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60年】“波伏瓦写女人的条件，我写女人的才华”——专访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前，坐在同济大学中法学院2楼报告厅主席台上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因为身体后倾，突然摔倒在地。68岁的她在主持人高宣扬教授的帮助下，从地上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再次坐下。

1941年出生于保加利亚东部小镇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1966年在保加利亚读完大学，根据父母的意愿，逃离集权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作为法保文化协定的公派留学生来到法国。克里斯蒂娃原来准备完成新小说论文，就回保加利亚。可是在遇到罗兰·巴特以后，她认识了菲利普·索列尔斯，并进入了《戴格尔》（Tel Quel）杂志的学术圈子，那里有福柯、德里达等一大批法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作为学生的克里斯蒂娃对罗兰·巴特充满了崇拜和爱慕之情。在《武士》中她写道：“这样充满魅力的男人的声音，还没有听到过啊！我快要爱上他了。”她后来为巴特去世写了《巴特的声音》一文：“脆弱而又沉稳的声响，充满讽刺、似唱歌一样的声音曲线，虽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轻快的声音……”

1972年，作为《戴格尔》杂志的一员，刚刚从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丈夫菲利普·索列尔斯以及罗兰·巴特等人，应刚刚加入联合国不久的中国政府邀请，作为第一批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造访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

那次旅行的经历并不愉快。回到法国后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写了本名为《中国妇女》的书。在那本书里，她记录了她看到的中国：“我们碰到的中国，正处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女人和青年人都被推入对党的旧机构的批判运动中去……轻视个人和集体自由的残留的苏联模式以及刻板的官方言论，不仅使我的调查无法深化，也使得我泄气，放弃了学习中文。”

2009年2月，受法国外交部、文化部的委托，为了解法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身为法国政府顾问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中法关系因为去年以来的奥运圣火传递和西藏问题而陷入低谷的时期造访中国。

37年后，北京和上海街头的变化留给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印象是：“许多城市涌现出摩天大厦，耸立在原本是街头小巷和苏俄式廉租房的地头上，取代从前统一穿灰蓝色衣服的人民群众，是艳丽多姿和面对全球化挑战充满自信、无所畏惧的人们。”

今年是波伏瓦的《第二性》出版60周年，作为二战后法国女性主义思潮在当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朱丽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