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斯坦:我是善意的女性主义者
“50年内,只有8位女性荣获龚古尔文学奖。我,就是最后那一个。”
我写书可不像舀3勺汤那么快!我的小说通常要写上四五年。创作这部小说,就像绵绵不断的波浪,把最初的各种场景逐步丰富起来
“50年内,只有8位女性荣获龚古尔文学奖。我,就是最后那一个。”
64岁的葆拉·贡斯坦有双猞猁般的眸子,任光阴流转,总也掩不住锋芒。自小说《将心比心》1998年夺魁龚古尔,她成了该奖10年来惟一的女性得主。
贡斯坦 图/Hélie G
我写作是为了做给我父亲看!
“作家总在同一块土地上耕耘,我就像一个播种的小女孩,我的成长10岁就停止了,一切都定格在童年记忆中,正如《将心比心》中几位女性探究自我时发现,所有的创伤都来自她们的童年。”
贡斯坦的父亲从前是随军医生,母亲自己教育孩子,她跟随全家在亚非多个国家生活,这些经历最终化为写作素材。《将心比心》之前她已创作了7部小说:关于非洲的《乌尔加诺》、《巴尔塔》和《白人精神》;追忆童年的《私人住宅》、《伟大的卡巴尔》、《小姐们的世界》;以及1994年获龚古尔奖提名的《科贝纳托的女儿》。
“小时候,父亲总对我说,听别人使唤是种幸福,这样可以修行。”然而小贡斯坦却是个十足的叛逆者,甚至怀疑一切。“我童年时的格言是‘全部’与‘虚无’。我一直寻找一种彻底而独有的爱,但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我曾很不信任我周围的人,四五岁的时候我读了《白雪公主》,此后不管母亲给我吃什么,我都让她先尝尝。”
回到法国,这个乖戾女孩被送进附庸风雅的宗教寄宿学校,“我第一次看到学校操场已经11岁了,里面的修女都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模样,严厉至极。可以说,我受的教育使我成了个十足的不适应者。”
在小说《科贝纳托的女儿》中,那个惧怕父亲的小女孩最终征服了一座人迹罕至的山峰。35岁起步写作,同样出于贡斯坦对父亲的反抗。“我写作是为了做给我父亲看。小时候,我在一大群人面前给他看我的听写作业,我犯了20多个错误,他当众说:‘你永远也成不了弗朗索瓦·萨冈!’读过《科贝纳托的女儿》后,他只是对我说:‘我要批评你,你写得不怎么样。’直到现在,争论中还是他赢。”
贡斯坦有条名叫朱斯蒂纳的狗,“长着蝙蝠的耳朵、母牛的脖子、猪的身体、公牛的屁股,还有大象的蹄子。”1994年,《科贝纳托的女儿》与龚古尔奖擦肩而过,这条狗成了她的安慰。
女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时
4年后贡斯坦拿出小说《将心比心》。从构思到完成,这部作品花了她8年光阴。“我写书可不像舀3勺汤那么快!我的小说通常要写上四五年。创作这部小说,就像绵绵不断的波浪,把最初的各种场景逐步丰富起来。”小说情节很简单,没有轰烈的奋斗,也没有感人涕泪的生离死别,凭借高超的心理描写对人性进行透彻残酷的剖析,最终登上龚古尔奖宝座。
“我来了,我看了,我赢了,然后呢?”围绕这个主题,四个女人一台戏,在火热交谈中回顾各自的人生,她们都曾被抛弃,痛苦回忆结成了永不消褪的伤疤。“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些残忍,那是因为我不想隐瞒真相。一些人认为:女人总是美丽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过了60岁还能体验疯狂的激情。但我想说,衰老是难以承受的。”
诙谐笑谈中,贡斯坦不着痕迹地擦去了女人脸上的脂粉,用乖巧而残忍的文字,将人们的私生活暴露无遗,猛然敲醒你,让你无法逃避。
“写作《将心比心》,我从3部电影中得到灵感。一部是伍迪·艾伦的《内心深处》,在水族馆淡绿色的氛围中,讲述了姐妹之间深深的悲伤;一部是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还有一部是丹尼斯·阿康特的《美国末日》,他第一次让这些女人开口,她们咯咯地叫,下流冷笑……除了构筑一间密室、创造一种气氛,我在小说中更想让大家听到女人间的谈话,展现这些女知识分子聚在一起时是怎样呐喊、呻吟、诅咒并争吵的。”
《将心比心》被贴上了“女性主义”的标签,且惹了不少麻烦。“几乎在任何国家,女性主义都被简单看作‘捍卫女权,视男性为一切糟糕的源泉’,我的作品因而在许多国家遭到抨击。在伊朗出版时,译者告诉我,作品不仅要受国家出版局审查,还要转到妇女委员会再审。其实,这部小说既不是女性主义小说,也不是反女性主义小说。”贡斯坦颈上的大串红珊瑚惹目地晃了起来。
美国女性主义者令人生畏
人物周刊:您是一名法国作家,但《将心比心》的小说背景被安置在美国,能否说说您的创作初衷?
贡斯坦:这部小说涉及女性生存的困境和痛苦,某种程度上和美国女性主义小说有相似之处,我想表现整个大背景下女性主义发展的样貌,特别是女性主义者们失望的状态,由于20世纪下半叶欧洲向美国发展,所以这部小说以美国为背景。
人物周刊:那欧洲女性生存处境有何变化?
贡斯坦:我年轻时女性的状态并不很好。比如,1968年我要参加法国教师资格考试,首先得经过我丈夫同意才能注册;直到德斯坦总统执政期间,在法国丈夫依然有权拆阅妻子的信件,女性却没有堕胎权。
不过,我是个善意的女性主义者,我能理解男性。在美国,许多女性主义者令人生畏:她们把所有难题推给男性,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但她们又离不开男性和他们的欣赏,最后自掘坟墓,构造了一个疯狂竞争的世界。
人物周刊:龚古尔奖的女性得主中,中国人最熟知玛格丽特·杜拉斯,您和她都曾在法属殖民地成长,有相似的生活背景,很想听听您对她的评价。
贡斯坦:我非常欣赏杜拉斯。尽管她当年以《情人》获奖,但我个人觉得早期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才是她最优秀的作品。《情人》中杜拉斯更多围绕私生活,尤其是母女间的冲突展开。但她在这种不堪的生活中陷得太深、难以自拔,最终游离于写作之外,导致《情人》的描写缺乏深厚的功力。但是,这部作品最受欢迎。
人物周刊:提及杜拉斯、萨冈这些法国著名女作家,读者确实对她们的私生活也抱有很大兴趣,不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贡斯坦 :这可能是阅读通俗化的一个过程,理解一个人的私生活自然比理解她们的作品更容易。事实上,当那些女明星要结婚的时候,大家就更关心这些八卦了,事实就是这样。
人物周刊:谈谈您敬佩的女性?
贡斯坦:我敬佩包法利夫人、克莱芙王妃和乔治·桑。她们的经历很让我着迷,我欣赏她们扭转定局、挑战命运的方式。包法利夫人激起了男人对包法利主义的蔑视,但她本人要复杂得多;克莱芙王妃退出世俗,拒绝接受从受害者变成害人者的幸福;乔治·桑从一个被出卖的孩子到男爵夫人,一生都与命运讨价还价,她敢于揭露,但又害怕她所揭露的东西,她的自传《我的故事》给我很大震动。
人物周刊:您在法国担任龚古尔、费米娜等文学奖的评委,能否谈谈评奖情况?
贡斯坦:法国每年有2500个文学奖,平均下来,大概一个奖分配给一个作家。这跟法国作家的薪酬有关,他们的版税很少,需要这些奖项来平衡。我自己在普罗旺斯主持一个南方作家中心,每年也颁奖,奖励是听一个星期的免费歌剧。担任大奖评委时我喜欢把奖颁给作家的处女作。我曾入围过法兰西学院文学奖,当时他们认为我的小说写得不错,但因为那是部处女作,所以还是没有颁给我。我个人认为作家的处女作往往最成功,因为此时其创作还没有条条框框来限制。我不想把奖颁给那些已经不出好作品的老手,人们总借口说:虽然这部作品一般,但他过去写过不错的。事实上,那只是安慰奖。
(感谢翻译李丹丹对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