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终归是为了让人幸福

当我们用道德要求他人的时候，容易跟着自己内心的道德理想走高，而暂时忘记具体的道德环境，成为“道德单边主义者”

至少在新时期以来，还没哪一位文化人的名声来得有如文怀沙老人这般戏剧性。一个老人，一个跟他同时代的人差不多都已自然谢世的老人，一个被媒体命名为“国学大师”并正享受着如此尊荣的老人，突然之间，遭到公开的、差不多是一边倒的、“很不堪”的道德谴责。

这就是从2月18日李辉先生发表第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以来的文怀沙的命运。当然，从现在公开的情况看，文在他们那个年代过来的文化圈里，存在着某种层面的“负面口碑”，不过在此以前，这只是口碑，没有成为公共议题而已。

包括李辉先生在内的一些今天比较受人信赖的文化人写出了严厉的文章。似乎一个如此高龄的文化人的自尊心，不在道德的考虑之列。至于网络留言，则“妈的娘的”都来了，让人怀疑这个老头儿如果走到街上去，有可能被愤怒的人们拉去“躲猫猫”。

文怀沙先生的“三宗败德”和“哀善之言”

话说“质疑”，实际李辉的文章对文怀沙是并无“疑”处的，他“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现在公布三个问题或者谴责文怀沙三个败德之事而已。

一是年龄造假。李辉指斥，“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二是本来因“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却宣称是“反对江青”的政治罪入狱 ；三是“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于此，李辉引用其他学者的评论道：“文（怀沙）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有的文法也欠通。”

年龄造假和以不入流的水平冒充大师，是道德问题；第二项是刑事罪名，已经赎过了，可算作过往的道德劣迹；第三项，或许老人因此而获得了过分的现实利益，但暂时也还得以道德论。

文怀沙老人手书了两百字传诸媒体。老人再报了自己的年龄，避开了第二项，对第三项，未作辩驳。仅用两句话概括了他的文化成就。承认“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没有自诩大师。并称此乃“哀善之言”。

这样的回应，如果考虑到一个人的基本尊严，照说也基本过去了。或者，假使我们不把这当成一场文化人的道德追查，而把事情放在面对被捉的小偷或者警察的初审纪录的层面来看，这份交待或许可以勉强得过一次关，使审问可以告一段落的。

可是，相当多的意见是连存疑的耐心都没有。人们根本不满意，或者基本上不听他说什么，继续在“三点”之上“宜将剩勇追穷寇”（一篇报刊文章的标题），更多的，也比较有分量的批评和谴责文章是这以后发表的。

老人把第二项质疑“略过”了，或者说没有否认吧。似乎很少有人觉得，基于人性的原因，这是可以谅解的！设想克林顿先生在白宫为他那档事作证，也是言辞闪烁，语意含糊。要说的话，克先生是纳税人养的公务员，更有义务交待，但美国人并不需要听到他亲口叙述一篇“黄色故事”才肯罢休。而文怀沙先生可不可以说无可奉告呢？何况那种事情一定涉及到另一方的隐私，文怀沙恐怕也不怎么好随便说呢。

另外似乎也需要考虑到：根据李辉的介绍，文怀沙当年因“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还开了“宣判大会”，一年后才正式“拘留”，直到1980年“解除劳教”，算起来是长达18年，而“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正因为如此，人们是不是可以想到，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是什么样的“诈骗、流氓罪”，“宣判大会”算不算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劳教”这种于宪法无据的刑法惩罚十多年，用今天的人文观点来看，是不是值得为这位老人当年的命运报以一声叹息呢？

再就是，在长达18年的“刑期”里，是否有某一小段时间，或者有某种成分的政治因素（即便不是文怀沙自己所说的那样高尚的罪名）。万一是有的话，同样是基于人性弱点，老人晚年只讲政治原因，不把那桩事吊在嘴上，也是好理解的。

第三点是学术。有人说李辉有点过了，批评一个人学问差，用中学教师打比方。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对以学术鸣世的人，在学术上不妨严格一点，再说，李辉是引用别人的评论。看来，老先生不是国学大师，这没有问题。

文怀沙先生或有“错判时事”

文怀沙这一代在1949年以前已经有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的文化人，经过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新中国的洗礼，又得享高龄进入80年代后的新时期，他们这三个阶段的人生，不同特色是明显的。

无论文怀沙生于1910年或是他曾经填写过的1920年、1921年、1922年，从他在1949年以前的社会活动来说，他当时应该算是文化人了（据《风雨50年》载，1945年2月22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当时的文化名流《对时局进言》，有文怀沙的签名）。而当时的文化人的生活，是“前卫”的！具体地说，像文怀沙那种开口闭口谈女人的德性，并不至于不见容于时事。看看当时的文化人的生活，特别地，就看那一批《对时局进言》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生活，就是证明。

而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是需要“夹起尾巴做人”的，个人生活的放浪形骸固然是政治问题，守口不紧当然也是危险备至。很多同文怀沙一样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都不得不“适应新社会”。如果政治跟得紧，地位到了一定的高度，或许可以掩盖一些在性道德上的“突出”，而从目前流传的故事来看，我们或许可以称怀沙“秉性难移”。然而，谁也不能保证，文怀沙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突出”到无人比肩。

最突出的是，这位老人家长寿。顺便说一句，如果他真的生于1910年，以他今天的健康状况，应该说他的生命是一个奇迹。这个天赋异禀的人活到21世纪的前后，似乎有一种“回到解放前的感觉”。他又开始放谈女人。当然，岁月历练了他，他现在表述的女人观也许比过去“更哲学”。反正今天的人们赞赏他的观念。假定他说得真诚，你可以认为他是在把女人当宗教。凤凰卫视最漂亮的女记者问他，假如你是李后主，你会选择江山还是美人，他接口道，我就要你这样的微笑！

可是，他想错了。他没有回到解放前。正当他享受“天气晚来晴”的好时光，他的性道德的旧账被拎出来。尽管我们仍然不知道真实的细节如何。

然而，他的现任妻子（在这次“道德危机”之前）说过，60年前的一个3月，有一个女子因为跟他的爱情遭受了家庭凌辱而自杀，此后的每年3月3日，他都要闭门一天，坚持了60年。他的妻子赞美他是一个真情的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但无论如何，性道德只是一个人的一方面。另外，在世俗的意义上，这个身体奇好的高龄老人爱热闹，怕寂寞。他谈生活，谈文化，爱逞口才，有时牛皮可能吹得大了一点。可是，我们到今天为止，也只知道他传说中的一些私生活上的典故。此外，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糊涂虫，或是势利者，是失败者，还是获利者，都缺少依据。

不过，说他是一个文化人，应该不错的。即便他从来没有认真从事过学问，从他的智商和记心，以及他的漫长的人生阅历和社会活动来说，他的内心应该也藏有丘壑。事实上，他现在还是出口成章、语出有典的。

至于“国学大师”等雅号，考虑到今天的社会环境，或许多少有点“形势所迫”的成分！有记者证实：2007年9月，在杭州出席活动，主办方以“国学大师”介绍，他声明了“我不是国学大师”，他说这是别人替他打的广告，但“这跟雀巢咖啡似的，虽然有名，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咖啡”。他说“不是能背个四书五经，就是国学大师了。200年前，随便找个教书先生都会背的”。

或许商业的诱惑难以抵挡，以致有时老人也自诩过？不过，考虑到道德是一个与同时代人相比照而存在的公用标尺，就凭着上面那个表态，在这一关上大致就可以让老人及格了，因为这表明老人还是明白的。

当我们用道德要求他人的时候，容易跟着自己内心的道德理想走高，而暂时忘记具体的道德环境，成为“道德单边主义者”。到这时，道德就会给人带去多余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