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与《傅雷家书》的出版

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约拍摄于1937年。（资料图/图）

火车上的偶遇

1979年4月下旬，74岁的楼适夷专程去上海，参加由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办的为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

傅雷1908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字怒安，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丹纳、罗丹等的作品。楼适夷生于1905年，是浙江余姚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也是作家和翻译家，出版小说、散文、诗和译作多种。他和傅雷是老朋友，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他孤身一人，常常住在傅雷家里，像他们的家人一样。

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楼适夷偶遇范用。当时，《读书》杂志创刊号刚刚出版，范用是到上海参加研讨会，听取文化界意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在一幢楼里办公，他们也是老熟人了。一路上，楼适夷谈起傅雷和他的一家人，谈傅雷的作品，谈傅雷的性格、人品，也谈他如何教育两个儿子，谈他和夫人自杀离世的过程。范用早在抗战时期就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为这部小说表现的人道主义所感染，同时对译者傅雷也产生一种敬仰之情。

楼适夷谈到1957年的春末，他利用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多年以前那样，留宿在傅雷的家里，联床夜话。傅雷跟他聊正在欧洲学习钢琴的儿子傅聪，并找出儿子寄来的家信给楼适夷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尚未发出的一封长信，叫楼适夷一读。楼适夷跟范用说，他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给他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深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二十多年还记忆犹新。可是在那以后不久，傅雷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接着消息传来，在波兰留学的傅聪，突然出走去了英国。按当时的规定，国家派你留学，学成后必须回来，这样私自出走，而且去了西方国家，性质很严重。这次傅聪回来为父亲安葬，是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才同意的。

范用与傅聪（图左）。（作者供图/图）

听了楼适夷先生的介绍，范用对傅雷与傅聪的通信产生极大兴趣。楼适夷告诉他：“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这位领导就是石西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主持过《辞海》出版，还做过国家出版局局长，范用也熟识的。

据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说，父母生前十分珍视这些家书，每一封都由母亲抄录留底，哥哥的来信也由母亲编号，按内容分门别类，整理成册。当年，傅敏在北京上大学，每逢寒假回家，便津津有味地读母亲整理好的家书。可惜后来这些家书都被抄走，1979年退回的物品中只意外发现母亲抄录的父亲给傅敏的两封信，其他信荡然无存。

幸运的是，在上海见到傅聪，楼适夷谈到那些年里，傅雷“给傅聪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的家书”时，傅聪告诉他，原件现在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