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打根，不望乡丨云端

沙巴山打根镇的空中全景。 （IC photo/图）

知道世界上有“山打根”这个地方，是在似已遥远的1978年秋天。

那年夏天，个人命运倏然转折，通过刚刚恢复的高考，离开皖南农村回到久违的上海。而1974年11月在日本首映的电影《望乡》，1977年由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配音，隔年秋天在中国上映。可以想象，这部电影是怎样震撼了从“文革”年代脱离不久的我们。忘了是和谁一起看了《望乡》，只知道我们的父母辈和我们这一代，身边几乎所有人都看过《望乡》，记住了“山打根八号娼馆”，明治初期开始九州天草地区贫困少女异乡卖身的悲惨，记住了影片末尾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的妓女墓碑隔着海水背朝日本家乡方向。透不过气来的氛围里，“山打根”这个地名深深楔进脑海，一生再无法抹去。

山打根究竟在哪里？那时对婆罗洲、东马、沙巴，当然全无概念，这地名只朦胧地浮悬在“南洋”某处海边，而“南洋”又在何方呢，没人哪怕去查一下地图。十年，失去的无法计算，要补回的太多太多，没人探究婆罗洲何在，虽然依稀知道，比起欧美西方，南洋应该地理上更靠近我们。然而，只要一提起《望乡》，提起洋溢知性美的女主角栗原小卷，不管何时何地，每个人都会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山打根八号”。有时，这是不约而同喊出来的。

《望乡》这部电影当时在中国大陆的“热度”，甚至可以在巴金的《随想录》中看到。巴金倾尽人生经验写下的《随想录》，头两篇竟然都在谈论《望乡》。

写于1978年12月1日的《谈〈望乡〉》，开头就说：“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

喜欢这部电影的巴金为之流泪，但不愿多看，“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

1979年1月2日巴金又写《再谈〈望乡〉》，记叙与戏剧家好友曹禺如何讨论《望乡》。他对剧组在南洋拍摄时不惜吃苦，对田中绢代为把阿崎婆演得逼真，用麻绳捆绑自己的手，栗原小卷扮演的女学者三谷圭子“深入生活”打动对方，最终爱上这位苦难老人，都由衷赞叹，“看完《望乡》以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

《望乡》的上映和在中国激起的反响，可说是个文化事件，它的影响和启示是多方面的，巴金先生两篇文章，折射出当时社会热议的焦点和这位大作家的诚挚，留下时代刻痕。

电影《望乡》是根据日本女作家、女性史研究者山崎朋子1970年代初问世的纪实文学改编。如果你看过《山打根八号娼馆》和续篇《山打根的墓》，一定会对她在整个天草群岛都视为耻辱和禁忌，艰辛到难以想象的“南洋姐”田野调查钦佩不已。这几天夜里重读这两本书，感叹着巴金的感叹，心里不断说：太了不起了。也发现1997年4月，山崎朋子为其著作中文版写的前言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写这篇前言的十几年前，山崎朋子曾在上海采访，想以1932年“一二八事变”，也即日军登陆上海的事件为题材写报告文学。在日军曾犯下暴行的纺织厂里她见到了当年的女工，询问日军入侵时的情形。已垂垂老矣的女工们得知来访者是日本人，都不太愿意配合，她们面无表情，只出于礼貌谈了些当时感受。戏剧性的情景发生了，“有一天当我的女翻译向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