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观众每笑一次，就是我争取人与人平等的一次胜利
编者按：
对于惹人喜爱的老艺术家们，我们常常怀着“这老家伙只要还能出作品就行”的宽容与善意，毕竟极少有艺术家的创造力跟年龄增长成正比。陈佩斯却是一个偏差值：电影，小品，再到话剧，一次比一次更接近经典，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他的话剧《惊梦》巡演到了第三轮。在一场又一场结结实实的演出中，《惊梦》成为近十年来最受好评的原创话剧。2022年10月，上海第二轮巡演时，我感到现场爆发出的掌声与欢呼，甚至带着丝丝愤慨。
故事说的是解放战争背景下，一个昆曲戏班的生死命运，以及两军背道相驰的选择，幽默又悲凉，大气也婉转。戏中的悲悯与厚重，总让人觉得这“应当”来自北京人艺这样有着光荣传统的大机构，而非陈佩斯这个“个体户”——出品方大道文化正是由陈佩斯创立的。自从1990年代初成立中国最早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企业后，陈佩斯便自称“文化个体户”。
如果以豆瓣评分为参考——《惊梦》的执行导演陈大愚不大看豆瓣，他觉得那些用户样本太小太局限，评价再高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喜欢而已——国内话剧的前三甲分别是北京人艺的《茶馆》（9.4分），《惊梦》(9.3分）、《戏台》（9.2分）。其中，《惊梦》《戏台》，皆出自陈佩斯与毓钺的合作，一个导演、主演，一个编剧。
面对陈佩斯这位从业45年的老艺术家，我们尝试探究他如何能够佳作不断。
年轻的戏剧人或许会说：“那是因为他是陈佩斯，他经历过好时代，他有家底，他能不管不顾。”
陈佩斯当然自知，他说自己的成就源于时代的垂青。除此之外，他总有好搭档：演员朱时茂、导演王好为、摄影赵小丁，和编剧毓钺。他还有一位被称为表演艺术家的父亲陈强，和一位与他在喜剧路上同行的儿子陈大愚。
但陈佩斯最难得之处，正在于他屡屡转身，离开这些幸运，与所谓的“潮流”背向而行。他曾被时代垂青，却主动跨过当下，一步一阶向他坚信的艺术南天门走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杨静茹
陈佩斯、陈大愚父子在院子里撸榆钱
撸榆钱
2023年，北京人吃榆钱花的最佳日期是4月3日，鲜嫩清甜。早一日花骨朵还未舒展，晚一日便会雨后疯长，老如菜叶。
陈佩斯在这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地点在他的大道戏剧谷，面朝温榆河，背靠孙河郊野公园。但这天他更重要的事情是摘榆钱。榆钱树高大，陈大愚踩着梯子撸高处，陈佩斯摘低处。父子俩撸了三棵榆钱树的垂枝，引来邻居围观。
“就现在，明天就不行了。”陈佩斯对邻居说，“梯子给你们，你们也弄点。”他招呼陈大愚停手，又说，“分给客人一点。”
“嗐，人（家）不会吃这个。”陈大愚看了我一眼。他已知我不稼不穑，便在撸榆钱时向我科普了榆钱花和榆树皮分别怎么吃，还绘声绘色地说了小时候捡银杏的故事，说他满书包都是臭银杏味。
这天之前，我断没想到陈佩斯父子这般好聊。采访前，我见过陈佩斯两次。一次在演出后台，陈佩斯瞥见了走道拐角处的我，立刻要工作人员请我离开。我并非贸然闯入，而是在早前得到了剧组的允许，还挂上了工牌，但陈佩斯见到外人，便觉不妥。他后来在采访里同我解释，演出前有外人在，或有演员心不定，心思多了，演出状态就会起变化。
另一次则是我在大道戏剧谷的办公室里看内部视频资料时，陈佩斯捧着保温杯路过，瞄了我一眼。他胡子、眉毛都白了，身上泛出毛边的深蓝色帽衫，曾出现在两年前的视频采访里，也出现在大愚拍的短视频里。他对物质世界颇为钝感，老搭档朱时茂曾对媒体说：“陈佩斯有时候太不讲究了，一双布鞋穿五年，一双袜子能洗了再洗，露趾头了，还能再穿，很朴素，很艰苦朴素。”
这两次短暂的打照面，让我有些紧张。我担心他接受采访只是为了配合《惊梦》的第三轮巡演，其实内心里并不乐意。毕竟，过往关于陈佩斯的报道都有着拒人千里的标题：《事了拂衣去》、《陈佩斯：我经得住检验》以及《严肃男人陈佩斯》。
采访伊始，陈佩斯刚坐下却又突然起身，去搬了张长桌横在我们之间。“换个大桌子，你写东西方便，”他说。
我突然想起12年前，有位记者写自己与陈佩斯的碰面，似乎也是这样：“他常用这种眼光斜视看人，在排练的时候突然朝我投来一瞥，吃饭的时候不经意盯我一下，甚至当我们并排走在路上他朝我说话时，也是这种眼神。起初我觉得那有点轻视的意思，后来渐渐察觉他只是在偷偷观察，并无他意，甚至是带点好意。”
大道戏剧谷的工作人员、他的老友，还有陈大愚都说，陈佩斯好说话，凡事都能商量着来，听人劝。
但他一定有执拗的时候，就像他戏中的人物那样。
硬逻辑
陈佩斯在我眼前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叫我清醒点。“你糊涂了，”他说，“逻辑关系是为了活命，才有后面的故事。”
他也糊涂过。筹备《惊梦》的剧本时，他以为故事里最大的事儿是新旧文化更替，是昆曲班子学唱新戏的波折。真到排练演出来，他感到这新旧文化冲突却是最弱的驱动力。
“最重的是命，是活命。”他说，“唱新戏并不是最重的，因为并不能因此生发出一连串的情节。是他们因为要活命，去寻找生路，才找到了新戏，是为了保住性命才答应唱山歌北曲，童孝璋（老班主）也不知道新戏是什么，接到手发现，完了，寸步难行，可不得了。”
“作为一个唱戏的人，你吃了人家的粮食，那人家点什么戏你就要唱什么戏，这是硬逻辑。”毓钺说。
陈佩斯经历过吃不饱。1969年，15岁的陈佩斯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饿到每天脑子里都没有别的事，就是想什么能吃。”他咽了下口水继续说，“因为（每月）45斤粮食又没有副食，又是强体力劳动，每天根本不够。有时候女生省下一点，还给男生，一个班帮助一个班，就那么互相帮助一点。我们（男生）在脱坯的时候，多帮她脱几块。”
年轻的陈佩斯在内蒙古沙漠地区接受了爱的教育。春耕拉犁，牲口少，主要靠人。农地是胶泥土和沙子混成，一头牛都破不开土，得一头牛加两个年轻人拉偏套。没有牛的时候，四个小伙在前拽，麻绳勒破肩膀，腰弯到脸贴地，汗透衣衫，往肚里灌水，再出汗。没人偷懒，因为多出一分力，就是对别人的一分爱，得靠大家一起拼命才能完成。
“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一个人活不成，人人都互相帮助，必须一群人共同去完成目标，一点点活下来。”陈佩斯说，“所以那种人性的光辉，我也沐浴过。而且在那里头，把我们打造成特别的好人，离开那儿以后，你见不到那么多好的人。”
1973年，陈佩斯返回北京。他听不惯空话假话套话，看不惯口不对心说废话的人。四十多年后，有人问他，你是不是一直都没适应？他不置可否。
“你会对人失去信心吗？”我们问他。
“不会，因为我看过好的。”他斩钉截铁回答，“这么多年苦难的生活历练之后，当我们都成了一群很好的人，我发现那种善良的东西，是最有力量的。”
所以尽管《惊梦》是个真正的悲剧，陈佩斯却在严肃地、有分寸地、一环扣一环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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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