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俊武：应对老龄化要结合对年轻人压力的疏解

3月22日，山东省沂源县燕崖镇计宝峪村，居民在街道边休息（新华社/图）

1970年，《论老年》出版。62岁的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书中写道，“没有什么比老年更确定会到来，但也没有什么比老年让我们更没准备。”

“没准备”的不只是个体。近半个世纪过去，当生育高峰不再，彼时的“婴儿潮”叠加当下的“少子化”，正推动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不再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像波伏娃当年所形容的那样“蓄意忽视”老年问题。人们避无可避。

2014年9月，日本NHK特别节目将视线投向了超老龄社会背景下面临生活和社会福利窘境的老人。在由电视节目改编的《老后破产》一书中，节目组写道，“日本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时代，只要认真工作就会有回报。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坚信，只要认真工作，晚年生活就会高枕无忧。今天的老人们，当时都是这样确信无疑的吧。但是，超老龄社会已然到来，且日益走向小家庭化，日本社会已经进入了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独居老人以百万人为单位不断地急剧增长，导致以家族支撑为前提的社会保障制度功能失调。在如此背景下，‘老后破产’的现象正在蔓延。控制社会保障支出已经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养老金支付额度正在分阶段降低……但另一方面，消费税、护理保险费等也在不断上涨。”

2022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29.1%，为全球最高。在“收入减少”而“负担增加”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政府也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局面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日本的当下给了同样处在衰老快车道上的国家警醒与启示。

长寿本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为什么在当下的诸多语境中，长寿反被视作烦恼和负担？从长寿到健康、自主且有意义的长寿，还要迈过多深的沟壑？养老金缺口、延迟退休、就业困难、年龄歧视、婚育焦虑……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常常交织，在老龄化这个共同的出口汇聚和放大。“遥远的不安”正变得愈发具体而迫近。

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4.9%。我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并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国家卫健委2022年9月发布的预测数据，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30%，届时中国将迈向重度老龄化。

在学者党俊武看来，长期以来，人类的经济思维定式、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都构筑于年轻型社会和成年型社会的状态之上，而当我们加速进入老龄社会，就会倒逼现代化的重塑。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只在于规模和速度，更重要的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这种错位和滞后导致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但另一方面，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所说的，经济永远在发明自身，永远在利用机会创造可能性。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产业潜力最大的市场，预计2050年的产值将突破届时GDP的三分之一以上。

党俊武是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秘书组副组长。在新出版的《老龄经济：长寿时代的新经济与产业发展模式》（以下简称《老龄经济》）一书中，他主张不要单从老年人口增多这一狭隘维度看经济，这样不仅难以发现老龄社会到来隐含的系统性风险，也难以发现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近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党俊武，探讨了身处中国这