱谦之先生，他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他从１９４０年代开始注意研究中国文化是如何传入欧洲的。
    此外，１９４０年代在北京有两个组织——中法大学的“中法研究所”、燕京大学的“燕京哈佛学社”——开始从事中国文史材料的编纂。建国之后，这两个组织都作为侵华机构被封存了。现在，这两个机构编纂的材料都在北大图书馆。
    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建国之前，曾在中法大学任教。１９６４年他提出“燕京哈佛”和“中法”的资料已经封存了好多年，我们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能不能从北大找几个功底好的学生去翻翻。
    这么着，北大副校长魏建功先生就推荐我留校做这件事。这样，我初次接触到了所谓“Ｓｉｎｏｌｏｇｙ”的知识。
    提到魏先生，这里要插一句，台湾人今天之所以讲国语，有８０％的功劳是魏先生的。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推行皇民教育，台湾人大部分讲日语，剩下的讲闽南话。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是魏先生的朋友，派魏先生带领人马到台湾推行国语。当时很多老师也不会讲普通话，魏先生他们就设了一个国语电台，好比明天该讲这课了，提前一天，电台里一遍一遍地播放这一课的课文和生字。这样经过三年，台湾的教室里面开始讲普通话了。
    当时日文是很不吃香的，除了日语专业的全校只有９个人在学日语。“文革”时，我不是革命对象，因为北大当时要革命的对象太多了，根本轮不到我这个助教；我也不是革命动力，革命动力都是比我们年轻的红卫兵，而且我的出身也不好。我就到处找唱片，当时只发行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的唱片，有英文版的也有日文版的，我反反复复练习听力，熟能生巧了。

  ３卷４００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刚出版，耗时２２年
图片由中华书局提供

鲤鱼洲上读日文版毛选
    让我去整理“燕京哈佛学社”的资料我很高兴，我对传教士的历史素来有兴趣，因为我父亲和叔叔姑姑都是教会大学毕业的，我有时候就抄录《辞海》的传教士、教会大学的材料。我去的时候，这批资料已经封存了１４年，满地的灰啊。我弄了不到两个月，就接到通知不弄了，因为齐燕铭出事了，说他是修正主义。
    不久，我也去了鲤鱼洲的“五七干校”，书是不能带了，我就带了日文版毛选。
    鲤鱼洲五七干校成员全是北大、清华老师，直到今天，北大、清华的老教师们还记得那里。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农场，有关同志看过之后认为，农场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农场，半山腰，整天日雾气腾腾，交通不便。有关同志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
    我在鲤鱼洲呆了一年多，１９７１年７月回到北大，在未名湖边碰到了杨晦先生，杨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文革”说他是“修正主义”。开批斗会的时候，杨先生用一个布包包厚厚一摞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的马恩全集，跟红卫兵辩论：我没有修正，德文版就是这样阐述的，是中文版翻译错了，中文版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俄文版本身就有问题。
    我碰到杨先生的时候，他先是问了我一些关于干校的事，然后突然问“你外文没丢吧？”我说，我在看日文版的毛选，应该还可以吧。他又问，那就好，英文呢？我说英文丢了不少。他说，外语这个东西不能丢，以后再学点德文，看经典还是看原著好，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不要觉得学外语没用，以后肯定有用的。
    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很感动。有杨先生的教诲，我才抓住日文不放，以至后来做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开始没有明确的意识，只是认为我们搞古典文化的人，如果对国外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化没有一个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于是我尽我的能力在北京图书馆看一些杂志，主要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编一些东西，做一些零星的报道。
    当时有个叫《古籍整理情况简报》的小册子，由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编辑的（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简报》的主管是低我两届的同学杨牧之先生，后来他做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现在是中国出版集团总裁。他很有眼光，对我说，“我们需要了解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我这个小册子简单得很，你可以大胆地写，我给你登。”从１９７９年起，《简报》发了我很多关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报道，像《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史分歧的见解》、《日本学者论〈诗经〉》、《日本学者论＜尚书＞》等等。１９８１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日本学者十年来对中国古史十大问题的研究，他还特地给我出一个增刊。
    我自己还出了一个刊物叫《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通报》，我们中文系主任给我点钱，我和我的同事摸出一点小情况，看差不多够２０页我们就出一本，铅印的封面，里面全是打印的。
    另外还有一个搞中国研究的刊物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史研究》，里面主要是翻译，介绍法国和欧洲的一些情况。这里我要提到孙越生先生。他本人是王亚南先生的学生，主攻经济学。以前社科院有个情报研究所，里面有个中国学研究室，他是主任。他编了一本书叫《外国研究中国》。孙先生找到我，让我写一个日本研究中国的研究机构的介绍。
    那是１９７４年，邓小平执政、整顿开始了。日本京都大学看到中国的新局面， 就向中国科学院发出邀请，希望组成一个六七个人的访问团去日本，当时中央认为北大是最合适的，于是就从北大挑了六个教师，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带队的和翻译，我就是中文系的那名教师。
    孙越生先生找到我，说你去过日本，对日本有相当的了解，我们想编一个东西，理一理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在研究中国文化，他们都研究些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日本人申请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了之后有的都被我们搞错了，研究文学的介绍到宗教所去了，研究历史的介绍到哲学所去了，你得赶快帮我们编一个目录。
    我说我有一些名片，还可以帮你查点资料。后来我就编了一个２００人的名单给他，他看了以后说２００人应付不了了，太少了，你给我弄到５００人吧。
    名片不够用了，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去，翻阅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

三个图书馆，七八个月，七百人的名录
    我在北图呆了两个月，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呆了两个月，上海图书馆呆了三个月，总共七八个月把这个名单编辑了出来。
    北京图书馆当时是八点钟开门，去借书要等柜台里的服务员聊完天，快的半个小时，慢的一个多小时。中午就更麻烦，你没办法吃饭，因为要吃饭就得把书还掉，吃完饭再排队借，差不多也得折腾一个多小时，而下午５点钟图书馆又要关门。所以我中午饭就不吃了，肚子饿好说，渴实在让人受不了。后来发现，北图一楼的男厕所里有自来水，喝水的问题就解决了。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怀念北图的那个水龙头。
　　中科院图书馆更讨厌，它从中午１２点到２点关门，我没地方去。后来我发现，有一个２路车，从那儿开出来到蒋宅口停，我拿着月票坐上车，开到终点，再坐回来，一个半来回差不多正好就是闭馆的时间。开始上去没有座位，从蒋宅口回来的时候就有了，我还可以趁机休息休息。
    说来说去，上海图书馆最周到。他们看我天天去看书，就问我是不是要借大量的书，我说是，他们就让我把书单子开出来。我说我要几百本呢，他们说没关系，你开出书单，我们正好有个空房子，可以把书给你搬到那里去，以后你来我们就给你开门，你走我们就锁门，等你回来看。我说那太好了。
     三个图书馆泡下来，我整理了一份７００人的名单给孙先生。
    我把名单给孙先生之后，他觉得很有意义，又问我能不能出一本日本研究中国学学者的辞典。我说，出辞典要求太高了，第一材料必须真实，第二量必须够。他说，所以才找你啊，你想办法，以后必定有用。
    当时我没想到这有什么意义，现在这本《日本中国学家》被誉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一部资料书。过了两年《苏俄中国学手册》出来了，又过了两年《美国中国学手册》也出来了，都是孙先生主持编写的。这三本书基本提供了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入门途径。
    这本书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没有被收录进去的日本学者很不高兴，认为我瞧不起他。有日本学者要访问中国，签证的时候，就有日本学者对签证官说，你们中国学者严绍璗先生编辑的《日本中国学家》中有我，见第某某页，这样我就开始被日本社会学界注意了。

没有用中国钱去做外国的学问
    又过了十年左右，１９８５年，我到日本京都大学做客座教授。我是京都大学第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的客座教授。
    出国之前，我跟华夏出版社商量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将２０世纪日本中国学研究中有代表意义的学者著作翻译一下，再就每人写一些研究述评性质的文章。到了京都大学之后，我就与竹内实先生商量，他后来担任过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是位著名的中国学家。他很赞成这件事，最后确定了３８个日本学者，这３８个学者你拿到世界上任何研究中国的机构去都是一流的。
    回国时，这３８个人的眉目我已经弄清楚了。但华夏出版社的老总换人了，他们不想出我的书了。后来我就让我的博士生做这个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只出了３个学者的研究专著。看来这件事要成为我的遗愿了。我个人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一部《日本中国学史》，可以稍稍安慰的是，直到目前此书还是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中国人研究“国际中国学”的国别史中非常有价值的著作。此外，从１９８５年正式起步，我独立编著了近４００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３卷本）—— 我是三十几岁的时候有了编这本书的想法，４４岁的时候开始跟中华书局协商、立项，到现在６７岁，２２年了，一周前正式出版了。《北大新闻网》上称这４００万字是“以最基本的文本事实，论证了中日之间两千年的文化联系，并且为东亚文化研究和‘日本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本书是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研究中日文化关系的最宏大的基础性文献考察报告。”
    我做这些事，包括我三十几次去日本，用的都是日本人的钱而不是中国政府的钱。我惟一可以自慰的就是：我没有用中国国民的血汗去做一门外国的学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